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 次 更新时间:2020-02-15 00: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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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  

   这场大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它是清代江南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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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太平天国起义,较长时期以来,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极大的关注,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对这次起义的背景、经过、失败原因、影响和意义以及领导人、革命纲领、统治思想和战略得失等等,都作了大量细致的考证和研究。不过以往的研究大都是在强烈的革命和反帝理念指导下展开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中丰富的社会史内容有所舍弃和忽略。比如咸同之际,在太平战争后期的主要战场——苏浙皖地区爆发的那场规模罕见的瘟疫,就很少为人提及。这与疾病、医疗这样直接关乎生命的论题过去却一直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

   随着国际上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渐趋兴盛和国内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新认识,史学界对这一事件也开始有所注意。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中,较多地著录了这次疫灾的有关史料。似乎主要是利用了这些资料,谢高潮于1996年发表第一篇专论这次瘟疫的论文《浅谈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其后,张剑光在《三千年疫情》一书中列“咸丰苏浙皖战场疫疾”和“同治初年全国性特大疫灾”两目,专门谈论这一疫情。另外曹树基也在最近的两篇论文中论及这次瘟疫。

   目前史学界对这次疫情虽已有所注意,但显然是初步的,对疫情流行确切的分布地区、传播途径等问题还缺乏研究,对瘟疫的种类、战争与瘟疫的关系、瘟疫的后果等也仍待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有关这次瘟疫具体的时空分布情况,笔者根据各地方志、部分文集、笔记、医书以及部分资料集等文献的记载,综合如下:

   咸丰十年,五、六、七月间,常熟时疫兴起,死亡相继。无锡六、七、八月,疫气盛行,死亡相藉。七月,乌程乌镇大疫,每十家必有死者二。九、十月,嘉兴濮院瘟疫盛行。秋冬之间,吴县大瘟疫,死者甚多。

   咸丰十一年,临安大疫。昌化大疫,死亡无算。秋,嘉兴濮院盛行霍乱转筋之症。

   同治元年,四月间,嘉兴有吐泻等病,不及一昼夜即死。娄县、上海、川沙、南汇,夏五月大疫。上海霍乱大流行,死者数千人。五月,嘉定大疫。金山张堰夏五月大疫。金山夏秋之间大疫。夏五月,江浦大疫。嘉善正月大寒,人多冻死,夏大疫。石门,夏大疫。青浦蒸里兵乱,田多不治,夏大疫。夏秋之交,吴县大瘟疫。夏秋以来,常熟时疫流行,无家不病,病必数人,数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间有子午痧,朝发夕死。吴江时疫流行,日死数十人,名吊脚痧,无方可治,不过周时。临安夏秋疫,时大兵之后,继以大疫,死亡枕籍,邑民几无孑遗。昌化夏秋大疫,徙死相望于道,黎民几无孑遗。六七月,孝丰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乌程、归安难民均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绍兴六月大水成灾,七月,疫大作,加以穷饿,民死者益多。秋八月,江南大疫,南京军中尤甚,死者山积。溧水大疫,时寇乱方剧,民皆乏食,死者无算。秋八月既望,昆新淫雨十昼夜,河水暴涨,斗米千钱,道馑相望,疬疫大行,有全家病殁者,琐尾流离,至斯为极。闰八月间,驻海宁之太平军疮痍及瘟疫大发,死者无算。

   同治二年,春二月,娄县、奉贤、上海、川沙、南汇城乡鬼啸,大疫。五月,嘉兴疫。时天热亢旱,酷热,盛川死疫者经掩埋局收管,三日间计死二百余,余镇亦每日各有数人,皆半日病而已。诸暨、山阴二月淫雨,夏旱,大疫。六月常熟疫气大作,病者只半日不治。海宁自四月下旬,旱灾严重,七八月,复遭潮灾,米价腾贵。又遭时疫(原注:吊脚痧),亦伤无计。八月,吴江各处时疫流行,死者甚多。新阳信义,大乱初平,继以大疫,乡间无槥可售,尸骸枕藉。嘉定大疫,夏,河水生五色虫。孝丰疫疠盛行。富阳大疫。镇海秋疫。

   同治三年,正月至四月,江阴大疫。四月,自长毛去后,常熟遍处起病,医者忙极,西南尤甚,死者亦多。春夏靖江大疫。粤寇初平,宜荆疠疫迭起。乌程、归安六月天炎疫作,每日死者动以百计。七月间,南京军营中疾疫大作。宝山大疫流行。丹阳大疫,尸骸枕野。象山秋疫。

   据以上资料表明,我们将这期间各年瘟疫所波及的县次制成表1。

   可见,所谓的同治初年大疫实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咸丰末年之疫乃这次大疫之前驱期,同治元年为极期,同治三年和四年为缓解恢复期。前后共波及32县次。

   有疫地区主要集中在江宁府、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和杭州府等太平军和清军反复争夺之府县,其中上海县虽一直未被太平军攻占,但战争一直未断,而且,又有大量难民涌入,所以也是疫情多发地区。而相对受战争影响较小的宁波府和争夺不甚激烈的镇江府疫情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浙西西部的孝丰、临安和昌化等较为闭塞、瘟疫较少光顾的地区,这次也因太平军的数度攻入而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疫情。常镇地区,由于没有出现像在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和杭州等地太平军和清军反复激烈争夺的局面,所以在前期疫情较少,但在后期清军的收复战后,也有较多的地区出现了疫情。由此可见,与嘉道之际大疫主要沿交通干线传播有所不同,这次瘟疫基本随着战场的出现和转移而引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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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研究业已指出,这次大疫,不只是一种疫病,谢高潮认为是霍乱、斑疹伤寒和疟疾,张剑光指出以霍乱为主,菌痢等其他传染病为辅,曹树基等人则认为是鼠疫与霍乱和“疟痢”等。这些研究虽然指出了大疫所包含的部分瘟疫种类,但大多缺乏具体论述,而且也不够全面或存有误会。

   曹等人认为存在鼠疫的依据仅仅是雷丰《时疫论》中一段话,殊难说明问题,且涉及地区为不在江南范围之内的衢州一地。在江南地区,笔者尚未发现有鼠疫流行的证据。除了鼠疫,斑疹伤寒的可能性也较小,因为斑疹伤寒主要通过身体中的虱子传染,常见于气候寒冷的冬春季。而从上面资料中很容易发现,这次瘟疫大多发生在炎热的夏季。而夏季的江南,人们常常可以泡在水中避暑,身上长虱子可能性极小。不过在军人中,因为战事频繁,出现一定范围的流行,也非绝对不可能。至于真霍乱、疟疾和痢疾,都应是存在的。不过,此外,至少还包括天花、类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伤寒和百日咳等疾病也可能存在。

   在以上疫病中,霍乱最为抢眼,记载也多。比如,咸丰十年九月,秀水和桐乡交界的濮院镇,“自此月初六雨后,天涔涔雨,阴惨之气逼人,瘟疫大作,死者日以五六十人,而染者都是寒疾之状,多则二日,少则一周时许,亦有半日即死者。”同治元年六月苏州“贼禁食西瓜。夏秋之交,大瘟疫。忠酋书记某食西瓜后染瘟疫死,故禁食之。”虽然未能获得具体症状,不过从食西瓜而染疫死者这一记载看,是霍乱的可能性极大。稍后,在南京的清军军营中,“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于途。”疫情如此暴烈,若不是有意夸张的话,亦当是霍乱。根据以上所述和上录资料,基本可以认定是霍乱的县份有:咸丰十年和十一年的嘉兴府的濮院镇,同治元年的嘉兴、秀水、上海、长洲、元和、吴县、吴江、嘉定和南京,常熟则间有之,同治二年的海宁、常熟,同治三年的上海。另外发生在孝丰、临安和昌化等地的瘟疫也有较大可能是霍乱。对这一地区的疫情,现有的记载较为简略,还难以确定地判断其为何种疫病,不过从严重程度和“死者什八九”、“每有舆尸于途,舁者竟亦死去”等记载,以及周边地区多有霍乱流行而且常有军队往来于该地区等情况来看,是真霍乱的可能性较大。

   疟疾,谢高潮在前揭论文中已经论及,不过他所举的均为军营中的例子,其实在地方上,也多有流行。比如,常熟龚又村在《自怡日记》中记载,八月十八日,祐儿“感冒”,二十日,“连患寒热,似有疟象。”廿二日,“祐儿痁作旋汗,傍晚已平。”似为间日疟。而他本人,八月十六日,“因寒而热,得汗而解”,十八日,“予热又作,饮薄荷汤葛粉,至夕汗出而轻”,二十日,“予仍热”,廿二日,“至午得汗而热解”,也象是间日疟的症状。不过疟疾应该不像谢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传染性很强、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相反,除非是较少见的恶性疟,死亡率较低,像上面提到的两人,虽然疾病延续较长,但均无生命危险。痢疾是清代江南夏秋常见的疫病,在战争年代,势必会更加严重,在这次大疫中,有关的记载不时出现,比如同治元年,松江,“自七八月以来,城中时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十室之中,仅一二家得免,甚至有一家连丧三四口者。”又如,同治二年六月,常熟某地十九至廿三日,“疫气大作,病者只半日不治”。而不知姓名的作者则于十四日起,患痢疾,至廿四日稍止。

   天花这一传统的地方病也有流行。同治三年四月,常熟“自长毛去后,遍处起病,……本镇左右近侧,亦多病家,更有出自花亦不少”。上海“同治初,天痘盛行,(黄)錞请于巡道应保时,就邑庙设牛痘局,自任施种,捐备苗药”。上海从同治三年至同治末,未见有疫情发生,因此同治初的天痘盛行应发生在这次大疫期间。

   类霍乱即急性胃肠炎,虽是不易发生大流行的传染病,但在特定条件下,特别是饮用水资源出现污染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一定范围的流行。由于这一疫病与真霍乱类似,而且这期间又有真霍乱流行,所以很容易被视为真霍乱。比如,前面已经谈到,从咸丰十年起到同治元年,嘉兴的濮院一直有霍乱流行,故同治二年七月因喝了带咸味的河水而出现的所谓“吐泻霍乱”一般也就被当作了真霍乱。实际上,沈梓虽明确说“遂有霍乱吐泻之病”,但只要完整地看看他的描述,就能发现此霍乱非真霍乱。他说:

   至今年春季,濮院水即带咸,然时咸时淡,尚无害于田禾。至七月则竟咸矣,饮之者肚腹率作胀痛,遂有吐泻霍乱之病。八月为盛,不过周时便陨命,统濮院镇乡每日辄毙数十人。他镇食咸水者,其致病亦与濮镇相若。……余于八月卅赴乌镇,舟人饮咸水者皆患肚痛腹泻,……凡咸水之港,水作红色。

   这里至少有两点与真霍乱的不相合,首先真霍乱发病多为无腹痛吐泻,仅少数中毒型或干性霍乱患者,偶有腹痛表现,而当时之人,“肚腹率作胀痛”。其次,被病人或带菌者吐泻物和粪便污染的水源是真霍乱主要的传染途径,受污染的食物和苍蝇也能传播疾病,而当时患者均为饮用受污染的咸水之人,若是真霍乱,致病途径绝不可能如此单一,污染水源肯定不止是带咸味的河水,未变咸的淡水一样会带菌。当时之河水变咸,虽是因为海水倒灌,但从“水作红色”看,应该还存在因为环境破坏而导致的其他污染。由饮用同一种受污染的水或食物而引起的吐泻腹痛,应是较为典型类霍乱(急性肠胃炎)。

此外,在战争动荡的年代,环境污染,人民体质下降,江南地区夏秋季节一向多发的伤寒出现流行也应是情理中之事。不过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发现明显证据表明这期间有伤寒流行,只是有些个别的记载透露出存在伤寒的可能。比如,咸丰十年,濮院沈梓之母,自八月初起病,九月十五日,当沈梓见到她时,“寸步不能行,骨瘦如柴,身热,咳嗽不止,终夜不辍”。伤寒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长期身热不退,而且老年伤寒常病发支气管炎和肺炎等疾病。因此,沈母应该不无患老年伤寒的可能。至于百日咳,从龚又村的日记中可得到一些证据。同治元年秋,常熟的龚又村一家有一半多罹疾,其中两儿两女均患病在身,除幼女于八月二十五日亡故外,其他三个孩子都于八月初起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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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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