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良骏: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梁实秋、钱锺书、王了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3 次 更新时间:2015-09-03 23: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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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良骏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8、1939年)后,大后方(云贵川等地)相对稳定,各项文化事业略有恢复,文艺创作也渐渐有了一点新的机运。在散文创作领域,学者散文最为惹人注目。战前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新月派理论家、当时被“左派”误解为倡导“抗战无关论”的梁实秋陆续发表了他的“雅舍小品”〔1〕, 后来的《围城》作者钱锺书则在1941年出版了《写在人生边上》〔2〕,稍后, 语言学家王了一(力)自1942至1946年间写成了《龙虫并雕斋琐语》〔3〕。虽然由于战乱, 这些作品在当时影响有限,但现在看来,三位作者无愧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三大家。

   何谓学者散文?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顾名思义,学者写的散文就叫学者散文。但是,很多诗人、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等)亦兼为学者,他们的散文为什么又不被称为学者散文呢?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职业比重,二是风格。如果某人主要以诗人、作家名世,他虽然兼为学者,其散文人们一般不以学者散文目之。以朱自清为例,他虽然一直是清华大学教授,但他的成名主要在散文、诗歌创作,他作为作家的成就大于教授,其散文自然是作家散文而非学者散文了。显然,如果仅仅这样以职业比重作为划分依据,实在太缺乏科学性和实际意义。“学者散文”之名所以成立,关键还要看作品风格。毋庸赘言,《背影》、《荷塘月色》等乃标准抒情、写景散文,是无法目之为学者散文的。学者散文之所以为学者散文,就在于它有别于一般的抒情、写景和叙事散文,就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学者性。这种学者性,概括言之,最突出的有这样几点:一是具有较强的知识性,也就是较强的知性。一般散文(无论抒情、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以情为主,抒情自不必说,写景亦情中之景,叙事亦情中之事,其最高境界乃情景、情事之高度融合。这些散文虽也并不排斥知识性,但它的知识性必须严加控制,必须绝对服从表达感情的需要,而不容以知“害”情。学者散文则主要不是用来表情,而是用来达意;它的主要表现手段不是抒情、写景、叙事,而是说理和议论。因此,如果说一般散文的艺术效果主要是以情感人,那末,学者散文则主要是以理服人,以知启人。因此,学者散文的第二个主要特点便是它的极强的逻辑性。它要靠分析、判断、推理、论证来达到服人、启人的目的。在这些方面,它很象论文。它之所以不是论文而是散文,乃在于它之说理议论不是枯燥的三段论法,而是艺术的谈笑风生。所以,学者散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幽默风趣,甚至机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甚至大笑捧腹。学者散文往往自称或被称为小品文,正因为它的幽默风趣使然。这种幽默风趣,是知者的幽默,知者的风趣,品味比较高雅,绝无那种插科打浑的俗气。以上的三个特点,正是学者散文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区别于一般散文的根本之点。但是,它们也就往往派生了学者散文常见的一个弱点,那就是旁征博引,炫耀知识,俗称“掉书袋”。旁征博引本来是个优点,但发展到炫耀知识,就成了掉书袋。就上述战时三大家而言。钱、王二家都有这方面的毛病,而以王氏尤甚。梁氏虽也有旁征博引之处,但总给人以恰到好处之感。因此,其散文在清通自然方面就显得略胜一筹了。

   “雅舍小品”的出世,多少有些出人意外。战前的梁实秋虽然写了和鲁迅论战的不少名文,也写了几本文艺批评著作,但散文之作,仅有《新月》上断续发表的“零星”,实在乏善可陈。不过,想想梁氏浑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他能写出《雅舍小品》这样优美的杰作也就并不奇怪了。

   《雅舍小品》中的34篇作品,写的不外衣食住行、营养娱乐、人伦道德、世态炎凉、生老病死。写于抗战中的前20篇,似乎与抗战无大关系;写于内战中的后14篇,似乎也看不出有什么战火硝烟。他写的是身边琐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日常生活。穿衣、吃饭、住房、走路、理发、看病、结婚、生子、交友、写信、养鸟、喂狗、养猪、吃肉……从中,几乎看不见大时代的风云。这样一种选材角度,就很为“革命作家”所睥睨。的确,在血火交织、风雷激荡的年月写这些身边琐事,当然不值得大力提倡。但是,却应该被允许。中国很大,抗战八年,社会生活又有很多的层面和领域,如果人人写抗战,篇篇写抗战,势必千篇一律,而大后方的作家也就只能搁笔。若然,则并不利于长期抗战的胜利进行,也不符合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事实上,有前线也有后方,有冲锋陷阵也有日常家居。文学艺术应该反映这样一个复杂状况,作为抗战文学的一个支流,战时的衣食住行、生活琐事还并非不值得一写,也并非没有存在价值。

   《雅舍小品》中的那些小品所以脍炙人口,正是因为它们并未停留在衣食住行、生活琐事的表面,而是透过这个表面,写出了人生的奥义,也从某些侧面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带给中国人民(特别工薪阶层、知识分子)的灾难。

   写人际交往、人伦关系的篇章约占《雅舍小品》的二分之一,诸如《孩子》、《女人》、《男人》、《谦让》、《第六伦》等皆是。这些篇章有深刻入微的观察,有对人性独到的认识和表现。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是不平等社会的普遍现象,《雅舍小品》对此也有精采表现,其中最佳篇什当首推《握手》。在一般人眼中,“握手”不过是小事一桩,难有多大意义。而梁实秋恰恰独具慧眼,看出了“握手”的深意。他认为和“有几种人握手”是一种“痛苦”。“第一是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那只手不好握。他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等你趁上去握的时候,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你假如去握了,“结果是孤掌难鸣,冷涔涔的讨一场没趣。”显然,这里针砭的是那些不近人情的官僚。第二种正好相反,“他握着你的四根手指,恶狠狠的一挤,使你痛彻肺腑”,而且握住便久久不放,你“休想逃脱出来”。不要以为这种“紧握者”好得不得了,“通常握手用力最大者,往往交情最浅”,他们不过是一些“故作多情”的伪君子。在梁氏看来,还有另一种更难忍受的握手:

   大庭广众之下,宾客环坐,握手势必普遍举行,面目可憎者,语言无味者,想饱以老拳尚不足以泄愤者,都要一一亲炙,皮肉相接,在这种情形之下握手,我觉得是一种刑罚。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握手”,竟被赋予了这样深厚的感情含量和多样的感情色彩,讽刺了那些只伸不握、神气十足的官僚和假惺惺热情过分的伪君子,也抨击了那种环坐相握、无分良莠的陋习。至此,这篇小品已经远不是一个握手所可概括了。

   在幽默风趣方面,《雅舍小品》也有出色表现。“雅舍”者,纯粹是半山腰下、黄土坡前的破败草房也。“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老鼠纵横,蚊蝇成群,简直无法居住。但作者偏说它“可爱”,“有趣”,“无复他求”,是难得“雅舍”,实在表现了很高的幽默风趣才能。这种才能在《下棋》、《猪》、《理发》等篇中也很突突。

   《雅舍小品》以《雅舍》开篇,以《穷》结尾,中间又多次写到衣食住行之艰难,这正是对战时困苦生活的曲折反映。其实,一篇《雅舍》,已足以说明了一切。象梁实秋这样有名的教授、学者、批评家和翻译家,战前每月薪金即四百元大洋,如果不是日寇侵略,他何以要住到简陋不堪、根本“不适于生存”的“雅舍”里?但是,梁实秋很讲究“绅士风度”,对日寇的仇恨和控诉,隐含在字里行间,而不作正面表现。这样一种“皮里阳秋”的讽谕方式,虽稍嫌力度不够,但也是不可或缺的。《雅舍小品》中有一篇《匿名信》,有些义愤填膺地揭露了写匿名信之类的恶行,就因为太直露,而成了全书中艺术上唯一的败笔。

   人们的知道钱锺书,大多数是因为《围城》,知道他还有一本散文《写在人生边上》的,恐怕不多。其实,《写在人生边上》很可以看作《围城》的前奏曲,没有它,也许就没有《围城》。

   为什么叫《写在人生边上》?作者这样解释:“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间”。〔4〕在书中的《一个偏见》一文中, 他又说:“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5〕这就是说,第一, 这本书写的是作者对“人生”这部大书的理解和体悟,也可以说是对这部大书的丰富和补充;第二,这本书是写在人生边上的“随笔”;第三,这些“随笔”和那些“热恋时的情书”一样,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承认自己所写乃个人的“一偏之见”,并非什么绝对真理,这表现了作者的谦虚。

   在“人生边上”,钱氏一共写了十篇,可以说只开了个头。如果不是他的兴趣很快转移到了小说创作方面,〔6 〕此类“随笔”肯定不止此数。

   十篇散文之首是《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下简称《夜访》),这篇颇为轰动文坛之作确乎代表了钱氏散文的风格与成就。其他九篇虽然未能从总体上超越《夜访》,但每篇有每篇的精采之处,难怪人们至今对它们好评如潮。综观这十篇散文,它们有着迥异于梁实秋散文的写作特点。

   首先,作者写的虽然是散文,用的却是小说家之笔,是小说和散文的结合。以《夜访》为例,就十分突出。“魔鬼夜访钱锺书”,这本身就是小说家言。世上何曾有魔鬼?魔鬼又如何拜访钱锺书?就其虚构一点而言,亦可说是小说人物。此公一向以狰狞可怕著称,人人避之唯恐不远。而到了钱氏笔下,魔鬼性格大变,变得温文尔雅,“人性”十足,甚至通情达理、十分可爱起来。他的“夜访”,毫无恶意,倒象是拜访一位阔别已久、“时切葭思”的老朋友,千里迢迢跑来倾诉衷肠。这样的魔鬼,成了钱氏创造的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用小说之笔写散文(正如用散文之笔写小说一样),这并非钱氏首创,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直至《聊斋志异》,可谓比比皆是。钱氏妙在他赋予了魔鬼人格化的现代性格,而且直接开启了他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这种飞越想象、虚构人物和情节的小说笔法,我们在《窗》、《论快乐》、《读伊索寓言》等篇中也一再看到。它们虽然不如《夜访》典型,但同样是《人•兽•鬼》和《围城》的前奏。

   《边上》不仅是小说与散文的结合,也是知识与想象的结合。钱氏知识渊博,其散文在中、西典故的运用方面都有过人之处,尤其西典运用之娴熟、恰切更为出色。中典的运用频率虽低于西典,但熟练、准确程度却同样可以媲美。

   《边上》的第三个特点是有不少独特的人生感悟,这些感悟也许显得怪诞甚至荒谬,但细细品味便觉出它们的妙处了。比如《窗》,说“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这种“进来”、“出去”的对应关系,不是一般人的正常感受,而是钱锺书的独特感受,有点怪异,甚至有点病态。对春天的风和日丽、花香鸟语、一般人讴歌、喜爱之不迭,而钱氏却大为反感:“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正因为钱氏对大好春光独有怀抱,我们才看到了这样的佳句:“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再如,关于真道学与假道学,钱氏也独具慧眼。在《谈教训》中,他竟说“假道学有什么不好呢?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类似这种独特感悟几乎在每篇散文中都不难发现。钱文读起来比一般学者散文费劲,比一般抒情、写景、叙事散文更费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独特感悟使然。

和独特感悟密切相关,是钱氏散文的深刻性和哲理性。比如《夜访》,那位深夜来访的不速之客,不是一般的魔鬼,而是一位深谙文学艺术的“魔鬼批评家”,他的很多见解深刻得洞彻肺腑,尖锐得一针见血。“魔鬼”不止是文学批评家,他还是哲学家、人类学家、灵魂分析学家。他对人类灵魂的剖析,较之他的那些文学批评,更加入木三分,更加令人拍案叫绝。文中那样一种对人类灵魂的恺切认识,那样一种哲理性思辨,在一般散文中确乎罕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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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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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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