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捷:文学的“意境”与“越境”

——鲁迅和闻一多关于“怎么写”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 次 更新时间:2018-12-09 23: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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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捷  

   内容提要:在中国的现实里睁开眼凝视“血和肉”时,该用怎样的文字和表现形式去描写?鲁迅和闻一多对“三一八”惨案的态度分别代表了二者关于“怎么写”的文学观。在思考西方影响的民族化和文学传统的现代化这一现代文学所面临的双重使命时,二者呈现有意义的对照:鲁迅主张冲破传统的一切束缚,在惨案时反复倾述语言的空疏和表达的艰难;而闻一多以现代的知性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在惨案时探讨诗以及格律问题。关于“怎么写”,本文更进一步通过对“意境”这一文学传统在现代诗论里的展开,以及《野草》的“情景交融”问题和其中的文学观的分析,认为相对于苦于形式禁锢的闻一多,鲁迅是一位向着隐藏创造的可能性的双重否定存在探索的“越境”作家。如果说传统的“意境”世界基本由肯定的叙述来完结,缺乏意象和所暗含之意之间的分裂和对立,那鲁迅通过矛盾和对立的交叉开拓其文学世界的地平,从而唤醒那些沉没于意义世界的地底的、看不见的、否定的事物和存在。这是支撑鲁迅文学的写法,是构建《野草》象征世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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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血和肉”该怎么写?——关于“三一八”惨案

  

   众所周知,鲁迅对新月派作家诗人们的讽刺和批判不遗余力,对1925年留美归国后参加新月派的闻一多却从未言及。闻一多对鲁迅也一样,直到鲁迅去世后第五天即1936年10月2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追悼会上,他才将鲁迅和韩愈相提并论,如此评价道:

   唐朝的韩愈跟现代的鲁迅都是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们不劝人做好事,而是骂人叫人家不敢做坏事,他们的态度可以说是文人的态度而不是诗人的态度,这也就是诗人和文人的不同点。①

   关于闻一多所说的“诗人”和“文人”,有些见解认为,“文人”是指那些积极入世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而“诗人”则是指那些超尘出世的,除了自我表现的“诗”之外万事不关心的“士人”。并指出1936年闻已经不写诗,更倾心于鲁迅式的文人的态度。②这种理解在笔者看来未必妥当,因为闻一多最精心地展开诗歌活动的时候,所追求的正是做一个“爱国”的诗人。闻一多与鲁迅的不同,与其说忧国忧民与否,更在于二者的作为文学者的态度,即“怎么写”、如何表现的文学观的问题。这一点在“三一八”惨案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闻一多等人准备发行《晨报副刊·诗镌》时,爆发了“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对接受日美英法等八国联军最后通牒的段祺瑞执政府,学生和市民在国务院前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谍,却遭到卫兵队的枪击,导致约50人死亡和多数负伤。面对这一“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③,鲁迅和闻一多作为表现者所说的话呈现出极有意义的对照。

   鲁迅对青年们的死难极度愤怒,惨案当天在《无花的蔷薇之二》里激烈批判段祺瑞政府的虐杀行为,写道:“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④,悲叹在流血这一明白而残忍的事实面前自身语言的无力和空虚。3月25日他在《“死地”》用佛家语“言语道断”(不可言说)又一次表达自己已悲愤得无话可说了。4月1日写下有名的《记念刘和珍君》,“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⑤鲁迅一方面不得不为纪念死难者而写作,一方面又反复倾诉在惨案和流言面前名副其实丧失语言的表达困境。

   对鲁迅文学而言,“写”还是“不写”、“怎么写”的问题,是贯穿他作为表现者的一生的课题。正如研究者所指出,“鲁迅内心的矛盾与两难,以及他在写作中对这些矛盾的自觉处理,都决定了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关注‘怎么写’的问题。在不断面对‘写作之难’与‘真话之难’的过程中,鲁迅展开了一系列关于‘诗与真’的问题的思考,其思考的过程与成果,就集中反映于《野草》及其同时期的部分文本中。”⑥“三一八”惨案时,《野草》已接近尾声,鲁迅在《墓碣文》(1925.6.17)《立论》(1925.7.8)等篇章里,对如何表达真实的意见,如何知“本味”,已表现出激烈的纠葛:“……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⑦“三一八”惨案流血的真实以及世间的流言和遗忘,让鲁迅更彻底地体验了语言的空竦和表达的艰难,他最终用矛盾和对立的语言,为纪念“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创造了一个洞见人间一切又看透造化把戏,将要使人类“苏生”或“灭尽”的,充满矛盾和否定的叛逆的猛士形象(《淡淡的血痕中》1926.4.8)。

   而此时,比鲁迅年轻18岁的闻一多正和清华园诗人们以及徐志摩一起,主张新诗的格律,重视诗的音节和形式,于《晨报副刊·诗镌》上即将展开新格律诗运动。《诗镌》在“三一八”惨案不久后创刊。对于这一偶然,闻一多赋予了重要的意义,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爱国和文艺——纪念三月十八》(1926.4.1),论述诗刊和流血,即文艺和爱国的密切关系,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铁狮子胡同,也要流在笔尖和纸上,并强调死难者的意义:“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⑧

   对死的意义的浪漫主义的强调,源于诗集《红烛》以来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信念,和鲁迅对青年们的现实的劝诫——“‘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⑨——是不一样的。但是,闻一多的文章里流露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自信:即使是流血的现实,文艺(即将开始的新格律诗运动)也要承担,用适当的形式来表现。事实上,关于“三一八”,除了上述评论,闻一多于3月25日、3月27日、4月1日分别写下并发表了三首诗《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国魂周刊》第10期)、《天安门》(《晨报副刊》第1370号)、《欺负着了》(《晨报副刊·诗镌》创刊号)。

   《天安门》和《欺负着了》分别借用洋车夫和在惨案中失去了两个儿子的母亲的口吻,揭发政府的罪行,其共通的特征是以方言土语入诗。关于这一崭新的尝试,《诗镌》同人的饶孟侃极力称赞,认为用“北京土白”来写洋车夫的口吻非常恰当,《天安门》的音节显示了土白诗更进一层做到了音节完善的境界,并详细解说《天安门》的押韵方式在外国诗里叫Feminine Rhyme复韵⑩。闻一多在之后的新格律诗运动的理论文章《诗的格律》里也强调“土白”是新诗的一块肥沃的土壤,经过锻炼选择可以“做”诗。也就是说,正如其文艺和爱国密切相关的主张一样,闻一多努力尝试着用崭新的诗歌形式来描述表达流血的惨案。

   围绕“三一八”的鲁迅和闻一多的不同,不是忧国忧民的中年作家和超尘脱世的青年诗人的相异,而是作为文学者对不得不使用的语言和其表现方式的态度的不同。面对“血”这一无争的真实,新文学该怎么写?当我们思考作品及其表现形式,以及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连续或断绝等问题时,鲁迅和闻一多的不同态度,呈现出一种象征性的对照。

   在现代中国,鲁迅和闻一多都是对古今文学有深厚造诣,并曾有过执笔文学史想法的少数作家之一。(11)汉语(文言文)的表现特质,因这一特质而造就的悠久的古典诗文和小说,这些和现代的口语表现、新文学、西方影响的关联——对此两人都有洞见。1925年7月鲁迅在《论睁了眼看》里批判中国人“瞒”和“骗”的国民性,和由此而生出的瞒和骗的文艺。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歌。然而倘以欺骗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了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可怜他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着。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12)

   对于传统思想和作为其手法的传统文艺,鲁迅的态度相当激烈,认为只有冲破传统的一切才能写出新时代人生的血和肉来。“铁和血的赞歌”“‘爱国’的大帽子”,这些词仿佛预言了以后闻一多等的新格律诗运动的性质的一部分。但是闻一多并非在爱国的幌子下闭眼的诗人,正如他晚年自身吐露的一样,心中一直有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他在清华、留美期间组织清华文学会,参加政治团体“大江会”的活动。1922年执笔的未发表手稿《律诗的研究》,全面考察古典律诗,认为律诗是“纯粹的中国艺术底代表”,“首首律诗里有个中国式的人格在”,表明了逆流当时反传统的新诗潮流的见解。这一见解非保守而是崭新的佐证,可以在同年出版的《〈冬夜〉评论》里找到。在该评论里闻一多援用英国美术评论家Clive Bell(1881-1964)的观点,认为艺术的本体和它的现象——艺术作品之间有永难填满的坑谷,任何一种艺术的工具最多不过能表现艺术家当时的审美感情之一半,诗人的工作就在于“征服一种工具的困难”,这种工具就是文字。闻一多之所以重视诗的形式,其根本认识在于此,征服文字的诗,即符合内容的形式,甚至可以说形式本身才是诗。表现者因为工具的障碍其实无法完全表现自己,正如肉体有碍于灵魂,因为灵魂是绝对地依赖这肉体来表现自身的唯一方法——这一力图挣脱语言符号对表达意义的限制的认识,其实和鲁迅在《墓碣铭》里吐露的对“真”的怀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本味又何由知”)是有相通之处的。只不过闻一多借鉴国外的理论,且因此而更欲征服文字:而鲁迅的纠葛基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充满甚至连“本味”(本体)都否定的鬼气。

   律诗可以说是汉语(文言文)这一工具的表现形式的极致,是本土的,在新文艺里也应该借鉴的,所以闻一多在批评郭沫若《女神》的文章里说:

   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13)

   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鲁迅等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不同,也和怀疑反对文学革命的林琴南及《国故》《学衡》的主张不一样,是一种具备了现代感性和知性的文化保守主义。在理论上似乎更加合理的闻一多的主张,在实际的诗歌运动中却并没能长久。《诗镌》仅只维持了两个月就停刊了。

在中国的现实里睁开眼凝视“血和肉”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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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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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长江学术》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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