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悼念王力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5 次 更新时间:2021-11-27 2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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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  

  

   我最早知道王力教授的名字是在1936年,那一年他的论文《中国文法学初探》刚刚在《清华学报》发表,我的朋友浦江清先生跟王先生同在清华大学教书,把王先生送给他的抽印本寄给我看。我那时候刚刚开始对汉语语法发生兴趣,读了王先生的论文很受启发。

   抗日战争初期,王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课,讲授“中国现代语法”。那时候我也在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教英语。1939年暑假后,系里给我加了一门“中国文法”,那时候王先生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我借来一份参考。我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先生商讨,可是王先生休假,住在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无由请教。赶1940年暑假后王先生回到昆明,我已经离开昆明去成都了。这以后的几年里,王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我的《中国文法要略》先后出版。有一个时期王先生在昆明编一个报纸的副刊,约我写稿。这类稿子我实在写不好,写了一两篇就没再写,现在连什么题目都忘了。

   抗战结束之后,我回南京,王先生去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写信约我去共事,我因为时局很不安定,家累又重,不能远行,只能谢谢他的好意。这以后的几年,王先生和我都各自有一番经历,直到1954年王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那时候我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职,我们才第一次见面,离开我第一次知道王先生的名字已经十八年了。

   王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和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不久,语言研究所搬到中关村,离北京大学很近,我有一个学期在北京大学兼课。所以我和王先生晤谈的机会比较多了。虽然后来语言研究所又搬进城,我的宿舍也跟着进城,我们还是时常有机会相见的。十年动乱期间,王先生很少走出校园,仅仅在1973年欢迎赵元任先生的会上见了他一次。最近几年,因为同在文字改革委员会有工作,又一同参加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审稿工作,还有语言学界的其他集会,我们又常常在一起。这几年王先生年纪大了,行动没有从前利索,可是也没听说有什么病。前年我们同去佳木斯开会,住在一起,我看他对客挥毫,还是兴致挺高的。上个月忽然听说王先生住院了,并且医院不让探视,我还希望他能转危为安,没想到就这样永别了。

   王先生的为人谦虚诚恳,人所共知。他处同事,处朋友,和睦无间,对学生,对后进,更是劝勉有加。他可以评议古人的得失,却从来不谈论时贤的短长,尤其可贵的是有宁人负我、无我负人的气度,这在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

   王先生在中国语言学上的建树,有口皆碑。其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绩,是由于他对于中国旧有的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有深厚的底子,又因为受过西方语言学的训练,能够用批评的眼光对待那个传统,也就是说,既能够钻进去,又能够跳出来。

   王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论文是《中国古文法》,后来到法国去留学,对语法学有更深一层的思考,在1936年写成《中国文法学初探》。在这篇论文里特别强调两点。第一,要注意汉语语法的特点,他说:“不难在把另一族语相比较以证明其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里寻求其与世界诸族语相异之点。”又说:“别人家里没有的东西,我们家里不见得就没有。”第二,要区别古文法和今文法,不仅不能混为一谈,并且要特别注意古今相异之点。后来上海语言学界发起中国文法革新讨论,也强调汉语语法特点,可是对于古今语法的异同仍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王先生在西南联大讲中国现代语法,例句几乎全用《红楼梦》,就是为了避免在不同时代中混杂取材的毛病,虽然《红楼梦》已经跟真正的现代汉语有了些距离。

   王先生的音韵学研究也是很早就开始的,他的《南北朝诗人用韵考》是跟《中国文法学初探》同年发表的。王先生在音韵学研究方面用力很勤,前后写过不少文章,后来总结为《汉语史稿》的语音部分,1978年以后又大加修改,成为《汉语语音史》。王先生在古音方面的特殊贡献是脂微分部,这已经为音韵学者所公认。

   王先生对于分析字义,特别是古今字义变迁,一直很留心,前后写过《理想的字典》(1945)、《了一小字典初稿》(1946)、《新训诂学》(1947)等文章,后来主编高校教材《古代汉语》的时候又特地辟“常用词”一栏。然而这些都还只是小试其锋,非常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机会让王先生主持一部大型词典的编纂工作。

   王先生晚年用力最勤的是一部《同源字典》,从1974年到1978年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完稿之后,王先生曾经赋诗一首:

   望八衰翁老蠹鱼,

   砚田辛苦事耕锄。

   畚箕王屋曾平险,

   风雨兰陵自著书。

   说解撰成思叔重,

   凡将写出念相如。

   漫嘲敝帚千金享,

   四载功成乐有余。

   王先生真可以说是老当益壮。1980年王先生年届八十,元旦赋诗有“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之句。1983年王先生已是八十三岁高龄,还用半年时间写了一本《清代古音学》,讲述顾、江、戴、段、孔、王诸家在音韵学上的成就并评论他们的缺点。

   综观王先生一生勤勤恳恳,不论处境的顺逆忙闲,从不停止工作,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回顾我和王先生几十年交往,翻阅他送给我的一本本著作,不胜怅惘。

   5月4日灯下

   本文原刊于1986年第4期《中国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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