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安:嘉映我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5 次 更新时间:2021-10-27 1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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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安 (进入专栏)  

  

  

   尽管嘉映老师不是我名义上的导师,但是嘉映老师是我的老师。

   作为一个研究条件句的人,我常做如下反事实推断:如果当时我没有选择学哲学,那么我的人生会如何呢?如果我没有遇到嘉映老师,我的人生又会如何呢?尽管,我给不出在这个反事实前件成立之下,必将会如何的准确预测,因为哪怕这个世界是决定论的,我也不是那只可以洞悉前因后果的麦克斯韦妖。但,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遇到嘉映老师,我的人生之路将会非常不同。

   惭愧,我不是嘉映老师的好学生。学术上我没有跟随嘉映老师,没有像嘉映老师一样,做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威廉斯的专业研究,更没有像嘉映老师一样对于艺术、文化、科学有普遍的兴趣、做广泛的思考,我最后选择了做逻辑和科学哲学,而且只是专注其中一个很小的领域。

   当然,嘉映老师也没有鼓励我们走他的路,或者哲学的路。我记得他曾说,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都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不一定非要走哲学的独木桥嘛。当然他也认识到哲学行当的这碗饭并不好吃,“如果你的研究做不到全国前几名,怕是很难在学术界立足的吧”。

   但其实嘉映老师的路和今天的学术评价体制和发表体制所指引的路已经很不一样了。在一个如此专业化的时代里,他依然在勠力博雅。这并不是一条错的路,甚至可能是耶稣所谓“窄门窄路”,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要讨生活的人所应该选择的明智的路。学术评价标准的单一化意味着,循嘉映老师的路而行简直是堂吉诃德在挑战风车。

   我们年轻的时候学哲学,总是因为抱有一些人生的困惑,以为能够在哲学的学习中寻到解决,后来才明白哲学和这些困惑的解决完全无涉,就算你读海德格尔、尼采和叔本华有所体悟、收获满满,但是要靠研究他们来发文章、申项目以安身立命,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今天的学术已经越发的体系化、枝蔓化、细节化,一个小的问题都已经被穷研深索,推进到很远的地方了,没有连续几年的钻研与准备,是很难做出一点实质和创新的工作的。

   嘉映老师那种博雅化的发展思路和今天的学院派哲学的工作方式是背道而驰的,优劣对错,不是我们现在能“盖棺定论”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嘉映老师所走的这条路,非本钱大、毅力足者不能践行。

   所以圈内圈外对于嘉映老师的评价呈两极化。打国际麻将的“少年英雄们”看不起嘉映老师,觉得他“不学术”,没有国外发表;体制内的好汉们也看不起嘉映老师,觉得他没有重大项目,没有顶刊文章,没有特殊津贴,没有各种title在身以号令一方,在狭义学术圈没啥“影响力”。他是外行眼中的“门道”,他是门道眼中的“哲普”。

   的确,在狭义的学术层面,他没有发过国际文章,引领前沿研究;在体制层面上,混得确实比他的很多“老朋友”要差。但是奔突出体制之外,“人民”自有其标准,相较于曲高和寡的顶刊文章,相较于森然罗列在书架上的“重大成果奖”作品,嘉映老师的书和文章则广为人看,广为人说。

   嘉映老师的努力和坚持为我们呈现了学术工作的另外一种面向,严格的学术论文似乎都拒绝一种文学化的倾向,要以清晰直白的语言陈述立场,从前提到结论的证成一丝不苟。但嘉映老师则笔端常带感情,写出的东西漂亮灵动,“大珠小珠落玉盘”,既有智性的深入,又有搅动内心的激荡。对于什么是“永恒”、对与错、学术与非学术之分,身处时代之潮的我们,也许远没有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明晰。

   在大多数学校的布局中,哲学学科都属于不受重视的一环,不管体制内的大佬们在我们的心中如何煊赫,在学校和社会的层面,他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非常微弱。嘉映老师是哲学的圈子中那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外,他的影响不只是停留在学术圈,在大众文化和艺术中亦有其影响。和我一样,很多人是因为一开始读到了嘉映老师的东西才对哲学有了兴趣,或者立志走上哲学这一条路,或者是因为嘉映老师才愿意学一点哲学。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文化符号和标签,际会风云,“为之四顾”,他了无愧怍地走上前台,成了人们心中“哲学的化身”。

   我的描述其实没有褒贬。释迦摩尼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区别”。成仁成圣是没有定法的,嘉映老师以自己的“无厚”入这个社会和时代之有间,“游刃有余”。追踪学术前沿也有它自己的法和道,也有它的快乐和辛劳,总之,要做得好都不容易。刚开始写论文的时候,你以为在一个池塘里狗刨,但是刨着刨着就发现不对劲了,一个问题连着所有问题 ,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既要有横向的掌握,又要有纵向的了解,只能“学海无涯苦作舟”,在paper的汪洋大海中沉沉浮浮、来来回回,且没有一点“丹黄烂然,蝇头细批”的苦功夫,是写不出“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八股学术文章的。

   做体制内的大佬何尝不是一样呢?!其中的甘苦与奔忙,尽管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外人置身事外,耳闻目见,也能一窥其辉煌背后之“斑斓”。

   我作为一个体制中的“蝼蚁”,这些年已经很少读嘉映老师的东西了,实在是因为“身在局中”,所写之文章、所阅读的paper都是跟所谓“学术”研究相关。嘉映老师的东西虽然很好,文笔优美、立意高远,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但是与掰开揉碎、一板一眼,以追踪与推进前沿研究为己任的“创新突破”的学术套路还是不一样的。尽管嘉映老师是我的老师,但是嘉映老师的路并不一定适合我,他做研究思考问题的径路,有他自身的因缘和天分,模仿不来。

   年轻时,我也曾努力copy 嘉映老师,学他的插科打诨,学他的顿挫抑扬,学他的侃侃而谈,而今回看那曾经的“模仿”十年,得形失神,画虎类犬,好不笑煞人也么哥!

   后来读木心,若有所感,他说,凡在理念上追踪尼采的那些人,稍后都孱乏而离去,莫知所终,而因缘于品性气质,与尼采每有冥契者,个个完成了自己的风范。

   和我的导师叶峰老师不同,嘉映老师不喜欢系统的上课模式,也没有手把手教学生的耐心。

   骨子里,他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天性,有一种“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的超然,或者也许是一种精英的超然吧。他没有我辈这种“乡下孩子”要“戮力向上、改变命运”的迫切感。不只是对学生,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老师”,甚至他也不是大多数人心中的“好爸爸”,他女儿小学的时候成绩不突出,但嘉映老师没有那种希望女儿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担忧,没有唯恐不周地给她报很多课外班,而是差不多就可以。女儿喜欢游泳,他鼓励,“总不能全都比别人差,至少有一项拿得出手就可以了吧”。

   尽管嘉映老师的学生很多,但是继承其衣钵,在学术界耕耘的似乎很少,除了他招的学生比较多元之外,也和嘉映老师培养学生和教育学生的方式有很多关系,我曾经有一些腹诽,嘉映老师太随和了,做他的学生有很多快乐,但是少了一些严苛的训练和指导。听嘉映老师聊学术,纯粹单方面地学习和倾听,少了碰撞与对话,最后培养的学生,形备而神不至,或者兴趣他投。当然,我是苛求了,一个人的际遇穷通有太多的因素,谁弱谁强,很难说。对于个人而言,在嘉映老师身边的那些年,我学到了很多可贵的品质,它一直裨益着我,在他身边时,未必不知道 --- 离开了,一天天地久了,就更知道了。

   很多人,越活越一本正经、越活越大义凛然。但嘉映老师则相反,越发的幽默和“自然”。

   久混江湖,你就能体会到这种“自然”的难得。曾去一所大学开会,大佬们激昂慷慨,大谈自己申请了多少项目、发了多少文章、得到了多少万的资助、出版了多少套丛书,天然睥睨众生,浑然唯我独尊;而他的学生们个个噤若寒战,办事小心翼翼,说话唯唯诺诺。森严的等级和昭彰的权力,是培养不出“乳虎啸谷,鳞爪飞扬”的中国少年。

   和嘉映老师一起完全没有这样一种芥蒂和局促感。他没有那种“一本正经做大佬”的bad taste。对年轻人,他从不端着、揣着,自自然然、生动幽默。常常不失时机的抖个包袱、耍个机灵。有一次中午,剑华找嘉映老师谈事,忘了何故,剑华建议到车里说,上车之后,嘉映老师坏坏地问道:“要关灯吗”?

   一次和学生讨论问题,他们走到了北一区图书馆前,嘉映老师把凉鞋一脱,安然自适地坐到了台阶上,继续和学生们畅聊。沁永惊叹于这份潇洒,说有名士之风,不循于常规。那时我们倒觉得挺自然的,这就是嘉映老师呀。

   嘉映老师对文学、哲学、历史、艺术和科学都有广泛的兴趣和深入的阅读,并把这些知识融贯在自己的思考中,加之他又善于聊天,长于表达,于是在其不疾不徐的讲述中,各种典故人物信手拈来,娓娓生动,而且理解感悟也不循常规,听他聊天,常有“别开生面、醍醐灌顶”之感。

   在学术界里,专家们汗牛充栋、人数甚夥,但是有趣而鲜活的灵魂,却万里挑一。

   行于世界,随着一个人的逐渐成长,有太多腐败和乐处会慢慢在你面前展开,而学术可能是颇无趣且短期收益也不彰的事情了,且据说,“堕落会让人上瘾”。嘉映老师也曾表示很委屈, 羡慕他的朋友们“玩得好”。但是以嘉映老师的人脉、才智和资源,他也没有要“把袈裟扯破,埋了藏经,弃了木鱼,丢了铙钹 ...... 下山去寻一个少哥哥”,而是数十年如一日,在这个“苦哈哈”的哲学领域耕耘和工作着。

   在一个资本增殖是绝对命令的时代,“穷兮兮”的哲学从业者们的工作似乎都成了个人的怪癖,难免灰头土脸。我未见有人能像嘉映老师一样,对于哲学的力量和价值有如此充盈的自信。

   生活有时总让人倍感无望。有挟山超海的意气,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苦逼地雕琢,默默地干活。鸿鹄之志邈若灵山,点点滴滴却近在咫尺。尽管知道既要不疾不徐的从容、又要有自律克己的坚持,但难免又“出头心切”,为功名利禄、个人福祉,把“仁义礼智、浩然正气”给转手抛掷。

   有这么一种极端。读书时,傲娇不功利,”大丈夫不与小兵同列”,这也看不上,那也不愿干,

   岁岁年年,也没干出个啥。到了中年,看昔日同学少年,“马健风疾、喧阗奔突”,反观自己,“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难免有“老大嫁作商人妇”之忧,“青春一去不复返 ------ 请细细思量”,于是愈发地功利现实,“我要,我全都要”,吃相难看、浑然不觉,三瓜两枣、挥杆就来。

   嘉映老师是没有这种“出人头地”的苦恼,他二十多岁就因翻译《存在与时间》暴得大名,他曾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做讲座,都是在大礼堂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他本可稳据山头,成为现象学领域的“肉食者”,但是他不拘于一家之范式,追随自己的内心,博士改行研究分析哲学,回国后又研究维特根斯坦、威廉斯,到现在不局限于一家一道,融合诸家之长来探究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细细看嘉映老师几十年学术之路,常有“峰回路转”,但从高远处审视,似乎又理路昭然。

   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他总是刻意和体制保持着一定距离,不让世俗的套路和规范萦于心胸,而更多把精力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专注于自己的书和文章。但又不急于发表,不忙于出版,而是细细打磨,直到水到渠成之时。

   曾听过一次嘉映老师讲因果,据他所说,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但至今,他也没有把这方面的手稿整理出版。且嘉映老师很善于积累,大会小会,凡是他参加的,他都会拿个本子好好记录,珍惜每一次学习积累的机会。

年轻时候的嘉映老师我没有机会认识,我所见到的嘉映老师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从容感。想象中的学术人生,屋子里面堆满了papers,“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苦读,有一种坚忍卓绝的执着,是“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之乐。嘉映老师给我的感觉则悠游多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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