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序言——为什么要不断地书写文学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20-08-21 0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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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一 文学史的困境

   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著录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史多达上千部,蔚为大观。转眼又过去十五年,今天的文学史数量又有相当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有了这么多文学史,为什么还要继续撰写?

   一派观点认为,研究文学史是为了还原文学的历史,了解文学演变的线索,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研究具有知识传承功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阐释历史,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带有思想史的意味,是为了追寻历史背后的思想意义。前者看似客观,后者更多主观,作为主流的历史观,都曾影响深远。但两者又都有其偏颇,很难取得一致意见。而今的文学史研究,主流之外又有新的趋向,有时不免叫人担忧。

   第一是“学位体”或者“项目体”盛行。据权威部门统计,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从业者已经多达三万人以上,多是“学位体”“项目体”培养起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匠气化。众所周知,“学位体”论文通常是这样产生的:学生一进门,师生就在一起商量选题范围,依据通常是文学史常识。范围确定后,再据此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编写长编,梳理成文。其实,我们的教师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创造一种所谓的“项目体”,往往先确定一个题目,申请项目,再收集材料。这种研究,从选题到研究方法,都带有先入为主的特点。现在,这样的文章和著作很多。因为程序化,以学界同仁的知识结构,从先秦一路做到当代,应当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只是平面地克隆自己,把收集材料和阅读材料时的感受记录下来,越做越表面化。

   第二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搜集材料相对便利,学术著作出版相对容易。渴望成功的焦虑,致使学者们在学术探索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罔顾基本原则,标新立异,贪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据主管部门统计,现在年平均出版物已经多达40万种左右,其中堆积的所谓学术著作,有多少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图书越出越多,而耐心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

   第三是强调国际化,本意是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现实中,有的研究者对西学不辨优劣,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马首是瞻,不仅对其作廉价的吹捧,甚至挟洋人自重,自己也洋腔洋调,自以为高明。还有的人,昨天还在贩卖洋货,今天又穿上中山装,摇身一变,成为国学家。

   第四是自命为文化精英,启蒙思想家。他们往往躲进书斋,沉湎于个人的研究想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谓纯粹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

   第五是有意无意地误读经典,追求商业炒作,扭曲文学价值,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娱宾媚俗的工具,迎合当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风气。

   当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厌倦了为其他学科打工的时候,是否该考虑回到自己的传统?回到自己的经典?古代文学史上的《诗》、《骚》、李、杜、选学、红学,还有四大名著等,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是否已经被说尽,乃至题无剩义?这些都还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学史研究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确实应当认真想一想,文学史编写的意义是什么?文学史研究的途径在哪里?

  

   二 文学史的历史

   (一)先秦两汉时期有关“文”“文学”和“文学家”的观念

   所谓“文”,在先秦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或文采错杂,或纹路,或文章,或诗歌。

   1.《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韩康伯注:“刚柔交错,玄黄错杂。”《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这里的“文”是指彩色交错。

   2.《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这里的“文”又是指纹路,非文章之文。

   3.作为文章意义的“文”,秦汉以来始为人们所熟知、所习用。如《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王安石《上张太傅书》:“夫文者,言乎志者也。”当然,这里的“文”,其含义较广。

   秦汉以后,关于“文”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到了南北朝时期,“文”往往专指韵文,与不押韵的“笔”相对而言。《宋书·颜竣传》:“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概念相近。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就不单单是指文章,似乎还包括诗歌在内。

   所谓“文学”,先秦时代的含义也非常广泛,或文章博学,或儒家学说,或文章经籍。

   1.《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颖达正义:“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门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举十人者,但言其翘楚者耳。”这里的“文学”指文章博学,为孔门四科之一。

   2.《韩非子·六反》:“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史记·李斯列传》:“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这里的“文学”指儒家学说。

   3.《吕氏春秋·荡兵》:“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这里的“文学”又泛指文章经籍。

   由文章经籍引申,凡是有学问的人,有文采的人,也可以称为文学。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即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大概就是由此引申而来的。

   所谓“文学家”,最早是由“文人”引申出来的。《尚书·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孔传:“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这里的“文人”是指有文德的祖先。后来,凡是知书能文的人,都可以称为文人。傅毅《舞赋》:“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观念

   鲁迅说,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这种自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有了自觉的判断意识。

   1.文学家

   《文选》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所收作家当然应当算作文学家,有多少呢?总共一百三十家。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为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它所论及的作家凡二百一十一人。其中,先秦三十七家,秦汉八十四家。两份名单对比,重叠颇多。在刘勰、萧统的正统文学观中,中国文学都渊源于五经,因此,许多经学家被视为文学家,也在情理之中。按照今天的观念,上述一些人物是可以在文学史中存而不论的,譬如孔安国、叔孙通等。但是,多数文学家还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他们不仅有作品留存,而且,其中不少人在当时还曾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可惜在后世的文学史中是根本见不到他们的踪影的。为什么呢?因为近现代文学史的编纂情况有了较大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收录标准趋于严格化。

   2.文学作品

   在古人心目中,文的概念是很宽泛的。为了使这些文体有所归属,曹丕《典论·论文》将“文”分为四科八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七体属文,即:奏、议、书、论、铭、诔、赋等。陆机《文赋》将“文”分为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九种属文,即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萧统《文选》将“文”分为三十七体: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问、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其中,除了诗,其他三十六种属文。参照《文选》而编的《文苑英华》亦分三十七体: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等,其中除了诗、歌行外,三十五体归为文章。《文心雕龙》自《辨骚》以下至《书记》凡二十一篇,作者论述各种重要文体多达五十余种,论列先秦两汉作品三百七十余篇(《诗经》《九歌》《九章》及诸子著作等均以一篇计算。其中汉代作品一百四十余篇)。其中也以文章为大宗。作者本着“原始以表末”的原则,推溯源流,对各种重要文体的起源、流变以及重要作品作了比较细致的描述,其中除少数文体如“启”类出现于汉代以后外,多数重要作品均产生于秦汉。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将“文”分为一百二十七体,其中百体属文。文章分类可谓登峰造极。但是这种分类显然过于琐碎。于是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把诗歌之外的“文”分成十三类: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辞赋、哀祭、颂赞。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文”包括了诗词曲以外的全部文体,即赋、骈文及一切实用文体均在其中。比如,宋玉的《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就在其中,但是,没有收录屈原的《离骚》等作品,或以为屈原《离骚》等属于诗歌创作吧?问题是,《汉书·艺文志》将赋分为四家,其一就是屈原赋之属,说明在汉人心目中,屈原的作品是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说明刘勰也将屈原的作品视为赋。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以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为赋。而姚鼐《古文辞类纂》有辞赋类,选屈原《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而不选《九歌》,大约以为《九歌》名之曰歌,归入诗类。这样,自秦汉以下,辞赋均可称之曰广义的“文”。由此说明,在中国古代,至少先秦两汉,文学的大宗是广义的“文”。

   (三)文学史的编写,从域外开始

   俄国王西里(1818-1900)《中国文学史纲要》,主要参考了英国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翻译的《中国经典》,主要讨论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全书十四章:

   第一章是综合论述,认为中国文学在典范性与科学性上逊色于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但是在规模与内容的丰富性上更胜一筹。其中儒学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大,已经渗透进了中国人的身体、血液甚至骨髓。儒学尽管没有西方的宗教形态,但与其他民族的宗教(其中也包括伊斯兰教)相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对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经济、政治、思想以及文学)都具有更大的影响。

   第二章论中国的语言与文字,主要讨论中国书面文字与口语之间的脱节问题。

第三章介绍中国文字和文献的古老性问题以及中国人的看法。作者从《周易》的八卦开始讨论,进而论及鲁壁和汲冢书中发现的所谓蝌蚪文,到篆隶的演变。有五个论点值得注意。一是讨论中国人的四方观点,认为中国人很早就与西方来往,特别指出:“儒家竭力切断中国与西域的所有联系,设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任何有关西域的回忆。”二是认为《尚书》的成书年代甚至会晚于被认为是此书编者的孔子时期。三是认为《周礼》《仪礼》也是后人伪造的,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完全没有提及这部书。四是认为汉字的起源时间在周宣王时期,其形态已经可以被用来记载国家的收支。五是除却《春秋》《易经》外,没有一部著作早于孔子时代的典籍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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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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