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八挽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2 次 更新时间:2018-08-03 01: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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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 (进入专栏)  

   挽王力先生

  

   大笔淋漓茹古涵今生前一代雕龙手

   绛帐肃穆滋兰树蕙身后三千倚马才

   1986年5月3日王力先生仙逝,系主任严家炎命我代表北大中文系拟一副挽联,以供在八宝山追悼会上悬挂。我拟好后系里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力先生的研究生李思敬学长书写出来,几天后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这幅挽联就悬挂于王先生遗像的两侧。

   王先生是1954年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到北大的,一到北大就开设了汉语史课程,从上古讲到中古,再讲到近古,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这是从未有人开过的新课。第二年我读三年级,正赶上听他讲第二遍。整整一学年,每周4学时,唐作藩先生任辅导教师。上课的地点在一教的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的。王先生总是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拿出讲稿,用带有一点粤语腔调的普通话慢条斯理地开讲。讲完一段,便说以上是第几段,这是为了学生好记笔记。下课铃响正好下课,从不拖延。

   因为王先生是汉语教研室主任,而我妻子是汉语教研室的助教兼秘书,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去王先生家,得以近距离地接触他。这才发现他的笑容十分亲切,而且带着几分甜蜜和幽默,跟课堂上的肃穆不一样。他曾写过一篇小文章,登在1982年4月出版的《语文学习》上,题目是《谈谈写信》,教青年如何写信封。他说信封上收信人的姓名,是告诉邮递员将信件送给谁,因此不应称“伯伯”“姐姐”这类私人间的称呼。有人写“父亲大人安启”就更可笑了。可以泛称“先生”“教授”“同志”。不料这善意的提醒引起一名读者强烈反对,这人写信给王先生居然称他“老不死的”。王先生谈起此事不仅面无愠色,而且笑得十分天真,我想他的雅量如果写进《世说新语》,跟谢安等人相提并论也毫不逊色。

   中文系的汉语老师都佩服王先生建立学术体系的本领,无论《汉语史稿》还是《古代汉语》教材,或是《古汉语字典》,一个又一个体系被王先生建了起来,于是一个又一个新的学科便有了规模。我还佩服他另一点,就是所写的文稿和讲义常用毛笔小楷,很少涂改,可见他是胸有成竹才动笔。客人来了就到客厅接待,客人一走立刻坐回到书桌前继续写,思维竟没有中断。听师母说,王先生有个好习惯,星期天总是休息的。《王力全集》共25卷37册,约1400万字,如果不是这样勤奋,而且有这样好的写作习惯,怎么可能写得出来!

   1982年4月,我应东京大学的邀请前往任教。临行,王先生作了一首诗写成条幅送我。诗是这样写的:

   东渡怜君两鬓斑,送行何必唱阳关。

   细评月旦文坛上,坐拥皋比广厦间。

   兴至驱车饮银座,闲来蹑屐访岚山。

   明年今日重相见,名播扶桑载誉还。

   这首诗收入《龙虫并雕斋诗集》,于1984年出版。龙虫并雕是王先生的斋号,“雕龙”取义做高深的学问,如上述几本书;“雕虫”意谓兼做学术普及工作,如《诗词格律》。这斋号很俏皮,很睿智。1992年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即国学研究院的前身,我即借用“龙虫并雕”表示我们研究院的宗旨。

   回过头来再说我拟的那副挽联,上联“茹古涵今”是说他的学问涵盖面之广,他既著有《汉语史稿》讲述古汉语的发展史,又著有《中国现代语法》,论述现代汉语的语法特点,在这两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下联“绛帐肃穆”是用东汉马融的典故,《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我说“绛帐肃穆”,特别点出“肃穆”二字,意谓王先生既有马融的才学,又不像马融之侈饰。“滋兰树蕙”用屈原《离骚》的典故:“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比喻他栽培了许多人才,所以接着说“身后三千倚马才”。我用这两句话赞美他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功绩。

   写到这里不禁回忆起王师母夏蔚霞女士,“每一个成功的男士,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到王先生和师母身上,王师母默默地为王先生操持家务,培养子女,关照学生。凡是接触过王先生的人,无不钦佩她的风度,她的周到。王先生逝世后,她觉得自己一家住燕南园60号那座二层别墅太大了,便向系里提出,准备让出楼上的房间,并且希望我们家搬去住。我们不肯打搅她,一再婉拒,那座楼只有王先生才有资格居住,我们住畅春园已经很知足。这事拖了一年多也就作罢了。但我们常常去看望她,还是那间陈设简单的客厅,中间的北墙上挂了梁启超先生为王先生写的一副对联,是集宋词的,想必是当年王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时得到的,梁先生正当壮年,笔力遒劲,我百看不厌。王师母还像以往那样亲切地接待我们,有时还剪下院子里的丁香花相赠。

   王先生仙逝30年了,我遇到唐作藩先生时,常常提起他和师母来。我并不是他登堂入室的弟子,要论登堂入室首推唐作藩先生,他是1954年跟随王先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大来的,后来成了中文系的名教授,中国音韵学会会长。他忠厚笃实,每年清明必去万安公墓为王先生扫墓。还有与我同届的南开大学向光忠教授,前几年去世时嘱咐家人一定要葬在万安公墓,以靠近王先生。王先生得到学生爱戴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

  

   挽吴组缃先生

  

   香山黄叶伊人应喜逢知己

   小院紫藤弟子痛惜丧良师

   吴组缃先生20世纪30年代以小说享誉文坛,《一千八百担》是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的,内容是家乡皖南农村宗法制度的崩溃,成为他的代表作。他的家庭原来还算富裕,后来衰落了。听他说过,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有时家里供不上生活费,换季时却可以在去年穿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一些钞票。他从清华毕业后曾被冯玉祥聘为老师,教他国文。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跟老舍等人结为好友,常常在防空洞里联句作诗,将一些作家的名字嵌在中间,作为消遣。后来回到清华中文系任教,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到北大。

   吴先生最受欢迎的课程有两门,一门是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另一门是红楼梦研究。我读本科时只听过后一门,他的讲稿写在单页的练习簿纸上,密密麻麻的,就连提醒学生的琐事也写在上面。他以小说家的眼光,对《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细节分析得入木三分,尤其是对贾家(官)和薛家(商)相互勾结,以及薛宝钗在官商勾结中的处境和她的性格、心思,具有独到的见解。关于贾宝玉的典型性,以及林黛玉的困境和内心的委屈,吴先生也有深入的剖析。他的课成为北大中文系的典范。

   “文革”前我兼过几年教研室秘书,那时老师们家里没有电话,遇到教研室开会我便骑着自行车挨家通知。每位老师都要留我进门聊一会儿,我从闲聊中得到的熏陶不亚于听课。吴先生家是常去的,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去,他开门后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稀客,稀客”,临走时他常说的是“骑车了吗?”这就是他独特的让人感到很亲切的欢迎语和送别语。有一次我在他家忽然流起鼻血来,师母沈菽园取出安徽的古墨研磨几下,用棉花蘸了塞进我的鼻孔,很快就止血了。师母本来在卫生部工作,退休后在北大镜春园宿舍居民委员会帮忙,没想到“文革”时被人揪出来批斗,还往她头上扣一个字纸篓,这样的奇耻大辱不知她是怎样忍受过来的。此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她。

   那时候现代文学教研室还没有独立出来,更没有当代文学教研室,统称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教研室在文史楼二楼西头的一间大屋子里,周围靠墙满是书柜,摆了整套的《四部丛刊》,中间是一张会议桌,长方形的。开会时教授、讲师和资格较老的助教坐在桌旁,1957年我刚刚留校任助教时,属于资历最浅的,就坐在靠门边资料员的位子上(常常是晚上开会政治学习,资料员不参加)。如果开教研室会议,主任游国恩先生便坐在会议桌顶头主席的位子上,如果开工会小组会议,小组长萧雷南先生便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会议桌边那些长辈和学长如褚斌杰、裴家麟(裴斐)、傅璇琮、沈玉成等谈笑风生,跟老师们互相递烟敬茶,恍如神仙。吴先生和王瑶先生都叼着烟斗,吴先生常常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事先搓好的纸捻,不断地捅他的烟斗,以清理烟油,一面不断轻轻地咳两声清清嗓子。那位资料员年纪不小了,是京戏票友,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边压着自己的几张剧照,是扮武生的。我一边听人发言,一边欣赏那资料员的剧照。会上说话最多的是吴组缃先生和王瑶先生,只要他们两位到会就不怕冷场了。他们的交往多,消息也多,而且吴先生擅长比喻和形容,王先生擅长抓住要点加以渲染,听他们发言不但觉得趣味盎然,而且增长许多社会知识。在这里稍作一点补充,上文提到的四位学长,1957年都错划为“右派”,调离了北大。否则北大文学史教研室该是多么兴旺。在教研室讨论“右派”处分时,游国恩先生感叹地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这本是《离骚》里的两句,我想游先生并不认为他们是“萧艾”,只是表示惋惜和无奈而已。

   1958年夏农村推广深翻土地,把底层的生土翻上来,表层的熟土翻下去,深翻的尺寸是一尺五寸,据说可以提高产量,忘记是哪里的经验,报上一宣传便忙着推广。北大师生响应号召,到北京郊区平谷县参加这项劳动,吴先生也跟我们一起去了。我们去的村子,一天两顿饭,没有早饭,所以头一天晚上得多吃一些。劳动时两人一组,一人翻第一锹,另一人在翻过的地方接着翻第二锹,两锹刚好是一尺五寸,劳动量相当大。我不记得吴先生跟谁一组了,只记得休息时,吴先生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将其中的维生素丸分给身边的同事,以补充营养。我也曾接受过他的馈赠,未见得体力就好些,但他的细心和好意却令人感动。如果写小说,这个细节很能表现知识分子下乡劳动的喜剧性。

   吴先生爱说话,因言获罪的次数不少,不知他说了些什么,反右中被取消了党员预备期。1958年“大跃进”中,学校鼓励年轻教师上讲坛,吴先生说年轻教师都很可爱,但学问还不够,好比“糖不甜”。又批评有的老师上课是“四两染料开染房”,缺乏足够的积累。他的话正道出我的缺陷,我是心服口服。他也批评自己,说过去在兵荒马乱中没有机会多读一些书,现在正补课。他还在私下说“大跃进”不过是“一篷风”,意思是很快就会过去,这话被揭发出来后受到批判。“文革”中吴先生进了牛棚,不过听说星期六晚上看管他的红卫兵常放他回家,让他星期一带几本小说来给他们看。“文革”后期他仍然喜欢说些直率的话,例如听说“文革”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他便在会上说听到这话“毛骨悚然”,为此又挨了一通批,其实这是说自己跟不上形势,并没有其他意思。

   “文革”后期安排吴先生给工农兵学员讲一次课,课中说到写小说切忌笼统,他举例说:“比如写我吴组缃吧,说吴组缃是知识分子当然是对的,但不具体。要说吴组缃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还不够。要说吴组缃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才确切。”这几句话吴先生是当真说的,不过语带幽默,颇耐人寻味。他有时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幽默,大概是1980年,我和他一起参加北京市作协代表大会(我不是作家,不知道为何请我出席),闭幕式由吴先生主持,各项议程进行完毕之后,吴先生忽然说:“现在报告一个诸位都不愿意听的消息”,大家都愣了,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现在散会!”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难忘的是1979年我跟他一起去昆明参加第一届中国古代文论研讨会。会前他听说我也收到邀请函十分高兴,我便将自己的论文带到他家读给他听,中间他几次拍着大腿说好,我受宠若惊,他竟如此毫不吝惜地鼓励后辈!我曾听他说过:老舍有时也将自己的小说读给他听,读到得意之处便拍着大腿说:“这一笔,除了我老舍谁写得出来!”原来他们老一辈的作家有这样交往的习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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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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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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