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礼仪之邦如何重振中华之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 次 更新时间:2022-02-26 20: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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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  

  

   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礼是中国文化之心”。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中国先哲希冀经由“礼治”,逐步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何为“礼仪之邦”?中国为何会走上礼治的道路?兹事体大,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中华之礼源远流长

   中国人礼治的理念始于3000年前的殷周之际。有鉴于商纣王腐败失德而亡国的教训,周公提出了勤政爱民的“德治”纲领,并将它转换为可操作的制度体系,从而有效地将德治思想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其后经孔子与七十子后学,以及孟子、荀子等人的弘扬和完善,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西汉以后,作为理论形态的《仪礼》《周礼》《礼记》先后被列入学官,不仅成为古代文人必读的经典,且成为历朝制礼的基础,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极之深远。随着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礼乐文化成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特色。

   《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就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社会生活规范,大到政府的典章制度,小到人际交往的规矩、个人修身养性的法则,乃至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无不在礼的范畴之中。

   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几乎涉及古代社会的所有领域,略举数端如下:

   在理论层面提出礼是人类自别于禽兽的标志。孔子最早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命题,七十子接着展开深入讨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不是有没有语言能力,而是能否按照礼的要求在生活。《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因此圣人“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懂得“自别于禽兽”,就是有了文化自觉。

   为了唤醒人的文化自觉,儒家把礼作为文明与野蛮相区别的标志。相传孔子作《春秋》,以为万世龟鉴。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儒家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道相贯通,礼就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故在礼的设计上,处处依仿自然,使之与天道相符,由此取得形而上的根据。《礼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左传》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

   礼是国家典制。《周礼》设计了一套理想国的官制,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六官各辖六十职,共计三百六十职,象征天地三百六十度。隋唐以后,这套制度成为官制的基本模式,包括民户编制、赋税法则、军政仪式、司法制度、营造法式等,如何做到合理,均在擘画之中,而且无不归在礼的名下。

   礼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准则,也是中国人高雅的生活方式。在人际交往中,通过在称谓、站位、迎送、宴饮等环节上精心设计的各种仪节,体现尊老敬长、孝亲睦邻、自谦敬人、和谐为上的理念。即使是由于空间阻隔,双方只能用书信交流时,也有特殊的礼貌用语。人们在行礼过程中体味崇高、庄重、肃穆、威武、豪迈、仁爱、和乐等多种情感。

   礼是区分东西文化的关键

   东西方文明是当今世界并行不悖的两大体系。梁启超说,两者的关键区别是,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

   西方是宗教文化,以神作为中心,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故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人心本恶,人有原罪,人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管束,所以要用法治作为保障。

   中国从西周开始,就已走出鬼神的阴影,懂得在“仓廪实”与“衣食足”之后,把注意力放到人类的道德成长上面,物质与精神要同步发展,并由此迈入了“人本主义”时代。认为人心本善,人的灵魂要自己管,即是用体现道德理性的礼来“修己”与“治人”,不仅要自求多福,同时要把社会管好。

   西方国家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差异很大,而礼是超越各地风俗,并使方言、习俗迥异的四方之民拥有一个共同文化核心,一个大国、亿万民众、几千年来凝聚为一而不分裂,礼起了最深层的作用。

   中华文明声播海外,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文明的魅力。当年,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其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礼乐文明对于改变这些地区的习俗,加速向文明演进,起了重要的作用。

   令人汗颜的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在韩国、日本保存颇多,并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在本土,使用传统礼仪与雅言的人已经日渐稀少。作为民间最普遍、最隆重的婚礼、生日礼仪等,正在急剧西化;而圣诞节、情人节等正日益成为中国年轻人的重大节日,令人担忧。近年,我们提出“文化自信”,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适其时矣。

   让中华礼仪之邦再度发皇

   有人说,行中华礼仪就是企图复古。此说不可取。谁能让社会回到西周时代去?别说西周,就是回到清代也做不到。其实,古代儒家也主张与时俱进,《礼记》说:“礼,时为大。”与时偕行、随时损益,正是中华礼仪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保留一些历史文化传统,并非坏事。举例说,现代奥运会的采集圣火仪式,就是古希腊时代被保留下来的,成为今人了解古希腊文明的珍贵史料。

   再如中国春秋时代流行的“乡射礼”,是一项非常正规的射箭比赛,有长度固定的射道、严格的比赛规则,比赛规程完整地记录在《仪礼》一书中。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先哲将它改造成“文射”,不仅要求射手命中靶心,而且要求外体直、内志正,气要下沉;发射的动作合于音乐节奏;与对手步步为礼,正确对待失败,“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等,强调身心与体魄和谐发展。这与早期奥林匹克运动片面强调体魄强健的理念判然有别,具有鲜明的东方文明特色。诸如此类,古代礼仪文化中还有很多,等待人们去发掘。

   孔子说“富而好礼”,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说“君子富,好行其德”。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传统礼仪由衰而兴,表明了古代贤哲所论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今天,重提中华之礼,恰恰是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塑造当今国人内在精神的意义。

   时下社会上有所谓名媛课程,还有人让孩子上价格不菲的西方礼仪课程,鄙见,切切不可提倡。西方礼仪,是上流社会的交际手段,注重的是形体动作,如微笑露几颗牙齿、鞠躬弯腰前倾多少度、握手时停留几秒钟之类,与中华的修身进德之礼,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中华之礼逐渐体系化且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安定祥和、提升民众文化素质、塑造民族形象和提升民族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务之急是为青少年学生和社会制定一套既与优秀传统接轨、又体现时代特色的礼仪,在全国推广,唤醒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激活长期蕴藉于民间的家国热情。个人少些戾气,社会就多些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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