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 黄万华:文图:文学史叙述的新途径

——以战后至1970年代的台湾、香港文学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18-09-15 23: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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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   黄万华  

   内容提要:台湾、香港现当代文学图像既有中华文化传统(包括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多层面影响,又长期受到殖民地宗主国文化和世界性文化思潮等外来影响,也较长时间生成于移民和城市文化的演变中,其表现出来的文学与图像关系更紧密地联系着其自身的文学思潮、媒介传播形态等。战后至1970年代是台湾、香港文学历史发展最重要的时期,其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演变,一是密切反映了现实主义的深化、现代主义的兴盛等思潮运动,由此文图关系成为我们能更开阔考察文学变革的重要内容;二是密切联系着现代社会媒介的多元化,包括现代印刷术、影视、多媒体等在内的现代媒介先后兴起,成为文学图像变化最重要的源头,文学与这些媒介的联姻,成为台湾、香港文学建构自身传统的重要内容。战后至1970年代台湾、香港文学的这种考察,证明文图可以成为文学史叙述的新途径、新方式。

   关 键 词:文图关系  台湾文学  香港文学

  

一、文图:文学史叙述的新途径

  

   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文图关系一旦进入文学史层面,它就可能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一种新途径,甚至新方法。任何一种文学史叙述的新途径,应该满足两种情况:一是它不会造成对文学历史的遮蔽,反而可能“祛蔽”;二是它对所面对的那段文学历史中的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能有新的发现、新的阐释。文图尤其可以成为现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新途径,因为对于现当代文学而言,文学与图像关系更多受制于包括外来影响、媒介变革、读者接受(文学消费)等因素在内的文学潮流,甚至关联着文学的转型,从而呈现出迥异于古代文学图像关系的状态。

   近年来,我们尝试从文学与图像关系角度对台湾、香港文学历史展开新考察①。台湾、香港文学的历史以现当代文学状态为主,与中国大陆现代文学联系密切,但又形成了自身传统,其文化环境、媒介传播形态等有其独立性、延续性。台湾、香港现当代文学图像既有中华文化传统(包括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多层面影响,又长期受到殖民地宗主国文化和世界性文化思潮等外来影响,也较长时间生成于移民和城市文化的演变中,其表现出来的文学图像关系与中国大陆文学不同,更紧密地联系着其自身的文学思潮、媒介传播形态等,并与海外各种艺术思潮(包括海外华文文学思潮)发生密切呼应。从文图关系入手考察台湾、香港文学,确实可以展开台湾、香港文学史的一种新叙述。

   台湾、香港现当代文学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置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背景上审视,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早期”,194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的战后时期,1980年代后的近30余年。这三个时期大致对应了中国大陆当下讲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共和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但更反映出台湾、香港文学自身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其中,战后时期是台湾、香港文学历史发展最重要的时期。本文以战后至1970年代的台湾、香港文学为讨论对象,考察其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演变,发现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最值得关注。一是现当代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变化密切联系着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文学的变革往往与绘画、影视、戏剧,甚至音乐等艺术处于同一种文艺思潮中,它们不是各自隔绝,而是互相激荡,发展出同一变革潮流中的不同面向。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等艺术思潮就是推进语图关系更为密切、丰富的共同源头,文图关系也成为我们能更开阔考察文学变革的重要内容,重要的文学转型往往是在文图关系的变革中得以完成、深化的。二是现当代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变化密切联系着现代社会媒介的多元化。对文学图像直接产生影响的媒介有三大类,一是现代印刷术,二是影视,三是多媒体。这三类媒介先后兴起,成为文学图像变化最重要的源头,一些重要的文学突破正是在借助现代媒介的文图关系中实现的。战后台湾、香港文学的这种考察将证明,文图关系可以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一种新途径、新方式。

  

二、战后至1970年代香港、台湾现代文学思潮和图像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台湾、香港文学都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转型时期。台湾文学在去殖民性进程中,又面临国民党政治高压,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传统与大陆迁台作家所延续的五四文学传统汇合,突破政治意识形态高压,完成了台湾文学的重建和发展。香港文学在战后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高度对峙的殖民地环境中,接纳了从内地离散至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多种传统,并与世界性文学潮流展开同步性对话,实现了香港城市文学传统主体性的建构。这一时期,台湾、香港文学转型最重要的内容,表现于多种文学思潮的涌动,其中,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最具有文学突围的意义和价值。而这种突围正是在文图互文、互涉、互动中实现的。

   香港现代主义思潮是香港城市文学传统形成的重要内容,它明显地延续了“上海——香港”的脉络,是战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离散至香港的最重要部分。战后,尤其是1949年后,大批内地文人进入香港。其中,上海南来文人自身的创作经历使他们更自觉传播现代主义文学,而这种自觉往往又是从现代都市的文图媒介中产生的。例如叶灵凤就因为自己的写作“最喜欢”也“最敬佩”法国作家纪德的叙述形式,大力推崇纪德多人称、多文体的叙事方式,将其与电影蒙太奇手法相媲美,认为适合香港的都市表达②。而被视为1950年代香港最先大力倡导现代主义思潮,“在译介现代主义文学方面”,“绝对大大‘超前’海峡两岸当时‘政治挂帅’的封闭”③的《文艺新潮》就是由上海南来香港的马朗等创办,由此树立了“香港文坛的一座永远耸立不倒的里程碑”。它出现后,“五四运动的‘幽灵’不得不匿在一角,因为它带领大家首次认识1950年至1955年的世界文坛的面目,这是一个空白,由《文艺新潮》的拓垦者填补了”,④而“1949”所“中断”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由此得以延续。

   《文艺新潮》对现代主义的倡导就是在诗画互文中展开的。作为一份纯文学杂志,它纵横多面地借力于世界和传统,传播新知,延续文脉,各篇文字都给人“追求真善美喜欢随意歌唱”的感觉,日后人们“在街头购到《文艺新潮》的旧刊”,都“惊讶之前香港有这么高水平的杂志”,⑤甚至被香港文学研究者们认为之后“四五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一本文艺杂志可以比得上它的水准”。⑥《文艺新潮》的“高水平”无疑来自其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无论是马郎自己的创作(小说《雪落在中国的原野上》《太阳下的街》等,《焚琴的浪子》和《国殇祭》等诗歌),还是其他同仁的创作,小说如崑南的《夜之夜》、李维陵的《魔道》等,诗歌如王无邪《一九五七年春:香港》、崑南的《卖梦的人》等,都以丰富的“现代性”写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其持久的耀眼在整个1950年代中国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而有意味的是,这些《文艺新潮》的编、作者,无一例外也将目光投向了现代视觉艺术。

   《文艺新潮》的主编马朗是抗战后期“被称为当时‘上海唯一大型纯文艺小说月刊’的《文潮》”⑦的主编,而他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项文学活动,是194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了影评刊物《水银灯》(半月刊,共出9期),此前,他还编辑了电影杂志《西影》,其早期经历就有文图的结缘。马朗和同仁开放的办刊眼光使得《水银灯》成为“上海所有杂志中最畅销的”“真正赚钱的”⑧,既理解大众口味,又有地道的艺术眼光,是马朗钟情于电影的基本立场。而马朗创办《文艺新潮》,其“新潮”方向明确,意识自觉,即“在推动一个新的文艺思潮之时,需要借镜者甚多”⑨,其中重要的“借镜者”就是现代画。《文艺新潮》每期封面画都是世界现代绘画的成熟之作,尤其是突破传统、打破常规的现代画,同时有“封面画家介绍”,例如毕加索和马蒂斯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大画家”⑩。《文艺新潮》还有不少配图,其选择与封面画一样,往往着眼于构图、色调等所表现“无拘束范围的完全自由,那绝不是强权所诋毁的堕落,而是现代艺术最升华的造诣”(11)。显然,《文艺新潮》借力于绘画,是要以现代主义的开放性、自由度打破当时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政治挂帅”的封闭性。正是因为这种从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现实出发的关注,《文艺新潮》非常自觉地意识到,“现代主义者并不是走到牛角尖里”,而是通过现代艺术“这种形式,或者说,是由于这一种启迪和方法”,“和实生活连接起来”(12)。前面提及的《魔道》被视为1950年代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作品,出自画家李维陵之手,他不仅用自己的画作,也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思辨来显示《文艺新潮》的实绩。《魔道》讲述主人公“对现代主义极敏锐深刻的挖掘,无论是绘画、诗、音乐和小说,他都能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扼要地作出他可惊的论断”,然而,在二次大战人类的自相残杀中,他也成为一个性格分裂的畸形人。小说的存在主义色彩浓郁,人物的意识世界揭示深刻,表现出与其画作的互相呼应,而这一切都有着战后人类反思的时代性。

  

   《文艺新潮》所涌动的现代主义思潮能成为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主潮,是因为它一直在香港土地上收获,成为本时期提升香港文学“主体性”最重要的途径,也逐步融入香港文学的传统。与中国大陆现代主义思潮“匆忙路过”的情况不同,香港文坛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20余年一直注重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作品的介绍、输入,并大致呈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文艺新潮》着重翻译英美现代诗歌和法国存在主义小说,《新思潮》(1959)除介绍存在主义小说外,还介绍了法国新小说,《好望角》(1963)侧重英美当代文学批评的介绍,《海光文艺》(1966)进入到荒诞剧、意大利现代诗等领域,《四季》(1972)、《大拇指》(1975)则翻译介绍了南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此外,刘以鬯1960年代主编《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时,大量介绍了英美当代作家和批评家。这一过程“正好显示了现代主义的几个发展阶段和派别,即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文学、新小说、荒诞派及魔幻现实主义”(13)。这样一种对现代主义文学全面而有序的引介,使得香港文坛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对话内在而较深入,作家创作也从自己个性出发,广泛借鉴现代主义文学,展开不同的尝试,使香港文学面貌丰富多样。这样一种进程,不仅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传统不至于断裂,也使得香港文学同步于世界文学潮流而开始其本地化进程,而注重文学形式突破的现代主义文学恰恰成为香港建构自身的城市文学传统的重要基石。在这一进程中,香港本土作家,尤其是战后出生的新一代作家,在诗画互文的艺术实践中得以成长,成为香港文学自身传统形成的重要标志。

   1960年,刘以鬯邀请当时被称为香港现代诗坛“三剑客”的崑南、叶维廉、王无邪在他主编的《香港时报》“浅水湾”副刊等大量刊出三人合作的诗画,如《垂钓垂钓》《撒网之城市》《裸女图》等,画是用类似木刻的线条作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诗则是地道的都市现代诗,甚至叶维廉翻译艾略特的《荒原》,也由王无邪配画。而他们三人的创作各有侧重地实践了诗画互涉互动。

崑南(1935-)小说的先锋性是香港现代小说中最突出的,他的《地的门》1961年初版,40年后又再版(14),其形式的实验性长久引起人们关注,其中现代主义小说注重空间性,尤其是心理空间表达的特性得到充分体现;小说也采用自由拼贴的方法,主题乐段不断重现,这些都是为了表达反叛殖民地工商社会追求实利的文化价值观,小说的现代视觉性极为明显。叶维廉(1937-)被称为“美国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汇通者”(1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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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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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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