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王力先生

　　 大笔淋漓茹古涵今生前一代雕龙手

　　 绛帐肃穆滋兰树蕙身后三千倚马才

　　 1986年5月3日王力先生仙逝，系主任严家炎命我代表北大中文系拟一副挽联，以供在八宝山追悼会上悬挂。我拟好后系里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力先生的研究生李思敬学长书写出来，几天后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这幅挽联就悬挂于王先生遗像的两侧。

　　 王先生是1954年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到北大的，一到北大就开设了汉语史课程，从上古讲到中古，再讲到近古，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这是从未有人开过的新课。第二年我读三年级，正赶上听他讲第二遍。整整一学年，每周4学时，唐作藩先生任辅导教师。上课的地点在一教的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的。王先生总是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拿出讲稿，用带有一点粤语腔调的普通话慢条斯理地开讲。讲完一段，便说以上是第几段，这是为了学生好记笔记。下课铃响正好下课，从不拖延。

　　 因为王先生是汉语教研室主任，而我妻子是汉语教研室的助教兼秘书，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去王先生家，得以近距离地接触他。这才发现他的笑容十分亲切，而且带着几分甜蜜和幽默，跟课堂上的肃穆不一样。他曾写过一篇小文章，登在1982年4月出版的《语文学习》上，题目是《谈谈写信》，教青年如何写信封。他说信封上收信人的姓名，是告诉邮递员将信件送给谁，因此不应称“伯伯”“姐姐”这类私人间的称呼。有人写“父亲大人安启”就更可笑了。可以泛称“先生”“教授”“同志”。不料这善意的提醒引起一名读者强烈反对，这人写信给王先生居然称他“老不死的”。王先生谈起此事不仅面无愠色，而且笑得十分天真，我想他的雅量如果写进《世说新语》，跟谢安等人相提并论也毫不逊色。

　　 中文系的汉语老师都佩服王先生建立学术体系的本领，无论《汉语史稿》还是《古代汉语》教材，或是《古汉语字典》，一个又一个体系被王先生建了起来，于是一个又一个新的学科便有了规模。我还佩服他另一点，就是所写的文稿和讲义常用毛笔小楷，很少涂改，可见他是胸有成竹才动笔。客人来了就到客厅接待，客人一走立刻坐回到书桌前继续写，思维竟没有中断。听师母说，王先生有个好习惯，星期天总是休息的。《王力全集》共25卷37册，约1400万字，如果不是这样勤奋，而且有这样好的写作习惯，怎么可能写得出来！

　　 1982年4月，我应东京大学的邀请前往任教。临行，王先生作了一首诗写成条幅送我。诗是这样写的：

　　 东渡怜君两鬓斑，送行何必唱阳关。

　　 细评月旦文坛上，坐拥皋比广厦间。

　　 兴至驱车饮银座，闲来蹑屐访岚山。

　　 明年今日重相见，名播扶桑载誉还。

　　 这首诗收入《龙虫并雕斋诗集》，于1984年出版。龙虫并雕是王先生的斋号，“雕龙”取义做高深的学问，如上述几本书；“雕虫”意谓兼做学术普及工作，如《诗词格律》。这斋号很俏皮，很睿智。1992年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即国学研究院的前身，我即借用“龙虫并雕”表示我们研究院的宗旨。

　　 回过头来再说我拟的那副挽联，上联“茹古涵今”是说他的学问涵盖面之广，他既著有《汉语史稿》讲述古汉语的发展史，又著有《中国现代语法》，论述现代汉语的语法特点，在这两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下联“绛帐肃穆”是用东汉马融的典故，《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我说“绛帐肃穆”，特别点出“肃穆”二字，意谓王先生既有马融的才学，又不像马融之侈饰。“滋兰树蕙”用屈原《离骚》的典故：“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比喻他栽培了许多人才，所以接着说“身后三千倚马才”。我用这两句话赞美他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功绩。

　　 写到这里不禁回忆起王师母夏蔚霞女士，“每一个成功的男士，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到王先生和师母身上，王师母默默地为王先生操持家务，培养子女，关照学生。凡是接触过王先生的人，无不钦佩她的风度，她的周到。王先生逝世后，她觉得自己一家住燕南园60号那座二层别墅太大了，便向系里提出，准备让出楼上的房间，并且希望我们家搬去住。我们不肯打搅她，一再婉拒，那座楼只有王先生才有资格居住，我们住畅春园已经很知足。这事拖了一年多也就作罢了。但我们常常去看望她，还是那间陈设简单的客厅，中间的北墙上挂了梁启超先生为王先生写的一副对联，是集宋词的，想必是当年王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时得到的，梁先生正当壮年，笔力遒劲，我百看不厌。王师母还像以往那样亲切地接待我们，有时还剪下院子里的丁香花相赠。

　　 王先生仙逝30年了，我遇到唐作藩先生时，常常提起他和师母来。我并不是他登堂入室的弟子，要论登堂入室首推唐作藩先生，他是1954年跟随王先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大来的，后来成了中文系的名教授，中国音韵学会会长。他忠厚笃实，每年清明必去万安公墓为王先生扫墓。还有与我同届的南开大学向光忠教授，前几年去世时嘱咐家人一定要葬在万安公墓，以靠近王先生。王先生得到学生爱戴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

　　 挽吴组缃先生

　　 香山黄叶伊人应喜逢知己

　　 小院紫藤弟子痛惜丧良师

　　 吴组缃先生20世纪30年代以小说享誉文坛，《一千八百担》是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的，内容是家乡皖南农村宗法制度的崩溃，成为他的代表作。他的家庭原来还算富裕，后来衰落了。听他说过，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有时家里供不上生活费，换季时却可以在去年穿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一些钞票。他从清华毕业后曾被冯玉祥聘为老师，教他国文。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跟老舍等人结为好友，常常在防空洞里联句作诗，将一些作家的名字嵌在中间，作为消遣。后来回到清华中文系任教，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到北大。

　　 吴先生最受欢迎的课程有两门，一门是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另一门是红楼梦研究。我读本科时只听过后一门，他的讲稿写在单页的练习簿纸上，密密麻麻的，就连提醒学生的琐事也写在上面。他以小说家的眼光，对《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细节分析得入木三分，尤其是对贾家（官）和薛家（商）相互勾结，以及薛宝钗在官商勾结中的处境和她的性格、心思，具有独到的见解。关于贾宝玉的典型性，以及林黛玉的困境和内心的委屈，吴先生也有深入的剖析。他的课成为北大中文系的典范。

　　 “文革”前我兼过几年教研室秘书，那时老师们家里没有电话，遇到教研室开会我便骑着自行车挨家通知。每位老师都要留我进门聊一会儿，我从闲聊中得到的熏陶不亚于听课。吴先生家是常去的，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去，他开门后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稀客，稀客”，临走时他常说的是“骑车了吗？”这就是他独特的让人感到很亲切的欢迎语和送别语。有一次我在他家忽然流起鼻血来，师母沈菽园取出安徽的古墨研磨几下，用棉花蘸了塞进我的鼻孔，很快就止血了。师母本来在卫生部工作，退休后在北大镜春园宿舍居民委员会帮忙，没想到“文革”时被人揪出来批斗，还往她头上扣一个字纸篓，这样的奇耻大辱不知她是怎样忍受过来的。此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她。

　　 那时候现代文学教研室还没有独立出来，更没有当代文学教研室，统称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教研室在文史楼二楼西头的一间大屋子里，周围靠墙满是书柜，摆了整套的《四部丛刊》，中间是一张会议桌，长方形的。开会时教授、讲师和资格较老的助教坐在桌旁，1957年我刚刚留校任助教时，属于资历最浅的，就坐在靠门边资料员的位子上（常常是晚上开会政治学习，资料员不参加）。如果开教研室会议，主任游国恩先生便坐在会议桌顶头主席的位子上，如果开工会小组会议，小组长萧雷南先生便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会议桌边那些长辈和学长如褚斌杰、裴家麟（裴斐）、傅璇琮、沈玉成等谈笑风生，跟老师们互相递烟敬茶，恍如神仙。吴先生和王瑶先生都叼着烟斗，吴先生常常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事先搓好的纸捻，不断地捅他的烟斗，以清理烟油，一面不断轻轻地咳两声清清嗓子。那位资料员年纪不小了，是京戏票友，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边压着自己的几张剧照，是扮武生的。我一边听人发言，一边欣赏那资料员的剧照。会上说话最多的是吴组缃先生和王瑶先生，只要他们两位到会就不怕冷场了。他们的交往多，消息也多，而且吴先生擅长比喻和形容，王先生擅长抓住要点加以渲染，听他们发言不但觉得趣味盎然，而且增长许多社会知识。在这里稍作一点补充，上文提到的四位学长，1957年都错划为“右派”，调离了北大。否则北大文学史教研室该是多么兴旺。在教研室讨论“右派”处分时，游国恩先生感叹地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这本是《离骚》里的两句，我想游先生并不认为他们是“萧艾”，只是表示惋惜和无奈而已。

　　 1958年夏农村推广深翻土地，把底层的生土翻上来，表层的熟土翻下去，深翻的尺寸是一尺五寸，据说可以提高产量，忘记是哪里的经验，报上一宣传便忙着推广。北大师生响应号召，到北京郊区平谷县参加这项劳动，吴先生也跟我们一起去了。我们去的村子，一天两顿饭，没有早饭，所以头一天晚上得多吃一些。劳动时两人一组，一人翻第一锹，另一人在翻过的地方接着翻第二锹，两锹刚好是一尺五寸，劳动量相当大。我不记得吴先生跟谁一组了，只记得休息时，吴先生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将其中的维生素丸分给身边的同事，以补充营养。我也曾接受过他的馈赠，未见得体力就好些，但他的细心和好意却令人感动。如果写小说，这个细节很能表现知识分子下乡劳动的喜剧性。

　　 吴先生爱说话，因言获罪的次数不少，不知他说了些什么，反右中被取消了党员预备期。1958年“大跃进”中，学校鼓励年轻教师上讲坛，吴先生说年轻教师都很可爱，但学问还不够，好比“糖不甜”。又批评有的老师上课是“四两染料开染房”，缺乏足够的积累。他的话正道出我的缺陷，我是心服口服。他也批评自己，说过去在兵荒马乱中没有机会多读一些书，现在正补课。他还在私下说“大跃进”不过是“一篷风”，意思是很快就会过去，这话被揭发出来后受到批判。“文革”中吴先生进了牛棚，不过听说星期六晚上看管他的红卫兵常放他回家，让他星期一带几本小说来给他们看。“文革”后期他仍然喜欢说些直率的话，例如听说“文革”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他便在会上说听到这话“毛骨悚然”，为此又挨了一通批，其实这是说自己跟不上形势，并没有其他意思。

　　 “文革”后期安排吴先生给工农兵学员讲一次课，课中说到写小说切忌笼统，他举例说：“比如写我吴组缃吧，说吴组缃是知识分子当然是对的，但不具体。要说吴组缃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还不够。要说吴组缃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才确切。”这几句话吴先生是当真说的，不过语带幽默，颇耐人寻味。他有时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幽默，大概是1980年，我和他一起参加北京市作协代表大会（我不是作家，不知道为何请我出席），闭幕式由吴先生主持，各项议程进行完毕之后，吴先生忽然说：“现在报告一个诸位都不愿意听的消息”，大家都愣了，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现在散会！”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难忘的是1979年我跟他一起去昆明参加第一届中国古代文论研讨会。会前他听说我也收到邀请函十分高兴，我便将自己的论文带到他家读给他听，中间他几次拍着大腿说好，我受宠若惊，他竟如此毫不吝惜地鼓励后辈！我曾听他说过：老舍有时也将自己的小说读给他听，读到得意之处便拍着大腿说：“这一笔，除了我老舍谁写得出来！”原来他们老一辈的作家有这样交往的习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