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论证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分析了哲学问题的本源、存在论事件、否定词的发明，可能性的发明、存在秩序的历史性，以及先于存在的共在等构成新形而上学的关键问题。同时也分析了传统形而上学主要路径的局限性。

　　 关键词：本源；存在论事件；可能性；我行

　　 一、Arche与道:本原与本源

　　 在另一篇相关文章《追溯本源的方法和问题的递归性》中，我讨论了回溯本源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具有递归性的问题并沿着其递归标识回溯到哲学问题的原点，或问题的归零点，那里就是哲学的本源。(参见赵汀阳，2021年，第20－25页)这里准备进一步讨论的是与递归回溯相反方向的问题路径生成，可以显示一个被设定的问题本源是否能够通达“所有问题”——这个修辞性的夸张说法来自我在《一个或所有问题》一书中讨论的哲学状态，即一个问题总是联系于所有问题，而所有问题总是汇合为一个问题。(参见赵汀阳，1998年)尽管或有夸张，但所有问题之间确实存在着互相注解、互相解释或互相证明甚至互为解决的关系，乃至于成为“一个问题”。哲学不是任何一种知识，却是所有知识的共同界限，任何一种知识在其能力极限处就产生哲学问题，因此，在哲学的层次上可观察到所有问题殊途同归的情况。正因为哲学无法还原为知识，所以哲学问题是永远的根本困惑。不过，哲学的传统目标却曾经是终极知识，试图寻求终极问题的终极答案。当代哲学似乎放弃了这个自大的目标，但这个设定其实并没有消失，而是顽固地化为潜意识或默认设定，这是因为并没有替代方案。分析哲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曾经以激进的方式批判和拒绝了形而上学，但终究无法摆脱形而上学。如果提不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批判或拒绝就无所作为。

　　 终极问题是一个想象，而终极答案是一个奢望，而这种想象和奢望的理由不是思想而是心理需要，所以从未消失。可以说，终极问题本身不是问题，但对终极问题的想象却是一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忍不住想到此类形而上学问题:(1)一切事物来自哪里?(2)一切意义来自哪里?人们最早以神话和宗教的方式来想象终极问题和终极答案，而后才转化为哲学问题。宗教和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是同构的，只是宗教的解答方式是信念，而哲学的解答方式是终极知识，即超越了经验知识的绝对知识，通常表达为解释一切事物的唯物或唯心的“原理”。

　　 关于一切事物来自哪里，可称为万物理论(the theory of everything)，有神话、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解释，但都难以充分必然地解释“从0到1”的问题，甚至不能说明是否真有0状态，而如果假定开始就是1，那么何以是1也无法解释。据说科学将来有望充分解释万物，因而科学才是万物理论。即使哲学试图解释万物问题，万物问题却已经抛弃哲学，正是在这一点上，霍金说哲学死了。

　　 一切意义来自哪里，这是无法被剥夺的哲学问题，涉及与价值相关的所有领域。对此有目的论的解释、规范论的解释或历史的解释。目的论貌似轻松地解释了一切，但其解释本身却没有被解释，更无证据，而且，如果假定目的论是真的，就反而证明了一切存在仅仅是存在而无意义，这个目的论的悖论导致了目的论的意义消散。问题在于，意义是自由的相关项，如果一切意义是先定的，也就取消了自由而失去意义。规范论是当代主流，但其疑点甚至超过目的论。任何规范原则都是价值主张，而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是主观的，因此没有一种规范有普遍资格成为定义价值的普遍原则。假如认为某种规范可以定义价值，那么，任何与之不同的规范也同样有资格定义价值，这个规范论的悖论证明了根本不存在关于价值的普遍一致的理性解释，而且，规范和价值之间还无法避免循环解释，所以规范论是无效的。显然，意义不可能在固化结构中被定义，只能在生长方式中被说明，就是说，意义存在于持续演化之中，因此只有历史才能够解释意义，历史是对存在的赋值，时间本身无意义，而历史赋予时间以意义。

　　 看来只有当存在和意义互相注解互相重叠而不可分地合成一个问题才是哲学问题，就是说，存在被赋予意义或创造了意义(to be is to be made meaningful or making meaning)的情况才会生成哲学问题。如果存在与意义相分离，那么，万物的存在归物理学去解释，而其意义归宗教去解释，没有问题留给哲学。显然，只有在人类自己创造的“事情”里，存在与意义才达到重叠合一，才形成了哲学问题，所以哲学的对象是人的“事情”(facts)而不是自在“事物”(things)，哲学的出发点不是“存在”而是“可能存在”，不是万物规律，而是人的事件蕴含的问题。这意味着，在历史开始之前的存在没有提出哲学问题，而历史的开端事件(original event)才是哲学问题的本源。创造历史就是人的“创世性”事件，人为万物建立了非自然的秩序而创造了意义和价值，因此，创造历史的事件也就是人本存在论的事件(human-oriented ontological event)，本源就是人本存在论的事件制造出来的初始问题，即开启了存在的历史性的问题，其中没有给定的理念，所以是本源而不是本原。

　　 在哲学之初，本源或本原的含义往往属于同一个概念，这暗示哲学最初并未区分这两个相关而不同的问题，因为哲学的最初冲动是试图一揽子解释一切事物。以道为例，道既是起始性，也是始终性，既是贯穿于一切存在的万物原理，也是用于实践所有事情的普遍方法论。另一个例子是arche，也是综合多种含义的概念，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arche包括6种含义。(cf.Aristotle，1012b34－1013b23)其中第1、2、4、6种含义是“起源性”的事物，第3种含义接近“基本性”的本质，第5种含义是具有“决定性”的制度或行为。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包含的三类含义提出的是不同的问题，因此arche也就不容易翻译，曾经译为“始基”，试图同时表达起始性和基本性，后来多用“本原”或“本源”，试图同时表达三种含义。Arche译为英文似乎更为困难，有时译为beginning，有时译为principle，难以两全。有个情况或有助于理解，arche后来成为建筑概念的词根，其含义兼有建构方法和事物结构，相当于同时兼有本源和本原之义。这提示了，本源与本原，或曰始与基，原本被认为是同一的。另外，arche也是考古学的词根，又别有一种提示:本源是留下根本问题的初始事件。可见，arche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之“宗”。无论arche还是道，都试图同时解释万物存在之理和万事变化之道，试图同时解释一切存在的原理和一切变化的方法。此种一统的想象是伟大的直观，意味着早期人类已意识到“存在”与“存在方式”是同一的。这可以引申出一个重要的暗示:存在与创制必须成为同一个问题才是本源问题，即存在论与创世论必须合一才成为本源问题。

　　 但古代哲学尚未意识到，存在与创制的合一只有落实在人身上才形成哲学问题。其中的道理是，存在与创制的同一性只有被创造主体反思才得以显现，创造者对创制的反思形成自相关，思想到达自相关的状态就抵达了思想的界限，而思想的界限既是必须反思的又是不可思的(unthinkable)，于是形成永远的问题。所以，只有抵达思想的界限才是哲学问题——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维特根斯坦。如果去思考万物的存在或创制，反而不是哲学问题，因为万物的本原不是思想的界限，而是思想之外的绝对外在性，于是，或者是知识的对象，或者是信仰的对象，这种绝对的对象性注定了存在的本原不可能成为思想的一个自相关问题。并非所有自相关的问题都是哲学，但哲学问题都具有自相关性。

　　 哲学倾向于寻求终极答案的完美主义解释，这是反思想的，因为终极答案意味着不要思想，可见，完美主义的理由不是思想性的而是心理性的，是在寻求心理安全的解释。无论以哲学还是宗教的表述而出现，完美主义在本质上都是宗教性的，只要假定了解释一切的终极答案，在思想性质上就属于宗教。比如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具有宗教倾向，而唯名论的宗教理解反而更具哲学性。只有承认上帝是不可知的，才是纯粹为信仰而信仰，即上帝仅仅是信仰的对象而不是祈求的对象。祈求是交易，所以无论祈求什么，都是迷信而不是宗教。同样，如果形而上学不是反思在思想界限上的问题而去寻求终极答案，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试图发现超历史的绝对原理，也是哲学的无效方向，尽管思想精深，却只是用概念解释了概念。允许我粗鲁地问个问题:being除了解释自身，还能够用来说明什么?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判断过于激进，请不要急于反对，不妨换个角度再作分析。如果本原是解释一切的绝对存在或绝对原理，就必然成为预定论或决定论。预定论是万物全称的普遍必然设定论，等价于所有命题都是一个基本命题的分析命题，而决定论是万物全称的普遍必然因果论，都取消了自由、可能性、创造性和历史性，也就取消了意义和价值，只剩下必然命题，这个模式或适合逻辑和数学(这一点也可疑)，但肯定不能解释哲学问题，甚至不适合科学——科学或许会试图把自由还原为复杂的因果，但肯定承认不确定性、偶然性和突变。无论原理或理念，预定论或决定论，唯物论或唯心论，或一神论，虽论点不同，但在思想结构和方法论上是逻辑同构的，都隐含一种执着于对万物的完备解释的“原教旨主义理论”。在传统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一神论神学(阿奎那)、逻辑学(亚里士多德)和公理化几何学(欧几里得)中都可见完美主义的心理倾向。必须说，对于不含自由变量的事情，或仅限于可计算的有限变量的事物，完美主义是最优解法，但对于涉及自由变量的哲学问题，完美主义就不合适了。

　　 把本原理解为绝对的、恒定的、完备的存在原理的完美主义倾向，除了天然心理，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文明早期的历史尚未复杂地展开，虽有不测风云而得以提出个人命运的悖论或悲剧问题(荷马史诗或各种神话)，但生活形式、社会结构、行为规则、政治制度和技术水平却长期非常稳定，尚未产生秩序变迁的疑难问题，因而只看见存在而尚未看见历史，也就未能产生反思的历史意识，对事情的理解就尚无历史性而只有故事性(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故事尽管被后人追认为“历史”，但实际上只是区别于神话的写实故事)。既然文明早期人们意识到的主要问题是不测的命运和绝对的秩序，就倾向于把本原看作是在一切偶然变化背后的绝对原理，或无变化的本体(noumenon)，而把变化看成是表面现象(phenomenon)。只有把动态理解为真正的存在状态，如《周易》之见，才会产生“不完美主义”来理解万事。《周易》“卦象”表达的既不是本质也不是现象，而是解释一切动态的方法论，是方法之象，并非事物之象。《周易》以及老子的“不完美主义”实为不寻常的先见之明，产生的原因不明，或与中国的历史意识发生较早有关。人类知识和思想的“不完美性”被科学证实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例如哥德尔定理)。

当存在表现出复杂变化的历史性，哲学就需要从探问超时间性的本原转向追溯在历史性的本源，于是本源就被识别为在万变中递归存在的永远问题，而不是终极答案。无论整个宇宙或所有宇宙(当代物理学推想或有许多宇宙)是否有一个最后的解释，这不是或不再是哲学问题。不过，当把哲学的出发点定位为人类制造出来的初始问题，就把形而上学的幅度缩小为人类历史的限度，由万物视野缩小为万事视野，虽然视野收敛了，却由此得以建立人类自我解释的人本存在论(ontology of human beings)。人类的自我解释始于问题并且始终是问题，而思想的永远问题化状态正是生活永远有意义的必要条件。假如所有问题都被解决了，生活就失去意义，存在也永远被遮蔽。因此，发动了历史的本源问题就成为思想的永远出发点和重返点。问题是思想的生命，终止问题就是终止思想，因此思想必须拒绝原理。问题不仅是思想的发源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