楼宇烈:发扬人文精神,重视自我修养——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 次 更新时间:2022-12-06 19: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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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 (进入专栏)  

  

   一

   今年是孔子诞辰2550周年纪念,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两千多年来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对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树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国的周边邻国,东亚地区,乃至欧美西方世界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由传统农耕社会向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在绝大多数社会改革家和进步思想家的头脑里,都把孔子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政治理念、伦理观念看作是阻碍社会改革、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此,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对孔子儒家学说,发起了一次又一次,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的社会性的批判运动。

   从变法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的批判,应当说都是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没有这种冲击,中国社会的向近现代转化可能要困难得多。然而,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从变法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的批判带有严重的偏激情绪和全盘否定的倾向,而这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传统伦理的否定式思维方式,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不能客观公允地从正面来议论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以后,否定一切的思维方式得到了纠正。不少知识界人士对于近百年来我们民族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的偏激情绪和偏面态度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检讨。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伦理,包括儒家伦理在内,大多数人开始能用比较客观、公允的态度去进行分析研究。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来,当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和伦理价值观念随着涌进来以后,人们一方面深感其与本土国情民俗甚多相违之处,不当任其自由泛滥;但另一方面又困于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价值观的长期被自我否定,难以理直气壮地去面对和回应西方伦理价值观的挑战。这一历史的和现实的严酷教训,终于使人们有所醒悟而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不应全盘否定,继承与发扬其中的优秀部分,对于建设现代中国新文化和现代伦理价值观是极其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传统文化是建设和发展现代文化的根基,现代伦理价值观应当在与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整合中确立。

   九十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各部门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关怀,社会上广大群众对传统美德的表扬和召唤,教育界、理论界乃至许多企事业管理部门,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热烈讨论等等。这一切都表明,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在新的视角下受到了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关注与重视。我个人认为,现阶段是我国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问题最正常的时期。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如经过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批判,扬弃其封建性的糟粕,那么还是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可以为现代社会、现代人所借鉴,为现代文明的建设服务。这里我仅想就孔子儒学中的人文精神与自我修养两个方面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鲜明的人文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的确立,是与孔子儒学的大力倡导、弘扬是分不开的。所谓人文精神,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根本,不为神役,不为物役,通过礼乐伦理教化,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的和谐。

   在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孝经》中则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生),人为贵。”正是有见于此,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为,人虽是天地所生万物之一,然可与天地并列为三。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能参。”(《荀子·天论》)这里的“参”字就是“叁(三)”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以其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因而与天地并列为三。而在天地人三者中,人是处于一种能动的、主动的地位。从生养人与万物来讲,当然天地是其根本,然而从治理人与万物来讲,则人是能动的,操有主动权。就这方面说,人在天地万物之中可说是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因此,无论在对自然的治理方面,还是在对社会的治理方面,主动权都在人自身,而不应当听命于神。

   孔子认为,自然界的运行是无意志的。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荀子更明确宣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则天不能祸。”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理物而勿失之”的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儒家认为,人在治理和改造自然,必须要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和能力,但绝不能是人的随意逞能,而是要“顺自然”、“不违天时”,即必须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儒家把大禹治水的智慧看成是“顺自然”治理自然的典范,孟子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极有启迪的。他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孟子·离娄下》)朱熹非常赞赏孟子的这一论述,他的注释发挥了孟子的思想,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孟子这段话的精义之所在。他说:“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未尝以私智穿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润下之性而不为害也。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四书章句集注》)在这样的治理自然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

   在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亡问题上,周初人已认识到其关键在于人,而不在于神。他们总结夏、商两代的兴亡,认为其兴是由于有德和得民,而其亡则在于失德和失民。由此他们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的道理,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行为准则。这里的“天”有祖先神、天命等含义,然如果结合当时流行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的说法,则“以德配天”的观念中,无疑地其伦理道德的因素大大超过了其宗教的色彩。相传,春秋初管仲更直接了当地对齐桓公说:“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说苑》卷三《建本》)

   因此,人事急于神事,民意重于神意的观念深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历代圣贤、明君无时不以为诫的教训。《礼记·表记》中尝借孔子之口,比较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不同特色,其中在述及周文化特色时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周文化这一近人而远鬼神的特色影响深远,以至当季路向孔子问“事鬼神”之事时,孔子相当严厉地斥责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而当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又表示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务民之义”是“人有其治”的具体体现,人之治如果搞不好,鬼神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说,只有懂得近人而远鬼神,把人事放在第一位,切实做好它,才能称之为“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中,把建设好政权看得比崇拜神权更重的文化上的根源。

   三

   孔子儒家学说中不为物役的人文精神,则大量地体现在他们有关心性道德修养的理论中。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注重并强调心性道德修养,这是与中国历代圣贤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密切有关的。荀子在论及人“最为天下贵”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这里,荀子把天下万物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无生命的水火,一类是有生命而无识知的草木,一类是有生命也有识知的禽兽,最后一类就是不仅有生有知而更是有义的人类。“义”是指遵循一定伦理原则的行为规范,“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荀子·强国》)。这就是人类与其他万物,特别是动物(禽兽)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荀子的这一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绝大部分的圣贤都持这样的观点,即把是否具有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看作人的本质,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孟子也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那不同于禽兽的一点点,就是人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情。孔子在回答子游问孝时尝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孟子则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

   孔、孟的这两段论述都是强调,只有具有自觉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情,才能把人的行为与禽兽的行为区别开来。对此,荀子更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荀子·非相》)

   既然明于伦理和只求物欲满足是人与禽兽区别的根本标志,所以对于人的伦理与物欲的关系问题,一直成为中国儒家和传统哲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学说中,把人格的确立(以区别于禽兽)和提升(以区别于一般人)放在第一位,而且把伦理观念、道德规范的教育和养成看作是一切教育之基础的根源之所在。

   在中国历代圣贤的心目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伦理与物欲的关系问题是确立人格和提升人格的关键。对于这一问题,在儒家学说中大致是从三个层次来进行探讨的。一是理论层次,讨论“理”“欲”问题;一是实践层次,讨论“义”“利”问题;一是修养(教育)层次,讨论“役物”“物役”问题。概括地讲,在理论上以“以理制欲”、“欲需合理”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存理灭欲”说;在实践上以“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说;在修养上则概以“役物”为尚,即做物欲的主人,而蔑视“物役”,即沦为物欲的奴隶。

   人不应当“役于神”,更不应当“役于物”,人应当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家学说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则恐怕主要是有见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那种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的人文精神,以之抵御日益泛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这大概也就是中国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为什么还值得人们在今日来认真研究和发扬一翻的理由吧!

   四

   近年来,人们对儒家伦理学说中的心性修养理论、家庭孝悌之道、仁爱待人之心、见利思义之理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大部分意见认为,儒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论述,对于纠正我们当前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很有启发的,应当积极继承与发扬,并通过新的、通俗的阐发,普及到广大民众中去。

儒家的心性修养学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批判旧道德的重点内容之一。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随同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严厉批判,儒家心性修养之说更被视为所谓培养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理论和方法而遭到彻底地否定。不仅如此,由于指控刘少奇所提倡的“修养论”是要引导人们做“驯服工具”,是要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修正主义的苗子,于是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相当普遍地把讲传统儒家心性修养看成是一种可怕可恶的“修养经”而加以排斥和否定。所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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