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返回本源问题

　　 《第一哲学的支点》[1]所做的工作在于试图复活关于本源问题的探索。长期以来，哲学越来越远离问题本身，而陷于话语对话语的繁琐解释。无论是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解释，还是一种话语在其内部不断进行自我解释，虽然产生了虚假的知识增值，却未能解决问题，甚至遗忘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思想迷路”现象，以至于在原地绕圈却产生“走了很远”的错觉，尤其是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借用一个流行术语，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卷化”的话语循环生产，而此种“话语的循环”实为一种无效率的“解释的循环”，多种话语互为镜像而产生丰富话语的假象。可问题是，思想失去了问题。在话语内部产生的问题，如果不是事关存在方式，就不是哲学问题而仅仅属于话语本身的问题。思想只有在“困兽状态”才能看见哲学问题之所在，或者说，只有那种使我们的存在方式陷入困境的事情才蕴含着哲学问题。

　　 在此重新讨论本源，就是返回问题，让掩埋在话语中的问题现身，从而重新发现我们如此存在、如此生活、如此思考所造成的根本困惑和悖论。对于已经在话语迷宫中远离本源的哲学，是否存在着一种思想的“逆运算”，可以让迷路的思想回溯到本源问题？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试图回到“被遗忘的”或被忽视的基本问题。唯一能够思想存在的“此在”，或者作为思想界限的逻辑形式或作为实践“硬基底”的“生活形式”，都是非常强大的哲学出发点。但是，以名词为基础的哲学缺乏充分的开放性，比较适合于解释稳定性而不太适合表达变易，因为名词是限定性的，从而也就具有排他性和排序性。没有一个名词的容量能够容纳所有问题，即使是“存在”或“物质”之类的宏大名词也是如此。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以动词为本的哲学比以名词为本的哲学更具有说明无穷性和变易性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此在”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都不及笛卡尔的“我思（cogito）”高明。然而需要思考的是，是否还有比“我思”更高明的哲学出发点？我找到的是“我行（facio）”，它不仅具有等价于“我思”的能动性，而且具有“我思”所未有的现实感。

　　 事实上，不同哲学流派甚至每个哲学家对哲学的出发点和问题展开路径都有不同的选择。有个日常的说法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反过来也意味着罗马通达每个地方。我试图证明，与此不同，哲学更像是迷宫，并非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也并非通达每个地方——其中有些道路走不通或走不远，另有些道路可以单向走通却不可逆。而中断的道路或不可逆的单向道路意味着所设定的问题出发点的演化能力不足，不能通达足够多的重要问题，也就无法说明世界和生活。

　　 哲学问题如此丰富，恐怕未必全部源于同一个本源，但我仍然希望能够找到那一个唯一的本源，至少是“几乎”能够通达所有哲学问题的最优本源。对唯一本源的执着也许是一个错误，但无法被证明是错误。只要涉及无穷性，就不会有最后的答案，而所有哲学问题都涉及无穷性。我想说的是，寻找本源的信念类似于物理学试图发现一个统一解释所有物理学原理的理论（统一解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理由也相似，哲学也不能接受自相矛盾或意义混乱的思想。曾经流行一时的解构主义虽然揭示了生活是自相矛盾的——这是事实，可是如果思想是自相矛盾的，思想就无法推进，从而导致意义消散，其中道理有几分类似于“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这解释了为什么解构主义终究坚持不下去，因为解构主义的意义也被自身解构了。

　　 生活世界的“各方面”（其实是人为分类，比如政治、经济、语言、技术、社会、文化等）在动态中互相塑造、互相解释、互相矛盾而又相辅相成，就是说，矛盾性和一致性同时成立但又在动态中形成整体性。于是会出现这样的奇妙现象：一个领域提出的问题却在该领域里陷入自相矛盾，而其答案很可能落在另一个领域里。比如说，经济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在政治或技术那里，而政治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在经济或社会那里；思想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在语言和文化那里，而文化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在思想和社会那里……诸如此类。问题在此处，答案在别处，这说明生活世界的所有问题是相通的，却又路径分叉。更重要的是，路径分叉的生活世界具有动态的无穷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也就不可能根据已知事实或先验概念来推论出终极原理。就是说，生活世界的统一性肯定不在于某种绝对原理，而必定是一个可以容纳无穷可能性并且始终在场而永无终极答案的绝对问题，简单地说，哲学的本源不是原理而是问题。哲学对原理的追求是想多了。

　　 二、没有方法就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

　　 要确定何者是我们寻找的本源问题，就需要可以明确的标识和搜索方法。我相信至少需要满足这样一些指标：（1）创建点，即哲学的本源问题必须能够成为至少某些哲学问题乃至所有哲学问题的创建点，以至于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而问题的创建点同时也是追溯问题的归零点。（2）最大化的树状路径生长，即一个本源问题总能够以树状方式连续生成而通达尽可能多的问题乃至所有问题。在这里，树状路径说明的是，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的演变是势在必然地生长出来的，虽然在新情况下会不断产生路径分叉，但不是断裂或跳跃，也不是互不相交的平行路径。（3）可重复操作的理性方法，这意味着，用于追寻、分析和解释本源问题的方法必须是在理性上可共度的方法，相当于在逻辑上可以解释的方法。我们无法在思想的直观中直接判断哪一个哲学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本源，直观不是方法，不能保证可重复的正确性，即使偶然猜中答案，也不可能知道是否猜中。形成本源问题的存在论事件（ontological event）属于消失了的过去时刻，在找到返回本源的溯源方法之前，本源是一个未知数，没有方法就没有答案。

　　 传统形而上学倾向于以理性直观的宏大概念去代替溯源方法来定义某个最大的、完美的、绝对的而无所不包的概念作为哲学问题的本源或出发点，比如“存在本身”“第一因”“上帝”“太极”“无极”“绝对精神”之类。但任何总括性的词汇在理论意义上都是等价的，只有文学性的差异，就是说在理论上可以互相替换，都是大而无当的能指。分析哲学曾经批评此类形而上学概念之所以没有意义就在于没有真值，但这个批评其实不得要领，因为形而上学本来就定位在经验知识之外，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描述（description），也就没有承诺真值而与真值无关。没有真值不等于没有意义，在真值之外还另有多种价值，足以形成有意义的思想。

　　 虽然形而上学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描述，但必须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解释，否则就真的没有意义了，而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可疑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是对世界的必要解释，尽管不失为有趣的文学解释。那些总括性的宏大概念对于哲学问题来说既无必要也不重要，大概念不等于重要概念，重要性也不在于概括性，比如，说“一切存在都是物质”或“一切存在都是精神”都同样没有理论意义。总括性的概念好像无所不包，却无一览无余的视力，准确地说，总括性的概念根本没有视力。在功能上，总括性的概念不是思想用来“看”事物的，而是语言和逻辑用于建“万物仓库”所需的分类或分层的工具。语言或逻辑分派了语法位置，但不等于分配了思想问题，有的位置实为空位，在那里并无相应的问题，总括性的宏大位置并不意味着那里就有更重要的问题。

　　 语言结构中的宏大位置确实容易产生“重要问题”的错觉，正如维特根斯坦发现的，思想经常受到语言的误导。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类学”问题。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创造了一个能够表达一切的语言世界，语言的奇迹具有神圣性。在文明早期，语言被感知为事实，所言皆为真话，因此语言即诺言。谎言和骗子是在文明发展到相当复杂程度才产生的现象。“语言等于真实”很可能成为了思想的一个潜意识，中世纪的唯实论（realism，后来为区别于其他实在论而被称为conceptual realism）就仍然是这种语言潜意识的反映，而唯名论（nominalism）才是反思的产物。在这里，我支持唯名论。我愿意举出一个具有唯名论风格的例子：“存在”概念既没有真实对应物，也没有构成一个问题，而是伪装为问题的一个语法功能词汇。加问号的“存在”的唯一答案是“存在即存在”的重言式，同义反复显然不是解答，而且也不存在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必然地解释存在，因此，存在虽是存在论的一个概念，却不是存在论中的一个问题。

　　 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决都在于方法，没有方法就什么都没有。因为没有任何方法能证明上帝，所以上帝是个概念，不是一个问题，也就不许发问。有人相信上帝，这件事情倒是个问题，就是说，上帝不是问题，但信仰是个问题，因为存在着能够研究信仰这件事情的方法。唯名论取消了许多梦想，所以非常讨厌，但唯名论切中了要害。那些总括性的本源，诸如“存在”“绝对精神”“第一因”之类，此类概念对于思想是冗余的。说到“绝对精神”是个多余概念，不少人会同意，这个例子不够“刺激”，但说到“存在”不是问题，估计许多人会勃然大怒，可知切中了要害（维特根斯坦早就讨论过了）。我想给出一个奥卡姆式的简易证明：如果不去思考问题a而思想无所损失，那么问题a或者无意义或者不重要。语言的表达需要许多功能性的概念，但并非所有概念都是问题，这就语言本身来说并不奇怪，只是人们经常难免会有唯实论的潜意识。

　　 三、生成问题的发散路径与问题溯源的递归路径

　　 思想无法回避的问题都是对人类生存遭遇的难题的反映，因此所有思想问题都有着历史性的来路，而原初问题肯定是首要问题，并且成为所有后继问题的前提条件，所以原初问题就是思想的本源。可是，本源的创建点已经远去，埋没在历史变化之中，我们根据什么去重新发现本源？

　　 对本源的溯源不是哲学史。尽管溯源的路上肯定会涉及哲学史上的诸种理论，但形而上学的溯源是有关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的溯源，并不是对哲学传统的传承研究。形而上学的溯源研究的是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而不是各种学说的来龙去脉。追溯问题的本源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形而上学，分析的是问题路径的历史性，却终究是形而上学，而不是哲学史。

　　 这样理解形而上学肯定脱离了形而上学的传统路线。哲学的一个传统方法是以概念的逻辑关系来为事物推演出结构性的原理，如前所述，以概念推演万物结构或许是个精彩故事，但与真实世界、真实历史和真实问题并不一致，甚至无关（例如黑格尔用概念推论出世界和历史），或者只是定义了一个“别的可能世界”而对“我们的世界”无所说明（例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与之相反，历史形而上学不去假设任何预定的概念结构，而去研究始终在生成（becoming）的“我们的世界”生成了什么始终在场的问题，因此需要一种具有递归性（recursive）回溯能力的“逆运算”方法，从问题的生成路径逆行回溯本源，即从当前问题去逆向追溯与当前问题保持连续一致性的本源问题，路径的终点就是本源。问题既有来路，就必有回路，形而上学寻找的就是问题的回路。

　　 生成问题的“存在论事件”早已消于无形，而且哲学史也没有记录。在哲学史之前，人类生存的存在论境况所提出的本源问题就早已存在了，这意味着，本源问题具有历史性，却又是史前的。哲学史中“最早”的哲学家们想象的本源只是被记录的思想，却不等于真正初始的本源问题。本源问题必定是人类生存从一开始就必然遭遇的根本问题，也是开展任何一种可能生活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必定早于哲学史而存在于思想的“初始状态”之中，存在于秩序的创建时刻，所以需要以“考古”方式去探明本源问题。与“哲学即哲学史”这个说法相反，我相信更多的哲学问题并不存在于哲学史中，而存在于全部生活之中。

尽管生成本源问题的“存在论事件”不可逆，但幸亏本源问题不会随之消失。本源问题必是最重要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