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亚:朝贡体系、礼仪与中国中心史观的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 次 更新时间:2020-07-26 20: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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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亚  

   作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全球研究项目负责人,东亚研究中心成员。研究领域为现代中国研究、英帝国研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研究等。

  

   伟大的转变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对18~19世纪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有两种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一种是社会文化式(Cohen,1984),认为中国历史是一场“巨大的变迁”,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学者们通常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Fairbank和Teng,1954)这一命题下谈到这种发展模式。社会文化学家们设定一个停滞不前、错综复杂的传统中国,把19世纪西方入侵视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必要刺激。这一理论框架的特点是重视西方的影响,因此,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和早期中西关系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文化方法遭到各方攻击。在新左派盛行及反对越战的氛围下,一些人指责说,社会文化方法的实践者,尤其是那些研究外交关系的人,是在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煞费苦心地进行辩护。另一些人放弃了这种方法,转而追随那时对欧洲学术界有决定性影响的潮流。在历史学派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描述性结构社会学的影响下,兴起了一种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Cohen,1984)。他发现中国事件丰富,充满活力,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而发展。施坚雅的微观地区主义不仅提供了现成的密切相连而又无须虑及中国整体性的实体,还在另一方面背离了前人的研究,即视文化为附带现象,变化不定,这就不可逆转地弄乱了一致的传统观念,而社会文化分析方法正是以这些传统观念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历史的。

  

   当18~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显现出越来越多的事件时,学者们发现了一部由社会运动、日常生活、阶层和性别冲突、知识分子骚动以及政治、经济转型等构成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社会史。但是,就像在欧洲的同类研究一样,对社会史的强调,后果之一是导致了(也许是无意识的)对国家政权、中国与海上欧洲及亚洲腹地关系的忽略。结果,在这一领域中,原先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促成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要原因是外来因素,而现在则认为,外来因素与中国的内在发展相关甚少。于是,中国有了一部富于生机的内在历史,而对中国外部关系的研究在过去25年里却被忽略。更有甚者,多数著者即使认识到有必要在研究中附带关注对外关系,也依然不加鉴别地依循历史悠久、已成权威的社会文化方法对对外关系的阐释,即著名的“朝贡体系”。[17]同时,一小部分学者依然对中国对外关系史有兴趣,却发现要支撑如此宽泛的看法(如Wills,1988:229)是越来越困难了。下面我们来讨论朝贡体系及其局限。

  

   朝贡体系及其评论者

  

   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美中两国的历史学家就一致认为,19世纪中西冲突,其原因不仅在于西方实行帝国主义和扩张性资本主义政策,而且在于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特殊性质。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在其历史发展中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并洋洋自得于自己的文化优势,很早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处理对外关系,其他区域的统治者必须认可中国天子高高在上的权威地位。外族王公以两种“象征性”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一要求的接受:进贡和行三跪九叩之礼。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日益复杂的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维系着这套制度的象征意义,现代学者称这套由机构和文字构成的复合体为“朝贡体系”。正如费正清所言,这套体系确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态度与实践,从中华文明早期直到19世纪中西相遇,一直如此。

  

   但是,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中华帝国或外族王公认为有必要建立或加入这样一套精心设计的体系呢?费正清在其开创性的论著《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1942)中指出,朝贡“并非名副其实”。一方面,外国统治者的贡品对帝国财政裨益甚少;另一方面,中国朝廷的相应赏赐,其价值往往与贡品相当甚至远远超过(1942:129,135)。那么,从这显然不公平的经济交易中,朝廷究竟得到了什么呢?费正清认为,一旦考虑皇帝声称奉天命而治天下,则历代王朝朝贡贸易的目的就十分清楚了。他说,“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够产生权威”(1942:135)。外国统治者的贡品能增加中国皇帝统治所需的权威,换言之,外国统治者的臣服使其合法化。对外国统治者来说,他们也乐于参与,因为他们渴望着帝国的巨额赏赐,并希冀有机会买卖其他中国商品,如茶叶、丝绸等。如此看来,正如费正清所阐释的,朝贡体系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它是一种巧妙至极的贸易工具(1953:32)。

  

   费正清的观点受到19~20世纪对历史上的帝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研究的深刻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治古代史的专家们似乎认为朝贡是一种表示政治臣服的古代形式和一种榨取财富的专断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朝贡逐渐被明确的主权和规范的税制所代替,后者集中体现在日益增长的公平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之中。与经济理性的发展密切相连的是法律理性的增长。法律有两个作用:一是保护一个限定实体(如国家)之内的经济活动,一是设定各个国家、各个社会、各种文化之间的行为规范。

  

   朝贡体系(按照罗马帝国模式所设想的那种)将上述两种理性排斥在中国之外。相反,由于缺乏外来挑战,在演进过程中,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经济行为都淹没在文化之中。朝贡体系也许是不恰当地把“外交”和“贸易”结合在一起,却从来不意味着具有这两项近乎固有的职能中的任意一项。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术语中,并没有真正的(建立在两国主权平等基础之上的)外交,商业也远远不如农业那样被看重。结果,孤立的中国中心主义的中国就发展出一套丰富的文化主义,正与更为现代的国家主义相对(参见Fairbank,1942;Levenson,1968;Fairbank,Reischauer和Craig,1989:177-179),并因此对19世纪西方列强的来临措手不及。

  

   中国不愿或不能认识到欧洲强国开创的以国—国关系为内容的新的国际秩序,也不愿或不能把外交与商业分离,因此,它发现传统的防御性的朝贡体系很难提供指导或先例以创造性地回应欧洲人的要求。这种盲目性的主要根源在于文化,包括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信仰——儒家所抱有的传统的反商业和反技术的偏见。到达中国时的马嘎尔尼勋爵所遇到的,正是这种显然源自文化的坚不可摧的体系。马嘎尔尼没有能够打破朝贡体系下的知识和官僚制度的障碍,这使他未能更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使之与西方交往,最后导致19世纪中西冲突不断。费正清的追随者们普遍认同朝贡体系的功用,并相信它可以解释1839年以后的中西对抗。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某些研究传统对外关系的史家对构成朝贡体系模式的许多论断有所质疑。譬如,关于朝贡体系的起始,费正清认为是在周代,而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赞成汉代,约翰·威尔斯则倾向于明代。在亨利·塞鲁斯(Henrry Serruys)(1960,1967)著作的基础上,威尔斯坚持认为帝国晚期的朝贡体系并不早于15世纪。他对通常的臆断加以挑战,认定可作为朝贡体系起始年代的关键证据的,不是单纯的信仰或价值观,而是一致性的制度建构(1984:173)。

  

   其他学者则质疑如下观点:物质利益是仅仅从中国向外国单方向流动的。譬如,研究中国与亚洲腹地的关系的观点已从之前认为亚洲腹地依靠与中国的联系来满足他们对中国某些商品的需求,转而认为双方互有需求,这似乎有违中国一向标榜的自给自足。中国需要外来的马匹、原料甚至食品,用制成品及中国特有的商品(如茶叶)来做交换。

  

   还有学者质疑的对象是:朝贡体系模式所阐释的对外关系的刻板与单一(罗萨比,1983)。其中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发现,在欧洲人来华日益频繁的同时,清廷对亚洲腹地的政策亦具有高度灵活性(1986,1978a)。在《传统的尴尬》(“An Embarrassment of Traditions”)一文中,迈克尔·亨特不是单单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下定义,而是把朝贡体系中“不可动摇的中国中心主义”与汉唐时期更为外向、“更为开放”的政策做了对比(1984:6)。亨特之后,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又对超越历史模式提出质疑,认为要理解清代的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就必须详细考察特征与情境(1992)。

  

   约翰·威尔斯从与费正清合著的《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1968)时起,就特别注意不以朝贡体系模式解释一切。亨特和波纳切克都获益于他的修正。我打算仔细讨论威尔斯的观点,在许多方面,这些观点是本项研究的起点。早在1968年的论著中,威尔斯就写道,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尤其是18世纪的公行贸易制度和此前两个世纪里访华的少数使团,并不能用朝贡体系模式予以解释。在接下来的许多著作里,他又写道,在清代,朝贡体系主要用于处理与朝鲜、越南和琉球的关系。他注意到中国官员们对待特定的历史挑战的务实方式,并强调明清两代的亚洲腹地政策和海疆政策有许多差异。

  

   最足以危及朝贡体系的也许是下面这种观点。在经验主义“个案研究”(1988)及相关读物中,威尔斯确认了许多有违常规的例子,打破了“无所不包的朝贡体系”方法在结构上的完整性。近来,他开始着手借助由中国个案研究得出的结论,来阐释1500年以后更大型的欧亚历史(1988,1993)。有一种方法把实证主义与社会学对“高级”文明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而威尔斯质疑所有与这种方法不相容的理论假设。

  

   在某些方面,威尔斯据经验主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意料之中的。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是一种用于达到所有愿望和目的的功能性理论,因而也就具有经典功能主义模式的弱点。正如许多人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凝固在共时维度中的东西,尽管看上去优雅从容,有条不紊,却在时间和历史的张力下崩溃了。但无论如何,威尔斯的修正是十分出色的。他所选择的资料和议题使他能够阐释“传统”的,特别是清代的对外关系。他的阐释超越了朝贡体系的局限,同时又没有摒弃他所赞同的朝贡体系的术语及社会学式的阐释框架。威尔斯注意到,研究清代治国之道的学者们在谈到对外关系时,“把它作为一种防御而不是朝贡”。因此,威尔斯把朝贡体系重新描述为一种防御形式,尽管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种。

  

   同时,威尔斯保留了费正清学说的重要特点。譬如,他注意到朝贡使团“在仪式上维护着京都天子的威仪”(1984:188)。换言之,威尔斯和所有费正清的追随者们所忠实再现的,是坚持朝贡体系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借助对两种相对的事物的适用来得以维持,这些相对的事物有:朝贡与贸易,礼仪与外交,理想与实用,文化原因与实际原因,还有威尔斯所说的,表象与政治现实。

  

如此辨析便把朝贡体系的礼仪或文化功能与中国历代相袭的传统治国之道区分开来,而官员们正是借此治国之道创造性地应对各种不测与变局(威尔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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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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