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协定与自肃:沦陷时期天津商人团体与价格管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17-04-23 1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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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摘要: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迅即组建治安维持会,同步开始实施物资管制和物价管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天津市政府发布系列控价法令,均赋予商人团体以重要职责,而经历人事改组的商人团体,对此亦无由推脱。在日伪构建的物价协力体制中,商人团体在“价格协定”“价格自肃”方面担当重要角色。所谓协定,即官方与同业公会合议定价,商家须按此售卖不得私行加价;自肃是要求同业公会主动领悟政策精神,自励自控。决策程序有别,而控价目的一致,早期以协定为主,后期因物价全面上涨,协定难以坚持,逐步向自肃过渡。但如结合物价上涨之大势而论,日伪天津政府在控价方面仍取得一定成效。

  

   关键词:沦陷时期;天津;商人团体;价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战事激化,经济形势随之紧绷。不论是国统区,还是沦陷区,都面临着物资短缺和物价高涨的严重威胁。天津为华北之经济重心,更被日本占领军视为华北之兵站及物资基地,其物价是否稳定,关系到生产组织和资源动员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因此被日伪政府视为战时经济体制建构之重要环节。在日本占领当局、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天津伪政府联合构建的物价协力制度中,经过人事改组政治甄别的商会、同业公会身负协政之责。在1942年6月华北政务委员会颁布物价紧急对策之后,商人团体更成为推行“价格协定”“价格自肃”及明码标价运动的重要主体。目前学界对于国统区的经济统制与价格管制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对沦陷区的价格问题重在评析其资源控制的特性,其实施路径较少论及(1)。如放置政治与道德的评判,则可见日伪当局不仅充分运用了原已存在的商人团体组织体系,且赋予其新的统制任务,其控价机制极具合理性。本文主要运用天津市档案馆藏的商会和同业公会史料,试图对沦陷时期天津商人团体参与价格协定与价格自肃的路径及其绩效予以探讨。

  

   一、沦陷区的商人团体与物价协力制度

  

   1937年7月,天津陷落。日本占领当局指定亲日及投敌者组建治安维持会,对天津实施殖民统治。1940年3月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天津隶属该委员会统治之下。在日伪政府建立战时政治及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商会、同业公会是其重要整顿对象。在华日本特务机关虽认为“旧商会法有与现时施政抵触之处”,但在改订新法之前,仍以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的《商会法》及施行细则为原则,改执监事制为董事制,基本维持商会的组织现状(2)。到1940年3月,天津特别市公署指定邸玉堂、焦世卿、孙冰如、屈秀章、王子寿、刘静山、徐新民等24人为整理委员,负责商会改组事宜。1940年9月,天津商会完成改选,刘静山当选为会长。刘静山经营有洋酒果品店,又包办货栈及干果业牙税,1939年成为干鲜果品业同业公会会长。天津沦陷后,于政经两界极为活跃。邸玉堂曾任同业公会会长,焦世卿曾任钱业公会会长,均为商界翘楚,此时多附敌自保。在商会成立后,又继续推动各业公会改选。1942年1月,汪伪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商会法》,华北政务委员会亦于1942年7月颁布了《商会统制暂行办法》及《工商同业公会统制暂行办法》,试图通过强化商人团体来提升经济及社会控制能力(3)。1943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又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暂行条例》(4)。在沦陷时期,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生命得以延续,但其定位已经发生变化。日伪政府整顿商人团体,其目的是为巩固其政治及经济统治秩序,商人团体也被委托诸多协助政府之职责。

  

   在价格控制的脉络下,商人团体主要承担的是物资配售及实施限价两大职责。按天津市的物价变化趋势及控价政策,以1942年6月华北政务委员会颁布物价紧急对策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1942年6月以前,为物价快速上升期,政府已经开始重视通过商人团体实施价格管控,主要以物资的控制与调配为主,也强调商人团体要配合政府实施限价。在1938至1942年间,天津的批发和零售物价指数均有明显上涨。在1938年1月至1939年6月,批发物价指数上涨倒不大,上升不足一倍。但自1939年至1940年,物价快速上涨了两倍。在1941年稍有稳定,至1942年又呈倍数增长,总指数达600余点。其中,食物、布匹和燃料价格全面上涨。零售指数的变化趋势与此相近,1942年上涨势头最为凶猛。指数变化情况如下表:

天津特别市批发物价指数表(5)(1938年1月至1942年8月,民国15年平均=100,简单几何平均)

天津特别市零售物价指数表(6)(1938年1月至1942年8月,民国19年平均=100,简单几何平均)

  

   物资和物价问题在一开始就是重中之重。1937年8月,天津市治安维持会设立物资对策委员会,指定物资和物价问题在一开始就是重中之重。1937年8月,天津市治安维持会设立物资对策委员会,指定由商会会长王竹林担任会长,办公地点即设于北马路天津市商会之内。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米、面、杂粮、盐、煤、银钱等供需状况,“以维民食而平物价”(7)。到1938年1月,该委员会改为物资调整委员会,会长改由日本人雨宫巽担任。在伪政府推动下,商人团体在事实上也开始履行控价和监督的职责。1938年11月21日,市公署训令市商会,因煤价高涨,影响市民经济,要求商会转饬所属各公会一体知照,按改订售煤最高价格表限制而行(8)。1939年7月,天津市公署查有部分同业公会通行会员商号私行涨价,因此饬令商会加以查核(9)。8月,天津市公署接布商王金铭、张仰忠、赵尚纯、刘世光等联名呈报,租界内银号、货栈、皮庄全抛弃本行不作,而去倒卖大五福白布,将10元左右的布匹抬至30元一匹,各同业公会亦未加制止。市公署接报后,密令商会严查具报。商会经调查认为,同业买卖中确有外行投机、买空卖空的情况。但棉布的涨价也有棉田被淹、产量减少、交通梗阻等原因。因此,建议政府通盘规划,先从平抑市价入手,俟秩序恢复后,再从严禁止,以免影响结算,导致金融骚乱(10)。在此类事务中,政府通过商人团体来掌控市场行情,并将之视为实施价格控制的政策工具。

  

   1941年2月,汪伪国民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依法对粮食类、服用类、燃料类、日用品类商品实施管制,禁止商人囤积居奇。经营本业之商人应将销售情况报送同业公会呈送主管官署批准备案。商人购进及售出货物均应向所属同业公会报告备查。同业公会还担负检举纠正之责(11)。同业公会对于会员之经营资格、商品运销均有认定监督之权,商人团体辅助统制的职责在法律上得以强化。1942年6月10日,华北日伪当局公布了华北物价紧急对策,对物价实施全面干预与管控措施。8月,天津市社会局为贯彻指令,召集各商会、公会会长,要求强化商业机构,其具体办法是强制要求商号加入同业公会,划_公会章程、协助商会及公会收取会费,整理各公会人事等(12)。此类举措,都是为了给政府施政拓展组织平台。

  

   华北日本占领当局在物价管制方面有专门的组织架构,最为突出的是华北物价协力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成立于1943年2月26日,在其成立宣言中,直接指明委员会是要“联络中国方面民间经济团体、银行、公司及学识经验之有力者,协力关系当局,实现官民一致之体制,以期华北紧急物价对策之完遂”。具体任务,就是“协力华北关系官署,期物价政策之圆滑推行”,立会精神与强化商人团体的宗旨一致。委员会之会长,由时任井径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曹汝霖担任,副会长由北京市商会会长、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部长邹泉荪担任。常务委员是雷寿荣、梁亚平,委员有16人,其中有14位为华北各地商会会长和同业公会会长,包括天津商会会长屈秀章、济南商会会长苗兰亭、青岛商会会长邹道臣、太原商会会长杨芷纯、开封商会会长李秀峰、保定商会会长吴紫衡、徐州商会会长邢鉴泉、唐山商会会长吴杞芳、烟台商会会长邹子敏、石门商会会长刘序臣、威海卫商会会长戚仁亭、龙口商会会长姜志禹、北京工场联合会会长章备吾、北京银行同业公会代表冷家骥等(13)。事务局设于北京,于各地设立分局。委员会拟定了事业纲领,主要事务是协力重要物资开发增产、重要物资适正价格之设定、协力重要物资收买运输及配给、协力国内外贸易之进展。第一期纲要中,列出工作重点是“启发民间企业及消费者对战争下经济中心之物价对策,以自发自肃之精神奋赴协力”。委员会与日本在华中央物价协力会议共同组织物价协力联络委员会议,在各地成立分会,共同策进。在成立当晚,便与日本在华中央物价协力会议举行了一次中日物价联络委员会议(14)。

  

   在华北物价协力委员会成立后,天津商会呈请设立分会,得到市公署批准。1943年3月25日,天津市分会成立,由此时的市商会会长屈秀章担任会长,商会常务董事焦世卿等4人担任常务委员,商会董事、监事及部分公司董事长、经理等22人担任委员。商会的董事、监事同时也都是相关行业同业公会的会长。天津分会也拟订了组织章程及事业纲要,主要任务是与日方中央物价协力会议地方分会组织联络会议处理两方民间物价问题,同时与地方官署组织地方官民物价事务联络会议。分会还要组织各业委员会,调查物价并设定维持自肃价格(15)。1943年6月,天津市成立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由伪市长王绪高亲任主任(16)。协力委员会负责官民协作,物资物价处理委员会负责物价指导及审核事宜。商人团体需要接受政府的经济及物价部门的指令,履行各项统制职责。在经过整顿改组之后,商人团体对于日伪政府的财经政令基本上是依命行事。1943年8月9日,市公署转达华北政务委员会训令,再次强调商会要将统制物资、平抑物价作为施政的主要方针(17)。

  

从机构设定及法规要求来看,物价协力并不是单纯的价格数字的控制,还涉及到市场调查、物资调配、物资配售、价格议定、价格监督等不同环节。商人团体以商家为会员,对于市场实情更为了解,也可直接面向商家,推动政策之实施。在政府实施的价格日报、周报、月报制度中,同业公会身负执行之责。商会、同业公会虽经改组,亦不敢直接违背日伪政府的指令,但商界的市场利益仍是一致的。在物资配售方面,如粮食的售卖,是由米业公会购进稻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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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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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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