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以古典情怀针砭现代性的困局——评布鲁姆《美国精神的没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5 次 更新时间:2007-03-09 01: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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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 (进入专栏)  

  

   按我的经验,若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能大谈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甚至福楼拜,不管他说的是否在理,一定比那些只会跟着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或洛克学舌的先生更受追捧。原因自不待言,他能戳到人的灵魂,而在霍布斯或洛克等人看来,现代政治是不应摆弄灵魂的,这是个很麻烦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

   所以,1988年的美国文化界发生过一件怪事。在北卡罗莱纳大学一次讨论大学文科教育前景的学术会议上,衣冠楚楚的学者们一反平日这种场合应有的礼数,个个怒气冲天,就像到麦加朝圣的人踏上了驱邪桥,一起把石头扔向恶魔。那个成了众矢之的人,便是在芝加哥大学多年讲授政治经典的艾兰·布鲁姆,他头年出了一本叫做《美国精神的衰落》(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书,专门讨论当代美国人的“灵魂”。他端起火力十足的排枪,对美国文化的主流人群喜爱的东西,几乎一个也没放过。好在天真的美国人很愿意听听高人如何骂自己,所以这本并不太通俗书面世后,居然能创下销售75万册的佳绩,荣登《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的排行榜。

   看一下被布教授纳入火力范围的东西,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触犯众怒了:文化多元化,政治世俗化和权利化,女权运动,价值选择和自我肯定,乐观主义,平等精神、性解放和摇滚乐,讲求理性以及促进种族和谐的努力等等,甚至包括宽容。布鲁姆对这些东西摆出的姿态就像京戏里的脸谱,让人一眼即可看出属于哪个行当;原因似乎也很简单:他本人喜欢的东西,在那些劳什子里一概阙如。我们外人眼里活力四射的美国文化,在他看来简直已经病入膏肓。至于他到底喜欢什么,却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的清楚。

  

   古典品味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布鲁姆的古典素养十分了得。我们这里一些提倡“读经”者想必乐意把他引为同道。不过,他虽然对希腊罗马和启蒙运动前后的经典文献烂熟于心,却不是个不知魏晋的学究。此书能够风靡一时,端赖他还有着不为一般大学者具备的特殊本领。他能用一只眼瞅着经籍,另一只眼紧盯身边的文化潮流,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称为一个目光敏锐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讲述的很多内容虽属老旧,却都是在为现时代把脉,与眼下的文化生态紧紧钩连在一起。不消说,他也最易犯下这一路保守派常有的毛病:喜欢拿古人最好的东西来跟现时代的乌七八糟加以比照。

   在谈到现代性的症结时,布鲁姆的立场是很明确的。洛克把权利观教给了美国人,斯密让他们知道了如何利用权利积攒财富,但彼时的“权利”(rights)中蕴含的“自然正义”(Natural Right)却被遗忘了。西谚有云,“能力不济,谈何义务”(ultra posse nemo obligatur),既然自然没有赋予人达于至善的能力,我们便常以此开脱自己。可是在布鲁姆看来“自然”有着全然不同的面貌,它是本然为善的,贯穿于人生的方方面面,只是世人不再想倾听它的教诲了;我们并非没有能力,而是丧失了培养这种能力的勇气。于是便有了对罗尔斯的苛评:他不过是个价值相对论的应声虫,《正义论》“促请人们不要蔑视任何人,物理学家或诗人不可轻看一生蝇营狗苟或从事轻薄下贱活动的人。”这种蠢话意味着不应“寻找本然之善,就算找到了也不应推崇”。能从罗尔斯读出这种结论,未免有些意气用事。实际上,对于大法官霍姆斯、杜威、贝克尔和罗尔斯等人,布鲁姆一概嗤之以鼻,因为他们都想把整全的美德赶出政治和法律大卖场。这不免使人对于应否严肃看待作者打个问号。为了理解布鲁姆何以有如此偏执的立场,你必须猜测他还有更深层的理由,而那是现代人一向拙于应付的。

   正是由于这个更深层的理由,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何会对他所推崇的那些思想家受到的批判只字不提,浑然不觉地畅游于古典文献的内在紧张之中。柏拉图玩的是乌托邦这把火,但他也比当代大学生更清楚何为性爱,甚至讲起娈童癖也比今天的同性恋更高明。阿里斯托芬嘲笑苏格拉底,但他也讥讽对肛门的理性研究。卢梭、尼采和韦伯既是现代性的大宗师,又是它的颠覆者,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只是改起来力不从心。苏联的制度是邪恶的,但“古希腊的新鲜空气”散发着“强健的道德和美学”气息,为建立公社提供着不竭的动力。建国之父们为美国人确立了宏大高远的立国原则,但他们对人性中阴暗一面的警悚在布鲁姆笔下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通观全书,布鲁姆始终表现出一种营造“严肃生活”的高超能力,但常让人搞不准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一个作者。这种暧昧的态度,在对德国哲学的描述中(见卷二“虚无主义”)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我们也不必苛责于布鲁姆,毕竟他所讨论的很多思想,本来就是在是是非非之间犬牙交错的。但我还是觉得,他似乎执意要把那些贤哲放在另一个善恶平台上,他们就算犯错,就算放荡,就算荒唐,就算游戏人生,也不跟我们在一个层次上。不守妇道的包法利夫人是不能跟克莱默的老婆同日而语的,前者能从一个糟老头脸上看出旧制度的辉煌,后者只是想逃出去爽一把而已。以此推测,布鲁姆厌恶现代社会的那个更深层的理由,也许可以归结为:肤浅的当代自由失去了古典品味。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他对现代人的指责全是意气用事的发泄。他这样说是有相当多的实景观察作依据的。他虽然戴着古典的有色眼镜,对美国当代文化,尤其是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却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所以他才会踌躇满志,自诩此书为“发自前线的报道”。

  

   大学精神

  

   基于这种敏锐的观察,他成了敢于痛斥大学生的极少数教授之一(见卷一“大学生”)。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追求“个性”或“独立”,但在信仰缺失的败坏下,他们之间的差异“不比没发情的牲畜强多少”。随随便便的性事,见面熟的风气,使男女不必为对方付出多少努力和关心,两性关系也随之失去了生物学之外的全部意义。“行为发生了,却不会使一对男女脱离人群,他们会立即回到其中,毫无改变。”传统信仰在他们中间蜕化为私人化的“担当”,即“空虚中做出的选择”。如此一来,幸福也变成了速食面一类的东西。摇滚乐便是用一时的快感取代幸福的最生动写照,它诉诸于当下的欲望,煞有介事地诉说少男少女幼稚的性萌动。以往的情窦初开被用于塑造“高尚品质”和“升华精神”,使之与音乐、绘画和小说联系在一起,为履行人的义务、享受人性提供一种过渡。摇滚乐却像毒品一样提供廉价的迷狂,人为地诱发兴奋,毁掉了青年人的想象力,使他们难以同艺术和思考建立起情感联系。所以,布鲁姆极为担心青年人正在变成“金发碧眼的野兽”。

   与学生的这种状况相对应,教师们也热衷于开设各种文化或文学比较课程,尤其是与非西方有关的课程,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目的是培养“没有偏见的人”。但这种做法其实也是实践着一种西方偏见:对异域文化的研究几乎是西方独有的现象,其他民族都没有这种欲望。从源头上说,它显然跟寻求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或至少希望证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较好的方式。由于由于忘记了这个源头,使教授们陷入十分尴尬的处境。他们抨击民族中心论,这等于断言自己不知西方科学理解的优越,不承认另一些否定这种优势性的文化的低级,同时却又在实践着这种优势。所以他们“对自己科学的优越性是既肯定又否定”,他们像帕斯卡一样面对理性与神启的选择,却缺少放弃科学转向信仰的自觉。因这种思想作祟,大学的“开放性”便沦为“随波逐流”,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现状开放,忘记了确实存在着一些“受蔑视的选择”,一些“令人怀疑的知识”。在布鲁姆看来,真正的开放是指把那些让我们安于现状的迷惑拒之门外,然而“现在的教学体制只受市场需求的左右,全然不能分辨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秉持独立精神的古典教育的衰败造成的,它始于6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与此相比,麦卡锡时代的学术反而成果颇丰,因为那时它还保持着苏格拉底——西方学术最伟大的楷模——的精神。在他的笔下(见卷三“大学”),苏格拉底不但智慧绝顶,而且十分圆滑。他不讲什么“知识的诚实”,他的独立性不是表现为与俗人争辩是非,而是知道如何与他们周旋;他很清楚跟权贵结盟的必要,但这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明白。凡是不能或不必向世人说破的事,他善于保持沉默,因为俗人的世界是靠神话而不是理性维系的。姑不论这种描述是否符合(我感觉很不符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它让我想起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不久前发现,经济转型中的腐败也许无碍于甚至有益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是他们把这种真相一说出来,却几乎被口水淹死。此时他们应当最能体会苏格拉底式沉默的含义,最愿意接受布鲁姆的立场,必要的技巧是把大学精神转化为与艺术家高贵的“感伤”相类,它为了维持自身的独立存在,必须把行动拒之门外,成为威廉·詹姆士所说的那位贵夫人,她为舞台上女主角的遭遇青泪涟涟,却忘记了自己的马车夫正在剧院外冻得半死。

   的确,启蒙运动与古典时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求真的古典学者只想独善其身,而启蒙思想家却相信人人都有理性,通过教诲都能把握自然奥秘,提升人类整体的品质。布鲁姆说的不错,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苏格拉底的可贵之处,乃在于他始终跟大众保持距离,而不像我们那样整天嚷嚷“公共关怀”。孟德斯鸠和吉朋曾一再申明,共和政体不但是以“美德”为基础,而且易于腐败,现代性的隐忧似乎早在西赛罗的罗马或十人团的威尼斯就已存在了。所以,不是思想的参与,而是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思想间距,构成了西方大学独立精神的内核(与我们所说的“唐吉诃德精神”异趣)。这大概也是近来在名师点拨下“重新阅读西方”带来的最大收获之一。忘却这种精神,草率地作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像《格列弗游记》中的勒皮他那样,使科学变成政治的帮凶、真理的背叛者,因为民众的权利或利益常与求真的美德格格不入——吾闻穷巷多怪事,彼处哪有境界可言。

   说实在话,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十分不幸,能跟布鲁姆发生很多共鸣。与他有共鸣,是因为我也珍视大学在科学精神上的独立;说自己不幸,则是对政治学不时要背弃公民社会亦深有感触,这时它易于变成纯粹理念搭起的纸牌楼,巍峨归巍峨,血肉之躯却没有一个敢住进去,这与政治思考只能在有着高度实践性和强迫性的时间中,而不是在锁定价值于永恒的乾坤中运行是不相容的。布鲁姆说,海德格尔错就错在他脱离心灵的执守而加入了时代,话中透着强烈的惺惺相惜。想想苏格拉底吧——民主会斩杀智慧呢,到这样的实践和时间之流中寻找真理,可能意味着背叛真理呢。

  

   又一曲老歌翻唱

  

其实,启蒙运动的现代命运,不光是它没有赢得理性的胜利,反而只能在“无灵魂”状态下享乐,并且还要不断经受古老灵魂的谴责。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了。布鲁姆摆出的姿态也许不像他本人以为的那样新颖,他只是碎片化的现代性诊断者的漫长行列中最新的一员。他喜欢引用的卢梭早就预言,文明导致的个人主义将使社会因缺乏共同目标而分裂为孤立的意志,使自私从道德缺陷一变而为合乎人性的美德。伯克当年说过,崇尚进步的人生硬而粗暴,既鲁莽又不义,与人性和人类礼制的整体发展规律完全背离。伯克的保守派同道、更敢放狠话的迈斯特则认为,背弃神的人类必陷于血泊之中。及至现代性真正进入危机时代,施宾格勒或韦伯不但对文化做出了令布鲁姆扼腕长叹的“相对化”处理,而且预见到了基督教改造西方(韦伯)或西方改造基督教(施氏)的种种恶果。这里不妨再举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例子:今年美国再版了一本老书——德国医生马克斯·诺道写于一百多年前的《退化》(1892年。新版见Max Nordau, Degenera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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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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