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锡良:中国语言学现代化的一代宗师——王力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2 次 更新时间:2023-01-25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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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锡良  


中国的语言研究是源远流长的。先秦典籍中的“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皿虫为蛊”,大概可以算作词汇、语义研究的滥觞;《公羊传》中的“六鹢退飞过宋都”、“陨石于宋五”,不失为是语法词序的讨论。不过它们都还只是零散的片言只语。汉代对汉语的研究有重大发展,出现了《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四部名著,被统称为小学;魏晋以后小学分成了文字、音韵、训诂三科,它们为读经服务,被看成经学的附庸。清代是小学的极盛时代,文字、音韵、训诂成果非常丰富,段、王之学登上了乾嘉学派的顶峰,被看做学术皇冠上的明珠。原来的经学附庸已经蔚为大国,堪称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全面发展时期。

20世纪是中国语言学更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语言学中西结合,也即中国语言学现代化的伟大时代。清末随着变法维新、西学东渐的浪潮,切音字运动在知识界盛行,《马氏文通》(1898)的出版更是语言学领域现代化的最初成果;其后,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新中国建立,中国语言学现代化的进程日益迅速。王力先生(1900—1986)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的学术道路是随着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而展开的,为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开拓、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晚清的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都是被迫西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进程。它在语言学领域反映为两个方面:一是切音字运动的兴起,二是语法学从训诂学中分化出来。它们都是从教育救国、迅速提高国民素质出发的。

王力先生1900年8月10日出生在广西博白一个书香之家。7岁进私塾,11岁到县高小就读。父亲中过晚清秀才,不善理财,家道日益衰落;因此先生14岁高小毕业,就只得辍学。他17岁开始教私塾,在一个学生家中看到14箱搁置的书籍,得到主人慷慨允诺让先生搬回家中;先生精读博览,充实了国学基础,提高了写作技能。1921年被聘为高小教员,1924年更得到该校校长和年长同事的鼓励和资助,赴外地深造。先生辗转到了上海,考上了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1925年转国民大学本科。在两年大学期间,先生发表过短篇小说,认真研读过《马氏文通》,对先秦诸子也做过一些研究,写了一本《老子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应该说,这时先生还在学术道路的十字路口;1926年考进清华国学研究院,才打开了先生走上语言学道路的大门。在清华他听了梁启超主讲的中国通史,王国维主讲的《诗经》、《尚书》和训诂学,陈寅恪主讲的佛教文学和赵元任先生主讲的音韵学。这不但让先生拓宽了知识面,改革了知识结构,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名师那里学到了许多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经验,提高了自己的学术素质。四位名师中对先生影响最大的是赵元任先生。王先生在上海读书时对语言学就有过一些研究,听了赵元任先生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讲授音韵学后,茅塞顿开,于是确定了自己的学术道路,成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一、二两届研究班中唯一专攻语言学的学生。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习期限一般是一年,也可延长至二、三年。先生决定读一年,学习半年后开始写毕业论文,题目定为《中国古文法》,这是他在上海读书时已经有所准备的研究课题。开始准备写成一本书,分两卷共十章,时间不够,只写了头两章《总略》和《词之分类》就送交了导师梁启超和赵元任先生。梁启超给了一个评价很高的总评:“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思快睹。”眉批还有:“卓识”;“所论二特性,真足开拓千古,推倒一时”。全是褒奖、鼓励。赵先生正好相反,用铅笔写了十一条眉批,专挑论文的毛病。例如:“求真、致用两事万不可混。”又如,论文第一章有一条“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赵先生眉批:“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有、无”二字下还加上重点号。这是对论文提出的严厉批评。梁启超的评语意在鼓励作者创新,赵先生的眉批重在要求作者务实。作者后来曾说:“有了名师的指点,我懂得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并把赵先生的批语“言有易,言无难”奉为座右铭。除毕业论文外,王先生1926年还发表了《文话平议》,其后两年又发表了《谐声说》、《浊音上声变化说》、《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两粤音说》四篇论文。从这些成果看,王先生一进入学术领域,就投身到了语言学研究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跟随在学术界前辈名师之后,站在语法研究、音韵研究的学术前沿。

王先生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在赵元任先生的指点、鼓励下,决定自费去巴黎深造。他只学了一个月法语,刚学会发音,就千方百计地筹措路费,在1927年冬离开北平,从上海乘法国邮轮经印尼(筹措学费)转赴巴黎。到了巴黎后,他从一句法语都不会讲,靠用手势交流,只在法语补习学校学习半年,就把法语过关了,不仅能听、能讲、能写,还能阅读法文报刊和文艺作品。这除了说明先生学习法语的方法正确、学习刻苦勤奋外,也足见先生的语言天赋远非一般。1928年秋进入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他听了房德里耶斯讲授的普通语言学,系统学习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广泛接触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法国巴黎大学是西方语言学的重镇,当时西方盛行的是青年语法学派和法兰西学派,房德里耶斯是其主要代表。青年语法学派重视语言的心理、生理要素,强调语言演变规律和类推作用。法兰西学派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也强调语言的心理作用,被称作语言学中的社会心理学派。王先生浸融在巴黎大学这种语言理论环境之中,培养了深厚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修养,为后来进行中国语言学各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里还需提到一点,在留法期间,先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翻译法国文艺作品来挣钱维持留学费用;译文得到当时任商务编辑的叶绍钧(圣陶)先生的赞赏、扶掖,1929年出版了《女王的水土》(小说,莫洛亚著)、1931年出版了《少女的梦》(小说,纪德)和《半上流社会》(剧本,小仲马著)等译著,从而渡过了经济难关,完成了留学计划。当他考虑博士论文时,原拟继续完成《中国古文法》,经中国学院院长格拉奈建议,改做实验语音学方面的论文,题目确定为《博白方音实验录》。这一变动促使他进一步加深对实验语音学的掌握,还自学了生物学、物理学,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知识结构。论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翔实地描写了他家乡话的语音系统,发现博白方音是汉语方言中调类最多的一种。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法文)1931年完稿并出版,1932年通过答辩,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顾王先生的学习历程,可以看出,在语言学界恐怕很难找出几个中学、西学修养都能与王先生相比的学者。

王力先生1932年从巴黎学成回国,秋季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普通语言学和中国音韵学。他因急于还清留学期间的债务,头两年的课余时间全部用于翻译法文文艺作品;1934年出版的译著就有11种之多,成了颇有名气的翻译家。这种状况影响了学术研究成果,王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放弃翻译工作,决心结合教学搞好科研。首先把上课所用的讲义《音韵学概要》整理、扩充,编写成《中国音韵学》(50年代再版,改名《汉语音韵学》),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一起被收入“大学丛书”。这是王先生出版的首部语言学专著,它用现代语音学知识、理念,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传统音韵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古音、今音、等韵、北音和现代音,用经过精选、包括古今中外的丰富参考资料,“把汉语音韵学的略史写出来”(李方桂《序》语)了,还第一个介绍了高本汉的上古音系和中古音系的拟音系统。出版至今七十多年,一直是音韵学初学者和研究者的必备读物。在此期间,王先生还发表了多篇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语法、音韵论文,如《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中国文法中的系词》(1937)、《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6)、《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古韵分部异同考》(1937)等;另外还出版普及性的著作一种《江浙人学习国语法》(1936,50年代再版改为《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论文八篇,如《汉字改革的理论与实际》(1936)、《双声叠韵的应用及其流弊》(1937)等。据此,抗战前王先生在清华任教,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在音韵学方面,开始重新注意语法研究,并对汉字改革、学习普通话等语文现代化运动有所关注。这是与语言学现代化潮流密切联系的。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迁到昆明,与南开大学合建为西南联合大学,联大中文系成了抗战时期中国语言学的教学、研究中心。王先生在联大中文系教语言学概论、中国现代语法、诗律学等课程。这时语言学研究活跃的分支学科首推现代汉语语法和汉语方言调查:前文提到,王先生抗战前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两篇语法论文:前者清算了语法学界模仿比附的研究方法,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文法革新的宣言书;后者是严格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史第一篇论文,论证了系词的发展历史,并揭示了汉语句子不一定需要动词的特点。陈望道(1890—1977)、方光焘(1898—1964)等人40年代初期在上海进行了关于文法革新的讨论,出版了《中国文法革新论丛》(1943),开创了集体讨论语法学术的新风。不过真正努力揭示汉语特点,首先建立起新语法体系成果的还是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讲义《中国现代语法》(1938)。我们知道,抗战爆发,王先生“轻装南下”,“在长沙买得一部《红楼梦》,寝馈其中,才看见了许多从未看见的语法事实。于是开始写一部《中国现代语法》,凡三易其稿。二十七年秋……始将此稿印为讲义。”后来,“又相信闻一多先生的话,把它分为两部书,一部专谈规律,一部专谈理论,相辅相成”,于是“另行排比,重加修改”(《自序》);1939年冬完成了两部书的上册,1942年夏才完成两书的下册。至此,《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1945)才交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册出版。吕叔湘先生也说过:“抗日战争初期,王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课,讲授‘中国现代语法’。那时我也在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教英语。1939年暑假后,系里给我加了一门‘中国文法’,那时候王先生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我借来一份参考。”(《悼念王力教授》,载《人民日报》1986年5月16日)可见王先生1938年的《中国现代语法》讲义在学术界已经深有影响。因此王力先生不仅是吹响文法革新号角的号手,也是实践文法革新取得突出成绩的第一人。

《语法》和《理论》是孪生的姊妹篇,还有为开明书店编写的《中国语法纲要》(1946)是两书的简编本。这些著作在发掘汉语语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创见:(一)根据汉语的特点,把句子分成判断句、描写句、叙述句三类,而不是模仿西方传统语法分成名句和动句两类。(二)最先提出“句子形式”和“谓语形式”概念,以利于分析汉语的复杂句子结构。(三)从汉语的特点出发,撇开传统说法,采取新的角度来分析汉语的句子格式,根据谓语形式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关系,划分出“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紧缩式”等多种汉语特有的格式。这是王先生语法体系中最富创造性的部分,大多被后来的语法论著所沿用或吸收,影响深远。(四)在分析字、词、词组时,提出运用插入法。(五)在讨论词组、句子形式和特殊句式时,在多个问题的分析中运用了“转换法”。例如,他说:“依原则说,一切连系都可以转为组合,如‘鸟飞’可转为‘飞鸟’,‘国大’可转为‘大国’。”(《王力文集》一卷第42页,下同)又说:“依现代中国人的语像,‘我叫他马上来’是‘我叫他’和‘他马上就来’的结合。”(一卷,第135页)因此,日本汉学家藤堂明保曾说:“40年以前,他出版了《中国语法理论》一书,在战后的语言学界起了启蒙作用。表面看来,这本书里讲的理论似乎成为过时的,其实书里很多部分,至今还发出灿烂的光辉。尤其从几年来流行的‘变生语法’的立场看来,他过去注意到的,又得到新的意义,重新浮现在我们面前了。”(《从王力先生的语法理论讲到‘变生语法’》,载《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4期)方光焘先生在《王力〈中国语法理论·造句法〉导读》中也说:“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是中国语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当时,中国语法学家们批评模仿西方传统语法的倾向,接受外国的语言学新理论,同时十分关心中国语法特点的发现。”“王力是这个新阶段的代表人物。”(《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第177页)又说:“王力的语法研究成绩很大,优点很明显。他注意汉语的特点”,“改变了在他以前语法学界那种一味模仿的风气”(同上第236页)。

情况很明显,抗战期间王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同时对词汇训诂、语言调查、汉字改革也给予了密切关注。他发表了《理想的字典》(1945)、《了一小字典初稿》(1946);利用到越南休假的机会,学会了越南语,调查了汉越语情况;还出版了《汉字改革》(1940),把汉字改革提到语言学范畴来研究,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论点,至今仍有启发作用和指导意义。

抗战胜利后,王先生回北平清华大学途中,被中山大学校长热情相邀,聘为文学院院长,从而在岑麒祥先生(1903—1989)等的支持下,实现了在我国办起第一个语言学系的设想。这使中大成为了我国南方语言学教学、研究重镇,培养了一批语言学人才。在中大两年后,又曾任职岭南大学。王先生除教课和行政工作外,主要精力仍是用在研究和著述上。首先他把在西南联大教“诗法”课的讲义整理、扩充成了《汉语诗律学》(1958)。他在著作中把前人成说和个人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详尽地论述了诗词曲的格律,又阐述了自己有关诗词曲的句式和语法,这是我国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文体特点的第一部著作。然后王先生又把1939年在越南河内休假时收集的汉越语资料写成一篇长文《汉越语研究》(1948),发表在《岭南学报》,长期被认为是国际上研究汉越语的一篇权威性的论著。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新训诂学》(1947),文章标示着对“旧训诂学的总清算”,提出了“新训诂学”概念,是作者划清现代语义学与传统训诂学界限的重要论文;他又与钱淞生合作研究粤方言,发表了《东莞方言》(1949)等三篇论文。回顾这一阶段,王先生在语法方面的研究成绩非常突出,在诗律学、训诂学(语义学)、方言、汉越语、汉字改革等方面都有重要论著,是涉足语言学分支学科最多的语言学家,也是论著最多、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之一,他已经走进语言学研究平台的中心,成了语言学界重要的领军人物。

新中国建立,面临着统一政治、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但是方言严重分歧,民族众多,全国人口80%以上是文盲。这将严重影响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语言文字问题成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党和政府提出了语文改革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还有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以及文字的制订或完善。为此,先后成立了语言所、文改会、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罗常培先生、唐兰先生等被调离北京大学;经过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师只有魏建功先生、高名凯先生、周祖谟先生等6人,力量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有所削弱。这是与高校院系调整的全面布局不合的。

1954年根据胡乔木(负责主持文教工作)的意见,因为北京大学要培养一批汉语史研究生,需要调王力先生到北大工作,于是把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也并入北大中文系,变成一个专业。大家都知道,当时有个倾向就是“一边倒”。1953年秋天北大中文系来了一个(前)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于是急忙从中文、外语等系四年级临时调集了15个学生,要培养“苏式”四年制的文艺理论副博士研究生。还有在(前)苏联,俄语系是有俄语史这门课程的,那么中文系当然也要开汉语史。这就是胡乔木提出要培养汉语史“高端人才”的缘由。这一决策实施后,从中山大学调进北大的语言学教师有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周达夫先生等5人,又将在西语系任教的袁家骅先生也调过来,力量倍增,保持了北京大学作为国内语言学教学、研究中心的优势。

王力先生1954年8月底从广州调到北京,非常匆忙地开讲了汉语史新课,他面对的不是几个汉语史研究生,而是一两百人的大课堂,因为听课的包括:语言学研究生15人(汉语史、现代汉语、语言理论各5人),本科四年级的学生120多人(包括原中大语言学系一个班,近10人),还有语言学方面的进修教师近10人,慕名而来的旁听生还不算。这是20世纪50年代我第一次上这样大的专业课。按教学计划汉语史应是每周四小时共一年的课程,这是一门从来没人开设,甚至是从来没人考虑过的课程。备课太紧张,王先生决定第一年每周只讲一堂课(二小时),课后发讲义。到第二年才改成每周两堂课,教学大纲彻底修改,讲义也重写,“差不多等于另起炉灶”(《汉语史稿·序》),这时王先生还给我们汉语史研究生增加了一堂辅导课,介绍他是怎么备课、写讲义的,这对提高汉语史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具有特殊意义。更应该特别提出的是,王先生还为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订出了一个难以再次实现的教学计划,他请来校内外的众多名家为我们讲课。除他自己的“汉语史”课要我们听了两遍外,校内专家的课,还要我们听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和方言调查”、岑麒祥先生的“语言学史概要”、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为汉语史研究生专开的课程有:校内请魏建功先生开“文学语言史”、周达夫先生开“汉语音韵学”;校外请陆志韦先生开“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研读”、吕叔湘先生开“《马氏文通》研读”、郑奠先生开“汉语修辞学”、金鹏先生开“汉藏语概论”(北大出版社的《汉藏语概论·序》只提到“一九六○年袁家骅先生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过一次汉藏语概论的课”,欠妥)。1956年底王先生将《汉语史稿》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语音的发展”的第二稿整理、充实交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汉语史稿》上册(1957);同时组织助教唐作藩、助手许绍早等收集意见、协助修改,于1958年出版了《汉语史稿》中册(“语法的发展”)和下册(“词汇的发展”和“结论”)。上册(第一版)因排印错误太多(主要是国际音标),也在中册、下册出版之后又出版了修订本。

《汉语史稿》是王力先生三年废寝忘食,综合前人学术成果和个人二三十年研究心得的力作,也是研究汉语发展历史这一艰巨工程的开山之作。在“语音的发展”一章中,虽然仍是从《切韵》出发,上推古音,下推今音,但是从古音系统到拟音体系都跟高本汉有本质区别。我们知道,王先生30年代是赞同考古派的观点,定古韵为二十三部;这时更重视语言的系统性,改持审音派观点,定古韵为二十九部。在拟音方面,改高本汉的一部多个主要元音为一部一个主要元音,改两套辅音韵尾(-p、-t,-k;-b,-d,-g,-r7个)为一套辅音韵尾(-p、-t、-k3个);贯彻了“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和“阴、阳、入三分”的原则,还取消了高本汉的复辅音。王先生的拟音体系不但比高本汉及董同龢、陆志韦的体系合理,也比后出的李方桂先生的拟音体系可信一些。因为一则李方桂体系是以考古派的二十二部为基础的,混淆了阴声韵和入声韵的界限(详情请参看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前言》);二则王先生提出了上古入声韵有两个声调(长入、短入)的独具匠心的观点,一套辅音韵尾就解决了阴、阳、入的三分问题。《史稿》第二章,较好地考虑了传统音韵学成果和先秦汉语实际,对古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史稿》第三章“语法的发展”不但讲述了词类、句法的各种演变发展,特别对作者自己语法体系中具有独创性的多种句式的历史发展作了认真探讨。例如,“系词的产生及其发展”、“使成式的产生及其发展”、“处置式的产生及其发展”、“被动式的发展”、“递系式的发展”等,都是本书具有独创性的精彩章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然是汉语语法史的主要研究成果,继续成为人们的研究热点。第四章“词汇的发展”从基本词汇、借词和译词、同类词和同源词、词义演变等多方面探讨了词汇的发展变化。总之,这部著作重视研究语言史的理论、方法,强调语言的系统性、社会性、时代性和地域性,重视揭示语言的发展规律,勾画出了汉语历史的发展轮廓,开创了中国语言学历时研究的新篇章,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下半个世纪历时语言研究与共时语言研究并重的新阶段;在中国语言学现代化过程中,贯彻了继承、开拓、创新精神,是一部具有与《马氏文通》同等价值的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文革”后对王先生《汉语史稿》进行了修订,分成了《汉语语音史》(1985)、《汉语语法史》(1990)、《汉语词汇史》(1990)三本书。《语音史》1978年秋开始改写,1980年春完稿,实际上是重写,分为“导论”、“历代的音系”、“语音的发展规律”三大部分;历代音系从先秦到现代分成了九个音系。这完全是建立了一个汉语语音史新体系、新模式。《语法史》、《词汇史》于1982年2月至1984年4月修订完稿,也做了不少修改充实。《语法史》增加了《动词(下)》、《能愿式的发展》、《连动式的发展》三章;《词汇史》增加了《同源字》、《滋生词》两章,还把《汉语悠久光荣的历史》扩充成《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汉语对朝鲜语的影响》、《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三章。这是最明显有所提高的事实。其实王先生早在“文革”中就暗中在为修订《汉语史稿》作准备,他的《诗经韵读》(1980)、《楚辞韵读》(1980)是在“文革”后期写的,《同源字典》也是“文革”后期开始写的(1974年8月至1978年8月)。

这里不得不附带作点说明,有人说:“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一般认为始于40年代,开创之作是吕叔湘先生发表于这个时期的一组近代汉语语法论文。”(第482页)我们知道,吕先生的《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初版收论文十一篇,算得上语法史论文的只有《论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1943)、《说们》(1949年,1984年增订本改收《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两篇,都发表在王先生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之后。如果吕先生还在,肯定也决不会赞同这种无稽之谈的。吕先生在《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序》中就说:“这个增订本就共有论文二十六篇,大致分成三组:一组是论述古今虚词和有关的句式的,一组是论述现代词类的,一组是论述现代句式的。”并没有提到“历史语法研究”,这是否也说明一定问题呢?

下面要谈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问题。解放初为了贯彻“厚今薄古”口号,完全抛弃了解放前的课程设置,开了许多政治课和现代课;经过几年实践,发现中文系的学生古书阅读能力明显下降。1954年于是下令全国,要开古代汉语课。弄了一个古代汉语教学大纲,课程开一年,从《论语》到《世说新语》选了若干散文篇目。北京大学第一次开古代汉语,就是教这些散文;后来又变成专讲文言语法。其他学校,就我们知道的,南开大学是讲古汉语语法搭配讲些散文,山东大学、杭州大学是讲文字、音韵、训诂、语法常识。这些做法对提高古书阅读能力,效果都不太好。1959年王先生作为教研室主任,亲自担任古代汉语教学,领导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他设计了“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教学体系,亲自编写了两册油印讲义;1960年重编讲义,参加辅导的年轻教师、汉语史研究生、进修教师和听过上一轮课的学生也参加了部分编写工作,油印讲义分成上、中、下三册。

1961年召开高校文科教材会议,决定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由王力先生主编全国通用古代汉语教材。这次文科教材的编写,实际是在有限批左的形势下进行的。周扬同志在文科教材编审会议上,对“厚今薄古”、“以论带史”两个口号作了巧妙的批评。他说:“‘厚今薄古’当然是对的,不过总不能一百年不到,就超过几千年;‘以论带史’当然也对,但是总要有事实,不能尽说空话、贴标签。”因此改订了教学计划,中文系的政治课和现代课程削减了,古代课程增加了,古代汉语课就由一年4-4改成了两年半4-4-4-4-2。王先生是文科教材办公室中文编审组的成员,组长是冯至先生。语言学方面的编审组成员还有吕叔湘先生、丁声树先生和我,我是编审组的秘书。周扬很信任、尊重王先生,王先生受到鼓舞,解除了顾虑,放手拟定了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大纲,提出了一些原来无人敢选的篇目,例如《陈情表》、《别赋》、《吊古战场文》。通论部分除文字、音韵、词汇、语法方面的常识外,还列入了文化常识、诗词格律、文体特点等阅读古籍所需要的知识,再加上九个有关附录。常用词1086个,根据先秦至六朝文献和本书文选情况,认真选择,分配到每个单元。这些都是王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定下来的。在上册编写的一年多时间中,王先生不分节假日,全力以赴写稿、审阅稿件、提意见、主持讨论、做结论。这个编写过程,不但保证了编写进度、编写质量,还培养、提高了年轻编写成员的业务水平和研究能力。我们编写组按老、中、青三结合原则组成,两老是王力先生、萧璋先生,两中是马汉麟、刘益之,五青是吉常宏、祝敏彻、赵克勤、许嘉璐和我。经过两年多古代汉语编写过程,我们中青年编写成员都从王先生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1962年秋以后,北大已任命王先生为中文系副主任;他要过问语言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改革,还要开新课(中国语言学史和清代古音学),照顾古代汉语教材编写的时间就少一点。1963年底全书完稿,花了两年半时间。1962年11月出版第一、二册,1963年10月出版第三册,1964年9月出版第四册。教材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香港、台湾不久就出现了翻印本,日本学者丰福键二教授等把通论部分译成日文出版,书名《中国古典读法通论》。1987年秋举行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奖,评选三十多年积累出版的教材,王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获得特等奖;全国所有学科获得特等奖的教材仅有二十部,中文系是获特等奖多的学科,有两部,另一部是《中国文学史》。这部《古代汉语》是中国语言学教学现代化的优秀成果,内容精粹丰富,读者广泛,一直是畅销书,已出三版,印刷53次,累计印数两百多万部。它出版已经快半个世纪,惠泽了好几代学子,今后还必将惠泽更多学子。

前面提到,60年代王先生开了两门新课,“中国语言学史”讲义前三章在《中国语文》连载,80年代全书四章经补充修正出版了《中国语言学史》(1981);“清代古音学”讲义散失,80年代参考听课笔记重写,出版了《清代古音学》(1990)。还有《同源字典》(1982),是王先生“文革”后期为修订《汉语史稿》而做的准备工作之一,为此他花了四年时间。这也是王先生晚年的杰作之一。我们知道,语源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但多带主观性;王先生批判继承前人成果,制订了严格的音、义标准,强调依据古代训诂,避免主观臆测,收录了439组同源字,涉及三千多个单字。这部书在词源的探索上比高本汉的《汉语词类(族)》严谨得多,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源学著作。这里还要提到,1984年4月王先生刚修订完《汉语词汇史》,就应中华书局之约,要写一部《古汉语字典》,按地支分十二集,准备四年完成,分四册出版。这是要完成先生40年代的心愿,写一部“理想的字典”。1985年秋王先生写完了子、丑、寅三集,卯集也写出了一大半,准备交出第一册稿子。这时我听说先生身体不佳,心情不好,就去看他,先生谈到了身体情况,特别带着忧郁的语气说:“看来,字典我怕是写不完了。”我安慰先生说:“先生不要着急,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写不完,我们学生可以帮你写。”先生听了很高兴,因为当时我负责教研室的工作。第二天先生就让我们几个身边的学生(唐作藩、曹先擢、何九盈、蒋绍愚、张双棣和我)在他家里开会,确定各人的编写任务。1986年3月底王先生住院,住院前的一天还奋力写了两三百字的字典稿。这说明王先生真是为语言学事业奋斗终生。2000年《王力古汉语字典》出版了,基本上完成了先生的编写意图,获得了第四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1954年王力先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其结果不只是加强了北京大学语言学科的力量,更是加重了王力先生对语言学事业的领导责任。首先是担负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的教学领导,同时又参与了语言所和文改会的学术领导工作。他研究并指导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在理论上卓有建树,也写了不少通俗读物。《论审音原则》(1965)就是从理论上解决审音原则的指导性文献,《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5)出版半个世纪后还重印,满足了回归后香港民众学习普通话的要求。50年代中期以后,王先生教学、研究的主攻对象虽然转到了汉语史方面,但是他对现代汉语的许多讨论仍是积极的参加者,甚至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述人,如《关于汉语有无词类问题》(1955)、《汉语实词的分类》(1959)等。王先生还多次发表有关我国语言学发展的重要论文,如《中国语言学的现况及其存在的问题》(1957)、《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1962)等,提倡“理论和实践统一”、“继承和发展并重”、“融汇中西、贯通古今”,对中国语言学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知道,“文革”前后,我国文教领导和语言学高层都很重视王先生有关中国语言学研究和教学的意见,召开有关语言学问题的重要会议,往往少不了王力先生和丁声树先生、吕叔湘先生三人,我曾在这样的会议上,两次听到丁声树先生提议说:“这个问题,还是要请了一先生发表意见。”因此我们说,50年代中期以后,王力先生已经成为中国语言学最具影响的学术领航人。

综上所述,王力先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为中国语言学现代化事业辛勤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的教学、研究都涉及语言学的方方面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不断有新的创见、新的成果。在研究领域广阔、成果丰富、学生众多等方面,恐怕很难找到有与王先生比肩者。王力先生不愧是中国语言学现代化的一代宗师。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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