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人与学科史”关系的两种书写——以王瑶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16-11-09 22:25:44

进入专题: 王瑶   陈平原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夏中义  

“以王瑶为例”的理由

   以王瑶学案为例,来讨论“人与学科史”关系的两种书写,拟作对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下简称陈著)的书评,这恰当否?

   所以有此自我设问,是因为陈著这部44万字的大书气度不凡,视界宏阔,实属全景式的通史史论,其时间跨度是世纪百年(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到燕园北大),其空间比较是两岸三地(含北大、台大、香港中大),所涉历史人物以“榜上有名”(入此书目录)者例举,便有黄人、林纾、鲁迅、王国维、吴梅、齐如山、周贻白、董每勘等近代名宿。王瑶作为特别角色在此书第四章、第八章虽有重头戏,但毕竟称不上是此书第一主角。于是怕王瑶肩头或有无可承受之沉。

   然细读陈著,便自嘲“自寻烦恼”。这诚然是读懂了陈著的史述动机所致。这在客观上也澄清了这一谜团:陈平原自新世纪后为何不像在八十年代一般也想当一名无愧于北大品牌的“文学史家”?或曰,作为北大数代同仁(从王瑶、严家炎到钱理群、温儒敏)所公认的“著述体例”(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在今日陈平原看来,为何会变成“一门可敬、可爱而又不无可疑的学问”[1]?其疑点究竟何在?

   疑点一,这是缘于陈对教科书式的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已颇厌烦,因为这离其“理想的学问境界”已渐行渐远。这并非说陈不理解高校课堂对教科书的职业需求,但就其学术自期来说,他更心仪刘知几所说的“专家书”:“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2],这无疑更逼近司马迁式的著述之境:“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疑点二,著者到底靠什么才能缩短其与刘知几、司马迁的学思差距?陈说:“在我看来,没有压在纸背的人生经验与社会关怀,并非理想的学术状态;对于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很容易召唤批判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现代文学’学科来说,尤其如此”[3]。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两句话:一,严羽说过“作诗功夫全在诗外”;二,当此言转为“治学功夫全在学外”,这也就是陈1988年起草的一本书名《学者的人间情怀》[4]。近二十年后,陈著又将“人间情怀”转述为“别有幽怀”,包含“温情”“诗意”“想象力”[5]三项元素。衡量一部文学史书好不好,就课堂效应来讲,就看它能否真正眷顾学生的“阅读与体味”[6];究其质,也就是能否将促成学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7]的大学理想落到实处。

   若将这寄意高远、又不无现实殷忧的专业诉求转为尺度,来检视现代文学学科近七十年历程,陈最不忍回眸的史实是什么?不能不说,是整个大陆(含北大)由教科书所导向的课程在不同程度上皆患有缺失:这就是该课程应有的“文学味”被挤压得愈来愈稀薄——而没了“文学味”所蕴藉的“温情”“诗意”“想象力”,该课程也就形同失魂的躯壳,岂不哀哉?

   文学史课程之“去文学味”,或现代文学史究竟怎样蜕化为“没有文学的文学史”(郜元宝语)?从晚近六十年(1949-2009)来看,大体可以“1980”为界,分出“80前”“80后”两截:若曰“80前”学科是以高度意识形态的立场规训(“政治标准第一”)压倒了文学趣味(“艺术标准第二”);那么,“80后”学科则以知识密集型的学院派路数成了学子应试的考研宝典,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及文学技法之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8]。其结果是殊途同归,即皆诱引学生不是原汁原味地去阅览且体悟现代文学的名家名作,反而是把自己矮化为背诵教程(“标准答案”)的复读器,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得像同一模具做的通用铸件。这就不仅使高校专业的“文学如何教育”[9]转为无奈,同时也让统编型文学史写作变得无趣。更无庸说,当“统编教材”不再享有垄断时,各地各校或以各种协作名目面世的文学史编撰又很难不沦为“肥水不流他人田”的实惠工程。若真的追究其内涵,则又不免“文抄公”之嫌。用陈的温雅词语,则是“名‘撰’而实近于‘编’”[10]。

   既然如此,心气甚高、不甘媚俗的陈当不去凑这热闹。鲁迅在《故乡》写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想必鲁迅还有另句话没明说,即多数人走的路也可能出错,这叫“庸众之路”。鲁迅一辈子大体愿以“独异者”自期且自律。在文学史书写方面,陈也想换一思路走走。人各有志。这样也就可体会陈在未名湖畔,为何既不追慕乃师写王瑶式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不曾结伴师兄写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却偏偏在2003-2016年间,锲而不舍地耗功十三年,推出其力作《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因为陈想借此将被“80前”立场规训,“80后”学问累层所幽闭的“文学味”以及“文学味”所隐喻的“温情”“诗意”“想象力”,“呼唤”[11]出来。

   为何“呼唤”(释放、激活)文学史教程应具有的“文学味”(幽怀、情怀),宜借助“学科”路径?陈给出了三条理由。其一,文学史著述所以引人瞩目,因为它契合了现代教育兴起而生出的专业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12];其二,文学教育须诉诸活脱脱的师生互动(不是虚拟叙事中的人物关系),这就将使“早就随风飘逸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在‘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思潮’之间建立某种关联”,进而让文学史能在“规训”、“‘知识’与‘技能’之外,体现文学教育之‘情怀’”[13];其三,这也就激励著者有“望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考虑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之时,再把比较性视野扩大到两岸三地,“直面意识形态与学术传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描述与阐释,是很有趣味的精神历险”[14]。本来已被现实弄得“无趣”的文学史书写,因另辟蹊径而转为“有趣”,这与其说是陈著对学界的公共性承诺,毋宁说这是著者对自己长达卅年的专业今后该“怎么做”确认新的正当性。

   于是顿悟陈著期盼另觅“学科”路子来呼吁“文学味”魂兮归来,实在用心良苦,同时不无操作性。这就是说,既然文学史作为知识系统能在当今课堂中规中矩地传授已属不易,既然按国家教学大纲所限定的学时逼得教师只得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读教材为主,那就索性因势利导地“放大”优秀师资在课堂内外的人文导向功能。因为陈著所珍视的“温情”“诗意”“想象力”,说到底,皆在指涉价值论层面的个体生命经验暨艺术原创,就其呈现样式而言,无非两种:一种是以活在历史时空的文化人格来直接演示;另种是以情态想象造型来间接隐喻。当后者作为“文学味”的意象载体被教科书挤压得愈益单薄,学生若还能在课堂领悟到文学史应有的“温情”“诗意”“想象力”,这就全取决于现场主讲能否讲出活在其心中的文学史之魅了。

   听课与阅读的最大区别,是前者能将后者所目击的条带状的白纸黑字,转化为有氛围、有场景的语音演绎系统,它不仅能通过听觉来刺激受众的心智性再造想象,同时也让受众能零距离地亲灸历代文豪留在文学史的血迹泪渍是如何令主讲顷刻动容、哽咽乃至肃默无语。这其实是师生因文学史而结缘潜入巨人苦魂并肩探险:谁也说不清教师在那时因动心而即兴道出的一段箴言,会像一粒上帝的麦子跌入学生的心灵缝隙,日后竟长成能指点他(她)一路走好的标牌。故也可说,一位优秀老师从心底掏出的“文学”,实是由其血肉之躯所支撑的“人学”;同时也可说,一个愿以青春乃至生命来抵押文学教育的老师,其人生本就近乎文学精品般美丽且高贵。这能否说,当陈著目睹“文学”已在教科书病榻弱得不行了,也就只能靠老师进课堂作临床抢救了?

   然谁都明白在偌大中国,能将文学史讲活、讲出有历史感的“文学味”、讲得学子一辈子引以为傲且转为其母校印象中最深刻的青春元素的大学名师,并不多。若硬在大陆觅如此名师,视线也就不免会首选北大。北大近七十年来一直是文学史学科的发祥地。北大讲文学史的“指标性”资深教授是“中文四老”(吴组湘、林庚、季镇淮、王瑶)[15]。而王瑶又无疑是这“四老”“指标中的指标”:他是“四老”中年纪最小、死得最早[16],故事最多,1952年前皆属清华同仁;1937年前读本科时已是清华园里有传奇色彩的“青年布尔什维克”;1952年来北大后,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者;更无须说八十年代大地回春,又令其晚晴愈益光华似霞,绛帐弟子多俊彦英杰,对天下公益常妙语连珠,在大陆思想文化界酿成的深邃效应远盖过他作为一个教授的专业形象。这也就意味着,陈著企盼从学科教育中抢捞回来的“温情”“诗意”“想象力”这类财富在其博导王瑶身上,应有尽有。王瑶生前有意无意留下的学思人格遗产,对兑现陈著的写作初念而言,已“不似主角,胜似主角”。所以,不用担心“以王瑶为例”来探讨“人与学科史”关系有否预设失当,倒应该提醒自己是否已有充沛的准备,来将此案做细作实。笔者也正是取此视角愿有所旁白,为陈著及其读者留下一份参照。

  

“史脉中人”与“史案中人”

   将王瑶假设为“人与学科史”语境中的主角,这与陈著的原先定位区别何在?区别在于,王瑶得从“史脉中人”转为“史案中人”。

   当王瑶作为“史脉中人”被书写时,他是配角,鼻子被学科史述主脉牵着走,聚光灯不会持续地追着他。他不在舞台中央持续亮相,其出场与否也仅仅取决于主脉叙事的需求,要他跑龙套他便摇旗呐喊地晃一圈,要他退场他就悄悄消失。“史脉中人”近乎跟班,他在学科史剧的演员表上不会名列前茅,没机会呈现其原型情志错综得很不一般的“学人性格”[17]。故王瑶在陈著中的形象偏于类型化,与惯常被时势“唤之即来,弃之不惜”的价廉物美的知识者无大差别,也是在长年遭受不公后忍不住作怨妇吟,但又怨而不怒甚久。读者看见这位演过红色弄潮儿的“史脉中人”后又落为时潮的玩偶,在其生命史上的每一拐点皆被潮流推着走,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看不出他究竟有没有个人意志,或其个人意志作为性格内核到底藏着什么。

   相比较,当王瑶作为“史案中人”被书写时,他将是主角,他不再是学科史述用来点缀的史料性人质,而是该学科赖以起源及其挣扎的首席人证。当王瑶宛若凝冻现代文学学科的演化密码的第一活化石,其命运当不仅属于他个体,同时也被赋予了历史象征。于是其在学科内外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也就不仅仅属纯个性细节,而很可能被视作学科史在此时此地为何有此生成的直接人格动因。这便导致“学案中人”之书写是性格化的。

   性格异质于类型。若曰小说中的人物类型是指对人性的个别特征的简单寓言,那么,叙事语境中的性格,无疑要求将人物塑造诉诸于对人性存在的全息性眷顾。这就是说,经典作家写性格,不会满足于写他(她)做什么、怎么做,更会有意无意地探询或暗示他(她)这般做的内在缘由何在。故无论小说性格之化育成型,是否被赋予了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深层心理描绘,然有识者一眼便能读出性格所以为性格而非类型,是因为该人物是“圆”的而非“扁”的。“圆”是指人物呈示了人性的整体性丰满,“扁”则指人性被抽象化公式化为干瘪单调。

   这若转换为王瑶语式,即不仅要读纸面文章,还要读纸背文章。纸面文章所以能满目纷华而不被误读成轻巧,其缘由是纸背有根,故能压得住。这一能镇住锦绣文字的底气,乃源自著者的价值性“文化内存”(对宇宙、人生、历史、世界的总体体悟)。这也是陈著所认同的学思原则之一。本来当陈著寻思让文学史回到学科史去重拾“文学味”,其策略也就是让能将“文学味”性格化的现实人生走进文学史(课程教学)。故若能在“人与学科史”层面写出王瑶性格内核之鲜明独特,或许冥冥中更契合陈著的初心。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王瑶   陈平原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038.html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