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曙:文学史研究的“空间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3 次 更新时间:2022-05-31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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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万曙  

内容提要:既有文学史的研究多从“时间维度”展开,这使文学史的本来面貌未能得到完整的呈现,文学史作为情感表达历史的情感温度被系统知识所替代,文学史作为精神史、心灵史的生命情趣被淹没,文学史应有的丰富性和立体感难免被遮蔽。注重从“空间维度”展开文学史的研究,能够还原出更为丰富和立体的文学史场景,呈现特定时间和空间中作家的情感,感知作为文人阶层的作家的生命情趣,促使文学史研究和思想史、心灵史、生活史、情感史等相互衔接,让文学史的研究回归“文学史”的本质。



毫无疑问,文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文学史既然是“史”,自然要按照时间的线索叙述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进程,截至目前为止的绝大部分文学史即是依照此模式叙述的。受到“史”的模式影响,大部分针对具体文学史问题的研究也多从“时间维度”出发。空间要素虽然也包含在叙述之中,例如作家出生于何地、其文学活动在何地展开、作品和特定地理空间的关联等,但由于时间维度的主导性,“空间维度”未能得到强调和凸显,缘此,文学史的本来面貌未能得到真正的呈现,文学史作为情感表达历史的情感温度被系统知识所替代,文学史作为精神史、心灵史的生命情趣被淹没,文学史应有的丰富性和立体感难免被遮蔽。

如何拓展文学史研究,是诸多学者积极思考的问题。有人对空间维度已有注意。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就曾经说过:“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①陈寅恪在强调“考定时间先后”的同时,也强调了“空间离合”。他还说道:“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②所论“三点”之中也包括了“地理”。注重从空间维度着手,或许可以弥补时间维度描述的不足,拓展和深化文学史研究。



一、何谓“空间维度”



笔者所谓文学史的“空间”,不是指作品中的虚构空间③,如《水浒传》的梁山泊、《红楼梦》的大观园,而是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的地理和物理空间,是作家个体或群体生活、创作以及从事其他文学活动时所处的空间。文学史上的任何事实,包括一部(篇)作品的创作、对文学家创作发生重要影响的经历、文学家之间的交往和各种关乎文学创作的活动,乃至于作品抄写、刊刻等传播,都是在特定空间中发生的。每一个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空间中,在他们人生经历中曾经发生过的影响创作的事件,如苏轼被贬黄州、曹雪芹经历抄家等,都在特定的空间发生。他们的创作,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简单一首绝句,也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完成的。文学史上的诸多文学活动,包括某一时期的文学走向的产生、作家之间的交往、文学流派和群体的集会等等,同样是在特定的空间中展开的。

讨论文学史研究的空间问题,不能不涉及两个概念,一是“文学地理学”,二是“地域文学”。

近年来,文学地理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深进,一批学者不仅勇于思索,而且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使得理论体系越来越周密④。但是,地理学之于文学研究,往往被地理的层级所限制。“地理”是“全世界或一个地区的山川、气候等自然环境及物产、交通、居民点等社会经济因素的总的情况”⑤。这里所说的“全世界或一个地区”就是地理的层级,它既是自然的存在,也和行政区划密切相关。地区有大有小,大到一个省、一个城市,小到一个自然村落,但不会延伸到一座园林、一方斗室的层级。空间也有大有小,大到一个自然地域或一个行政区域,如塞北、草原、高原,再如江南和历史上的江南省,城市和乡村等;小到一方斗室书斋、一座园林、一方山水胜境,如影园、兰亭、西湖,李攀龙之白雪楼、蒋士铨之红雪楼。相对而言,“空间”较之“地理”,其层级可伸可缩、可大可小。文学家的生存和活动当然处在不同层级的地理范围中,但更是处于地理层级难以表述的更小的空间中。比如,苏轼被贬谪的黄州,可以是地理层级的表述,但他初到黄州时所居住的定慧院、临皋亭、躬耕之东坡、构筑之雪堂以及所游之赤壁,则只能以空间表述。这些地理和物理空间,与作家的生命、情感融为一体,还原具体的空间,我们可以触摸到他们的生命体温。

近年来兴起的地域文学,侧重于某一地域文学现象的描述和分析。毫无疑问,它对于某一地域的文学现象以及作家作品的描述和介绍更加深入和细致。作为描述更大地理空间的各式各类的“中国”文学史,由于篇幅和撰述者知识视野的限制,难以将各个地域的文学现象和创作水准并不高的作家作品纳入书写范围之内。因此,地域文学研究弥补了已有文学史忽略的局部现象和未关注的作家作品。但是,不少地域文学研究由于没有摆脱既有的基于时间维度的思维,往往还是按照时间先后排列本地域的作家作品,并没有还原出特定空间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具体场景。

因此,本文所谓的“空间”,是指在文学史上真正存在过的地理和物理空间,其层级更偏向于具体微小的地点空间。所谓的“空间维度”,是指我们考察文学史的时候所应建立的空间思维角度。文学史的研究,应该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种文学活动,还原到其发生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空间。如果将既有的时间维度和本文提倡的空间维度相叠加,则如GPS定位那样,能够还原出历史上文学活动和文学家创作的历史场景,从而再现文学史应有的生动鲜活的本来面貌。




二、从空间维度对文学史可感场景的还原




从特定角度审视,文学史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具体场景按照时间组合而成的。大到文学活动,小到文学家个体的某一篇作品的创作,无不是在特定空间完成的。但是,统观现有的各种文学史著作或教材,更多的叙述者还是偏重于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文学知识,先分出不同时期,再对一些重要作家略予介绍,对某些重要作品的意蕴或艺术性加以简要分析。由于资料文献的缺乏或者研究还不够深入,叙述者难以回归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这类著作或教材采用时间维度的编年体叙述方法,突出了文学史的知识谱系性质,却因为缺少空间维度的审视,消解了文学史本有的可感场景。而强化空间维度的观照,则可以还原或回归文学史的可感场景。正如杨义所言:“研究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时间的维度,进入到具有这么多种多样因素的复合的地理空间维度,进行‘再复合’的时候,就有可能回到生动活泼的具有立体感的现场,回到这种现场赋予它多重生命意义,就可以发现文学在地理中运行的种种复杂的曲线和网络,以及它们的繁荣和衰落的命运。所以,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它的生命现场,进入它意义的源泉。”⑥这里举个体创作与群体创作各一例予以说明。

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被贬谪滁州,两年时间里他都生活在此,这里是他文学活动的空间。依靠欧阳修留存下来的诗文,我们能够部分复原他在这一空间的生活和文学活动面貌。在滁州,欧阳修经历了两个年份的四个季节。他曾经到丰乐亭感受“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丰乐亭游春三首》之一)⑦的宜人春色,也曾以“枝条不动影,草木皆含愁。深林虎不啸,卧喘如吴牛”(《大热二首》之二)的诗句记录夏天的暑热;尤其是蚊子叮咬,让他写下了《憎蚊》诗,蚊数量之多,如“丛身疑陷围”,声之不绝,则是“聒耳如遭哭”。他在“孤管叫秋月,清砧韵霜风”(《秋怀二首寄圣俞》之一)的秋夜里,想念远在许州的好友梅尧臣,也曾独自面对“天云惨惨”的景色,感叹“林枯山瘦失颜色,我意岂能无寂寞”(《新霜二首》之一)。他在冬天游琅玡山,既看到“雪尽山苍然”的景色,也感受到“涧谷深自暖”(《游琅玡山》)的暖意。

滁州是一个大的空间,欧阳修在这里更多生活、流连于诸多更小的空间。山水胜景,是作为文人的欧阳修经常踏访、吟咏的地方,而醉翁亭当然是和他关系最为密切的空间。他不仅写下了那篇传诵天下的《醉翁亭记》,而且也写有《题滁州醉翁亭》等诗作。在琅玡山,他足迹所到之处,还有归云洞、琅玡溪、石屏路、班春亭、庶子泉、琅玡寺(《琅琊山六题》)。欧阳修多次驻足的另外一个去处是丰乐亭,写有《丰乐亭记》,并作三首《丰乐亭游春》诗和一首《丰乐亭小饮》诗。菱溪之石,也是欧阳修经常流连的地方,他写有《菱溪石记》,云:“菱溪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徙,故得独存。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面对这块溪石,他生发出“夫物之奇者,弃没于幽远则可惜,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的感慨;又写下长达23韵的七言诗《菱溪大石》,表达了“惟当扫雪席其侧,日语嘉客陈清樽”的意趣。除以上三个山水胜景之外,唐代李德裕贬谪滁州时所建怀嵩楼也是欧阳修经常游览的地方。在这里,他曾经和专程来看望他的徐无党、徐无逸兄弟开怀畅饮(《怀嵩楼晚饮,示徐无党、无逸》),也曾和滁州的僚属们在菊花盛开之际小饮赏景(《怀嵩楼新开南轩,与郡僚小饮》)。还有凝翠亭,亦是他经常登临的去处,其《秋晚凝翠亭》说自己是“登临无厌频”。

作为滁州的地方长官,欧阳修在滁州自然不必像京官那样上朝议政,他感觉自己如逃出笼子的画眉鸟,可在“林间自在啼”⑧。但又毕竟是一方太守,有着自己办理公事的衙署,其中有希真堂。他在其东种植了菊花,十月份花开之际,欣然赋《希真堂东手种菊花十月始开》诗寄托心志,颇富生活情趣。当然也会关注农桑收成,其《田家》云:“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这不是心无挂碍的文人所写的田园诗,而是关心民间疾苦的太守对农事和农家生活的书写。早在乾德年间,滁州知州高宝绪在丰山下面百子坑的会应祠中画上五龙图像,遇到旱灾便来祈雨。庆历七年滁州亢旱,作为地方官,欧阳修也参加了祈雨活动,并作《百子坑赛龙》诗记录此事。

红桥修禊是清代扬州文坛影响深远的盛事。它是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等著名文学家倡导的唱和活动,关联到清代前、中期文人心态、心绪。活动的空间是扬州瘦西湖红桥,据李斗《扬州画舫录》介绍:“红桥原系板桥,桥桩四层,层各四桩。桥板六层,层各四板,南北跨保障湖水口,围以红栏,故名红桥。”⑨正是在这一空间,扬州的文人聚集唱和,从康熙初年一直延续到嘉庆、道光年间。

康熙元年(1662),时任扬州府推官的王士禛倡议红桥修禊,其自撰年谱记曰:“其春,与袁于令萚庵诸名士(杜于皇濬、邱季贞象随、蒋釜山阶、朱秋崖克生、张山阳养重、刘玉少梁嵩、陈伯玑允衡、陈其年维崧)修禊红桥,有《红桥倡和集》。山人作《浣溪纱》三阕,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是也。和者自茶村而下数君,江南北颇流传之,或有绘为图画者。于是,过扬州者多问红桥矣。”⑩康熙三年,王士禛再次邀集文友在红桥修禊,其自撰年谱记曰:“康熙三年甲辰,三十一岁。在扬州。春与林古度茂之、杜濬于皇、张纲孙祖望、孙枝蔚豹人诸名士修禊红桥,有《冶春》诗,诸君皆和。”在这次活动中,王士禛赋有《冶春绝句二十首同林茂之前辈、杜于皇、孙豹人、张祖望、程穆倩、孙无言、许力臣、师六修禊红桥,酒间赋冶春诗》,不少文人赓和(11),一时影响颇大。

康熙二十七年上巳日,被派往扬州治河的孔尚任,亦在红桥举行修禊活动,其《红桥修禊序》曰:

康熙戊辰春,扬州多雪雨,游人罕出。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祓禊者,咸泛舟红桥。桥下之水,若不胜载焉。予时赴诸君之招,往来逐队,看两陌之芳草桃柳,新鲜弄色,禽鱼蜂蝶,亦有畅遂自得之意,乃知天气之晴雨,百物之舒郁系焉……予今者大会群贤,追踪遗事,其吟诗见志也,亦莫不有畅遂自得之意。盖欣赏夫时和者犹浅,而兴感于盛世者则深。因序述诸篇,为之流传,俾读者知吾党舞蹈所生,有非寻常迹象之可拘耳。(12)

从文中可知,修禊当日,天气晴好,春景宜人,游人颇众。阮元《广陵诗事》卷七记载,这次“红桥修禊”共24人参加,规模远远超过王士禛发起的两次活动。孔尚任在这次修禊中留有诗作《三月三日泛舟红桥修禊》:“杨柳江城日未曛,兰亭禊事共诸君。酒家只傍桥红处,诗舫偏迎袖翠群。久客消磨春冉冉,佳辰引逗泪纷纷。扑衣十里浓花气,不藉笙歌也易醺。”(13)我们将诗与序结合起来,可以感知三月初红桥“诗舫偏迎袖翠群”的景象和“扑衣十里浓花气”的芬芳春意。孔尚任之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在红桥再举修禊活动,规模更为宏大。嘉庆、道光间,复有曾燠、李彦章、李兰卿等再举红桥修禊活动(14)。

上面列举的欧阳修在滁州和清代红桥修禊两个例子,一为作家个体在特定空间的活动,一为作家群体在特定空间的聚集唱和活动。通过还原,我们步入了历史现场,文学史不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的场景和画面,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这有助于我们真切地感知文学家(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创作过程。

三、从空间维度对文学家心灵情感的感知

文学史是心灵史和情感史。任何作品的背后,都潜隐着文学家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特定的情感。在时间维度上加入空间维度,不仅能够还原文学史具体可感的生动场景,还能够让我们更为深入细致地感受特定时间和空间中文学家的情感,让文学作品的情感意义得到更为清晰的呈现。这是因为,仅仅从时间维度对作家作品加以分析或者对作家群体的活动进行考察,往往难以顾及空间环境因素,因而只能单向度地呈现其过程和意义。从时间维度出发,我们可以把握文学家因为生平遭际在特定时间的思想状态和情感底色;从空间维度着眼,则能够究察特定空间的景物对其内心的触动,以及文学家如何在特定的空间书写表达此时此际的情感意绪。在研究中实现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叠加,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具体空间中在场者的思想、情感和意绪。

苏轼《赤壁赋》,融哲思、诗意、文辞于一体,无疑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但很少有学者从空间维度出发对该作予以分析。贬谪黄州期间,苏轼的思想经历了蜕变,在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磨难后,他对人生已经有全新的认识。正是赤壁空间的清风明月和奔腾不尽的江流,触发了他对“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15)的哲思和人生感触。没有这个空间的诱发,苏轼的哲思虽然也存贮于心,却不一定书写表达出来。这是文学创作和空间互相触发的典型事件。空间触发了文学家的心灵和情感,或文学家的心灵和情感在特定空间得到明晰和升华,从而孕育出动人的华章丽篇。

从空间维度出发,我们可以更为深入细致地体察文学家在特定空间的情感指向、情感底色、情感浓度和情感差异。

先说情感指向。欧阳修被贬滁州,作《醉翁亭记》,似乎塑造了一个乐天知命的自我形象,但这篇名文其实带来了人们对欧阳修情感指向的误读。在此之前的庆历三年,欧阳修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他积极参与。不久,新政失败,他则因被指与外甥女张氏有染,贬谪滁州。尽管宋仁宗对他有所回护,但其内心的愤懑和屈辱不可能完全消解。这种被压抑的情感和心绪在这个空间所创作的作品中时隐时现。《啼鸟》一诗明确表达了“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的心情。《秋怀二首寄圣俞》之一更是直陈愤懑:“孤管叫秋月,清砧韵霜风。天涯远梦归,惊断山千重。群物动已熄,百忧感从中。日月矢双流,四时环无穷。隆阴夷老物,摧折壮士胸。壮士亦何为,素丝悲青铜。”全诗所写的秋天充满着萧索之气,孤管、秋月、清砧、霜风,还有“惊断山千重”的梦境,都令人倍感压抑。由此,诗人联想到壮士之胸被摧折,为青铜镜中的白发而悲伤。如果欧阳修仍然在京城任职,没有遭遇贬谪,也可能在某个秋夜想起远方的好友,也会寄赠诗篇,但却不会像这篇诗作那样充满低沉和悲愤的情绪。在滁州,欧阳修喜欢花乃至喜欢种花(16)。这看似文人闲趣,其实也是孤独寥落心情的寄托。其《希真堂东手种菊花十月始开》曰:“方当摇落看转佳,慰我寂寥何以报。时携一樽相就饮,如得贫交论久要。我从多难壮心衰,迹与世人殊静躁。”这些诗句仿佛让我们看到,在希真堂东侧,他和自己亲自栽种的菊花喃喃对话,倾诉着内心的孤独,诉说着自己已经两次遭贬的磨难和壮志消磨的心境。在庆历六年和七年两个年份里,在滁州这个自然地理空间中,欧阳修的内心有愤懑,有孤独,也有壮志消磨的感慨,当然他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这又岂是一个“醉翁”形象所能涵盖的!

次言情感底色。乾隆四十二年,蒋士铨回到南昌,修筑了自己的私家园林藏园。写有《藏园二十四咏》,分别吟咏园中的小鸥波草堂、两当轩、玲珑庑、秋竹山房、芳润斋、香雪斋、绿隐楼等景观。《小鸥波草堂》诗云:“白鸥如病翁,照影一池水。我是忘机人,四十知所止。何必莲花庄,梁鸿堪老矣。”(17)该年蒋氏五十三岁,诗中将白鸥比喻成“病翁”,自称为“忘机人”,所表达的显然是不再进取的想法。所谓“四十知所止”,据其自撰《清容居士行年录》,指乾隆二十九年“裘师颖荐予入景山为内伶填词,或可受上知,予力拒之。八月,遂乞假去,画《归舟安稳图》”(18)。让他为宫廷的伶人填词以求皇帝的知遇,这在他看来是一件羞辱人格的事情,所以“力拒之”。正是这一年,他离开了京城官场,主讲绍兴蕺山书院和扬州安定书院。藏园作为他营建的“忘机”之地,虽然比不上赵孟頫的莲花庄,却也可以像梁鸿那样,在这里享受“咏诗书,弹琴以自娱”(19)的生活。这是此时此际蒋士铨的思想状态。

次年六月,因为乾隆皇帝数问其名,加之彭元瑞频繁写信催促他入京,蒋士铨又再整行囊北上。快到通州时的一个月夜,他写下《月下忆藏园》两首:

十分圆满月,三处别离心。燕久辞新垒,鸦才绕上林。凉云依水榭,香雾袭罗襟。同在清辉里,翻劳梦远寻。

半湾红菡萏,一桁碧阑干。幼子行冰簟,童孙拜玉盘。园林宜永夕,姑妇说长安。那识沽河岸,同儿坐夜阑。(20)

在这个月夜里,蒋士铨身处的空间是通州附近的某旅店,但在他的情感世界里,藏园则是充满着家的温馨的亲切空间。漂泊旅途中的诗人,对着一轮明月,想起留在藏园的妻子、幼子和孙子,想起已在京城准备参加科考的长子蒋知谦,因而发出了“十分圆满月,三处别离心”的感叹。他想象着藏园之中“半湾红菡萏,一桁碧阑干”的景色,更想象着“幼子行冰簟,童孙拜玉盘”的可爱模样以及“姑妇说长安”的温馨场面。诗作是对藏园空间的回忆,更是对生活在这一空间的家人的思念。蒋士铨北上漂泊是因为心中还没有彻底放弃政治理想,再加上遇到帝王眷顾,他想抓住这个机会。但显然,这个时候的蒋士铨已不再壮志凌云,他在旅途想念着藏园中的家人,那个空间更是他情感的归依之所。倦于宦游、乐享天伦又有所期冀,正是蒋士铨离开藏园生活空间后的情感底色。

再言情感浓度。沈园是陆游和前妻唐婉重逢之地,也催生了他多篇充满深情的名篇。绍兴十四年(1144),陆游与唐婉结为夫妇,伉俪情深,琴瑟和谐,可惜不久,美满的婚姻被陆游母亲拆散,他别娶王氏,而唐婉也嫁与他人。六年后二人在沈园相遇,陆游写下伤心欲绝的《钗头凤》,题于沈园墙壁。此后,沈园作为一个寄托情感的空间,陆游不时驻足,六十三岁时,写下绝句《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二首,自云“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之一)(21);六十八岁时,重游沈园,又赋《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七律一首,感喟“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七十五岁,再次来到沈园,写下《沈园》绝句二首,面对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的场景,低吟出“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之一)的诗句。七十九岁,梦游沈园,作《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绝句两首。八十四岁时,其《春游》一诗仍然念念不忘沈园:“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沈园作为一个园林空间,年轻时的陆游在这里与深爱的前妻唐婉相遇,那份对唐婉的情感终身挥之不去,而且随着岁月的递增越老越浓厚。他不断流连于沈园,吟咏抒怀。空间所显示的爱情,成就了文学史上一段令人嗟叹乃至催人泪下的佳话。

最后看情感差异。康熙三年的红桥修禊,王士禛赋《冶春绝句二十首同林茂之前辈、杜于皇、孙豹人、张祖望、程穆倩、孙无言、许力臣、师六修禊红桥,酒间赋冶春诗》,既有写红桥胜景的作品,如“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阑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之三);也有涉及清军对扬州屠城史事的篇什,如“当年铁炮压城开,折戟沉沙长野苔。梅花岭畔青青草,闲送游人骑马回”(之十三),不过仅此一首,其他篇章总体格调都是比较轻松的。而其他参与修禊活动的诗人,有的长期生活在江南,有的甚至就是扬州屠城的亲历者,尽管季逢春和,景色宜人,他们的诗作却难以像王士禛那般轻松。如孙枝蔚《清明王阮亭招同林茂之、张祖望、程穆倩、许力臣、师六、家无言泛舟城西,酒间同赋冶春绝句二十四首》之六曰:“故乡坟头少白杨,举杯欲饮心茫茫。人生几何经丧乱,二十年前此战场。”(22)吴嘉纪《冶春绝句和王阮亭先生(甲辰清明作)》八首之八云:“冈北冈南上朝日,落花游骑乱纷纷。如何松下几抔土,不见儿孙来上坟?”(23)显然,他们在修禊活动中的心情和王士禛很不相同。康熙三年,上距顺治元年(1644)刚好二十年。对于经历过明清易代巨变特别是扬州十日屠城的文人们而言,血雨腥风仿佛还在,尽管红桥一带春景如画、春意浓郁,但终难摆脱易代的伤痛和沉重心绪。在孙枝蔚、吴嘉纪的诗作中,我们读出的是易代的感喟与悲凉。这次修禊,还有一位被邀请却未参加的诗人杜濬,王士禛的诗似开玩笑又似解嘲地说他“今朝何处垆头卧,知有人家送酒钱”,诗后注云“于皇有约不至”(之十五)。杜濬后来作有《题王阮亭冶春词后》:“扬州恨血地全遮,复有笙歌盖土花。赚得聪明王十一,春词赋就起悲笳。”(24)这首诗其实已经回答了他爽约的原因。在他眼里,扬州是“恨血地全遮”,哪里还有心情修禊?在红桥这个特定的空间,在康熙三年的修禊活动中,参与者的心态意绪其实各不相同。



四、空间维度与文学史的生命情趣



文学史研究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和审美活动,虽然它也会涉及国家制度、经济状况等,但这都是影响文学活动的外部因素。文学创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能够用书面语进行表达,这使得他们有别于一般人。宋以前,文学家大多属于士阶层,书面表达能力和士大夫身份重合。从元代开始,这种能力和身份开始分离,出现了有书面表达能力却未必入仕为官的文人。到明清两代,在科举考试中名落孙山的文人越来越多。尽管如此,文人的身份和书面表达能力以及其所具有的知识、思想、趣味,还是将他们与大众区别开来,他们是历代文学创作的主体。文学史所研究和描述的,正是历代文人的精神生活史。

既然是文人的精神生活史,文学史就不应仅仅是一个知识系统,还应是一个有生命情趣的历史。作品是精神和心灵的外化。潜隐于作品背后的人,则是充满了情感和生气的历史存在。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相叠加,不仅能够还原历史的具体现场,感受到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创作者的情感意绪,而且能够使文学史获得区别于其他专门史的生命情趣。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扬州的小玲珑山馆,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文学活动空间。它的主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虽然是盐商,却“贾而好儒”,不仅雅好诗词创作,而且是清代屈指可数的大藏书家。他们营建的私家园林小玲珑山馆,是诸多文人经常雅集的处所。这里不仅是马氏兄弟酝酿文思的空间,更是一批和他们交好的文友流连驻足、研读典籍、舞文弄墨的空间。还原这一文学空间曾经存在的各种场景,可以充分感知文学史的人文趣味。

作为私家园林,小玲珑山馆大约建于雍正年间,据《扬州画舫录》记载,马氏居住在扬州“新城东关街”,他们“于所居对门筑别墅曰街南书屋,又曰小玲珑山馆,有看山楼、红药阶、透风透月两明轩、七峰草堂、清响阁、藤花书屋、丛书楼、觅句廊、浇药井、梅寮诸胜”。又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砚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25)李斗列出了三个诗文之会“最盛”的扬州园林,排在第一的就是马氏小玲珑山馆。在这里参加雅集的,有厉鹗、全祖望、胡期恒、张四科、陈章等人。

马氏兄弟还将他们和扬州文人文会唱和的作品结集刊刻,现存者有《韩江雅集》12卷,涉及雅集唱和达80次之多。唱和的地点,有时在小玲珑山馆,有时在马氏的另外两处居所行庵和南庄,有时在其他人的园林,如程梦星的筱园。这些活动始终保持着高雅的品格。如《十一月三十日集小玲珑山馆分咏》,因为已经是冬季,所以诸人均以“寒”为题,“胡期恒得寒灯,唐建中得寒溪,程梦星得寒月,高翔得寒松,马曰琯得寒山,汪玉枢得寒云,厉鹗得寒林,方士庶得寒更,王藻得寒旅,方士捷得寒烟,马曰璐得寒江,陈章得寒原,闵华得寒砧,陆钟辉得寒钟,全祖望得寒竹,张四科得寒泉”(26)。又如《书唐人诗集后》,“胡期恒分得白香山,唐建中分得杜樊川,程梦星分得李玉溪,马曰琯分得杜少陵,王藻分得柳柳州,方士捷分得韩昌黎,马曰璐分得王右丞,陈章分得李昌谷,闵华分得元微之,陆钟辉分得孟襄阳,张四科分得李青莲”(27)。这些诗题,不仅富有情趣,也需要深厚的文学知识,可谓有难度的命题作文,体现了雅集的文人趣味。

在小玲珑山馆这个独特的空间中,也发生了不少雅集之外的故事。马氏兄弟对寄居在这里的文友的关心最令人感叹,正如沈德潜在《马嶰谷诗序》中所说,马氏兄弟“以朋友为性命。四方人士闻名造庐,适馆授餐,经年无倦色……有急难者倾身赴之,人比之郑庄、杨政”(28)。例如,著名词人厉鹗是浙江钱塘人,出身寒门,幼年丧父,家境清贫,但刻苦用功,“读书数年,即学为诗,有佳句”(29)。后来虽曾入京参加博学鸿词考试、等待候选官员,但都因个性原因而作罢。自雍正三四年起,他几乎年年作客扬州,寄居马家,与马氏兄弟结下了深情厚谊。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马曰琯送他漳兰以解暑热,同时呈上《清江引》词作一首:“清风洒,凉露滋。瘦亭亭自怜幽致。伴同心玉琴调七丝。小窗中略添秋思。”(30)厉鹗收到漳兰之后,写了和作《嶰谷送漳兰》:“心占易,佩拟骚。两三茎送秋先到。吐幽香暗将炎昼消。雪窗僧写来难肖。”(31)这样的殷切关心,既充满着友情的温暖,又出之以文人的雅趣,难怪厉鹗不仅将此词收入自己的《樊榭山房集》续集中,而且还特意附上马曰琯的原作,倒是马曰琯的《南斋词》却未收录此作。除了在炎夏赠送漳兰外,马曰琯还赠厉鹗手杖、木瓜等物。这些都留存在厉鹗的情感记忆中,多形诸吟咏(32)。厉鹗去世后,马曰琯作《哭樊榭》八首绝句,对挚友的离去痛惜不已,之六道:“曲曲长廊冷夕曛,更无人与共论文。宵分有梦频逢我,海内何人不哭君。”(33)在小玲珑山馆里,马氏兄弟建有觅句廊,他们和文朋诗友时时在此吟诗论文,厉鹗长居马家,自然也常在此留下身影,而今,身影不再,只有廊冷夕曛,马氏所能希冀的,只有在梦中与挚友相会了。

文学是“人学”,文学史也是“人学史”。文学史的研究固然要注重历史的事实,但是,更应该呈现史实背后隐藏的文学家的思想、情感乃至生活趣味的潜流。否则,文学史和其他类别的历史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以上所论种种都说明,注重从空间维度开展研究,能够还原出更为丰富和立体的文学史场景,重现更为具体的文学史的原貌,甚至能够促使文学史研究和思想史、心灵史、生活史、情感史等相互衔接,生发出诸多富有文化意味和生命趣味的学术命题,让文学史的研究回归“文学史”的本质。

①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9页。

②唐筼:《元白诗证史第一讲听课笔记片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83页。

③在已有的文学空间问题讨论中,较多的论著侧重于文学作品的内部空间,如讨论叙述文学时所称的“叙事空间”。

④如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梅新林:《文学地理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84页。

⑥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第8页。

⑦本文所引欧阳修诗文皆据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仅随文注篇名。

⑧欧阳修贬谪滁州期间所作《画眉鸟》云:“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⑨(25)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1页,第88、180页。

⑩本文所引王士禛诗文皆据袁世硕主编《王士稹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仅随文注篇名。

(11)参见朱则杰:《王士祯“红桥修禊”考辨——兼谈结社、集会、唱和三者之关系》,《江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2)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150页。

(13)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864页。孔尚任写红桥的诗作还有《泛舟红桥探春》《三月四日清明再泛舟红桥》《清明红桥竹枝词二十首》《红桥酒家》等,可见他羁留扬州期间经常流连于红桥。

(14)参见卢高媛:《“红桥修禊”考论》,《常州理工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1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16)欧阳修《谢判官幽谷种花》:“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叫一日不花开。”

(17)(18)(20)蒋士铨著,邵海清校,李梦生笺:《忠雅堂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页,第2480页,第1603-1604页。

(19)《后汉书·梁鸿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66页。

(21)本文所引陆游诗皆据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仅随文注篇名。

(22)孙枝蔚:《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63页。

(23)杨积庆:《吴嘉纪诗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

(24)杜濬:《变雅堂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页。

(26)马曰琯编:《韩江雅集》卷三,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27)马曰琯编:《韩江雅集》卷六。

(28)潘务正、李言点校:《沈德潜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9页。

(29)全祖望:《厉樊榭墓碣铭》,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30)(31)(33)厉鹗著,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樊榭山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8页,第1677页,第1784页。

(32)参见厉鹗《嶰谷以曲竹杖见赠》《嶰谷以栖霞僧所送木瓜见赠》(《樊榭山房集》,第1028、1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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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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