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中国文明对佛教的吸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84 次 更新时间:2007-03-22 14: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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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 (进入专栏)  

  

   我们知道,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很强。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它对佛教的吸纳。大家平时单纯地以为,佛教就是一种宗教。这样的认识有局限性。佛教不只是一种宗教,佛教的背后是一个文明,是整个印度文明。佛教传入中国不光是传入了教义、寺庙组织,还传入了一整套印度价值观,甚至还有很多印度的习俗和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流传的很多故事、很有多观念,都有印度渊源。所以引入佛教不仅引入了一个宗教,也引入了印度文明。今天讲的是中国宗教和文明对其他宗教和文明、文化的包容性。从佛教的传入和完全融入中国文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明在根性上对其他文化不是封闭和排斥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把中国发生的情况跟西亚和欧洲发生情况做一个比较,这一点就更清楚了。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足以说明,启蒙运动以前的欧洲宗教或文明是不具有中国宗教和文明的包容素质的,或者说至少有严重的欠缺。

   佛教的传入以及佛经的翻译,对中国词语和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你比如刹那、心境、境界、报应、大千世界、因果、红尘、大慈大悲、大彻大悟、世界、实际、平等、现在、忏悔、缘分、情缘等等、等等。很多观念跟我们的生活已融合的太紧密了,我们都不知道它以前是佛家的。此外还有自觉、真理、自由自在、自作自受、不知不觉、不可思议、一刀两断、心花怒放等等。有一本书,书名是《俗语佛源》,里边搜集了大量源于佛教的词汇。甚至还有一些我们根本想不到的常用词,比如奇特、苦恼、转变等,它们也来自佛教。在哲学上,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深刻的。有些哲学词汇也来自佛教,比如说能知(简称“能”,指的是认识主体)、所知(简称“所”,指的是认识对象)。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大大丰富了汉语。最让人震惊的例子是“翻译”这个词,它也来自佛教。先秦典籍中虽然有“译”的概念,但是“翻”和“翻译”的广泛运用发生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后,译经事业兴盛发达之际。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梁慧皎写了一本书,叫《高僧传·译经下》,其中首次出现“翻译”这个词,就是首次把“翻”和“译”连起来使用。我们如果从大处看,从语言影响思维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的输入实际上使汉语变得更为精密,使汉语的表达能力更强,也使汉语的逻辑性也加强了。这实际上提高了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随着中国文明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到一定程度后,它就会和本土的价值观发生了一种深度的融合。这个情况是在宋代发生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出现了宋明理学,在西方学术界也叫“新儒学”,就是在佛教已经在中国深深扎根以后,儒家价值观为了对其进行回应,融合了佛教和道教的一些因素,所以理学实际上是一种“三教合一”的产物。当然,其核心还是儒家,但是由于吸收了其他几个宗教的要素,它实际上是一种融合。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文明没有吸纳佛教理念,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文学经典就是不可能的。王维的诗歌里有一种空灵和恬淡的意境,一种朴素无华的风格,但你可以从中体会到很多深刻的东西。如果没有儒家对佛教的包容,就不可能产生出这种自然、灵动的诗歌。王维诗歌代表了中国文学在吸收佛教以后所达到的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在明清以后的很多诗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文人已是江郎才尽,总是在玩典故,那这是一种只需要死记而不需要创造的东西。

   像苏轼的词所能达到这个高度,我认为中国诗歌无人能及,完全是一个高峰,这也是佛教的影响的结果。苏轼信佛,或者说玩佛。一些专做佛教研究的人或是潜心信佛的人会认为苏轼对佛的信仰不真诚,但是这也正好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苏轼毫无疑问首先是一个士大夫,是儒家信徒,但是在他身上佛教文化精深的那一面也可以表现的如此淋漓尽致。我觉得这恰恰最说明问题,说明中国文明的包容性非常强。我不知道苏词是否能打动你们。苏词使我震撼,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五四以后有大量模仿西方的诗歌,动不动就来一个“啊!!!”也许那是时代的需要,但很肤浅。苏轼的诗词那么含蓄精深,那么大气磅礴,那么雄奇豪放。如果没有中国文明对于印度文明的深度吸纳,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人之所以还有比较深刻的思维,这跟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有密切的关系。我刚才讲到佛教的传入意味着中国不光包容了一种新的宗教,实际上包容了一种新的文明。可以说,印度文明方方面面的优秀成果被嫁接到中国文明这块砧板上了。印度文明的精神品质由此而进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全面参与了中国文明的成长。佛教不仅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而且还带来了新的语言要素,新的哲学,新的世界观,简单说来,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命样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甚至还带来了建筑,如佛庙。佛像的制作及相关艺术就更是从印度传来的了。

   但是,同印度文明经由佛教传入中国相比,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又大得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大家虽然都愿意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许多学者提倡要恢复读经(四书五经),还有一些很多学者甚至要把儒家恢复成一种纯粹“宗教”(可儒家何曾是这样一种宗教),不仅要在全国上下恢复文庙(崇拜孔子孟子的场所),而且要让儒家变成一种类似西方教会那样的宗教组织,不仅要有信众,而且要有大量的有教产。我觉得无论这些学者如何呼吁,我们都无法否认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冲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佛教和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冲击。我刚才讲到佛教文化对我们的冲击已经够大了(源于佛教的词汇这种似小非小的东西实际上改变了我们整个的思维方式),但是西方文明对我们的冲击更大。我认为,中国文明在西方的挑战面前,迄今为止的反应是积极包容。这种积极的态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佛教传入时也比不上。这又说明中国文明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反过来看,西方文明在源头上是叙利亚和希腊这两大文明融合的产物。这个融合的过程大概是在3、4世纪即基督教形成时期完成的。从这时起一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发生之时,西方文明才真正表现出了某种包容性。这之间有大约一千五百年左右时间。期间,西方宗教大体上是一种落后的、表现不好的宗教,干了不少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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