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作为一个读书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1 次 更新时间:2021-10-25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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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 (进入专栏)  


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据说高居社会顶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可惜实况常不如宣传,整体文人生活质量和地位每下愈况,清朝已经很不堪了,至今,嗯,……,算了,还是先讲讲清朝吧。

现在要举的例子是活在所谓“乾嘉盛世”的史学大师章学诚(号实斋。乾隆三年?嘉庆六年,1738-1801)。

一、 书呆:以学术为志业/职业

学者多苦世乱,而章生丁盛世;学者多苦孤陋,而章常居京城,颇与名公胜流相接。看起来应该处境不错,其实却甚尴尬。

翁方纲且曾询刘台拱:“章学诚学业究何门路”。则其学尚未为世所知也,何况登仕?谁又能引荐之?居京生涯,略如老杜游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而已。

又貌寝,脸上有斑、耳聋,更患头风。晚年曾巴结的扬州盐运使曾燠,作诗送他,居然唯说其丑(《赠章实斋国博诗》),其丑可知矣。

复不能诗,亦无才情可供挥洒。故袁枚“好色”,大收女弟子这一路既走不成,汪中、沈德潜、姚鼐那一类辞章文人也是做不成的。

学则驽钝,天资甚至低于常人。十四岁,都结婚了,《四子书》却还读不完。

尔后虽然力学不已,著作却甚少,更或被盗、或人事相忤不尽能流传。今存《文史》《校雠》二通义皆非成稿,杂凑不少应酬文字,且刊行辄在卒后三十余年。其生平之潦草寂寞,又可想而知。

我很同情他,以及他们。

(一) 为了读书,丢了生活

他,其实就是传统读书人的一般状态。读书从习惯变成生活;生活又没有别的内容,只是读书。

比如你看胡适所编《章实斋年谱》,实斋的生活就只是买书、读书、写书、教书、编书、刻书等等。读书以外有何游艺生活?骑马、打猎、看戏、听曲、赏花、观景、游历、雕刻、写字、作画,没有,什么都没有。居家情状,更是一点也看不出。

他有一姊和许多妹妹:十四岁就结了婚,不久还纳妾蔡氏;晚年又大力反对汪中反对未嫁女子守贞从死的意见,则他的女性观和家居生活应该也很丰富,很可挖掘,三个女人一台戏呀。但一切都被“读书”掩盖了。

而这可能也不是书呆子胡适替他掩盖,乃是他自己。

他两三岁时,长辈就常带他向邻店朱叟索酒,所以长而善饮。俗话说“少习若天性”,长而善饮是多麽好的本钱?但这可能成为酒徒、剑客、诗豪、文士的资质,后来却都被埋没了。所以他不像洪亮吉,能酒,能诗、能作篆、能骈文、爱好戏曲,被认为是秦腔的知音。也不像黄仲则,能以诗酒动天下。

(二)为了生活,苦谋生计

读书当然是好事,但读书毕竟不是生活。想“生活”就得要谋生、治生,须寻一门活计。

读书人这时就不如农、工、商了。

农民可以耕读两兼;工匠技艺人,可以世守其业,然后把这个业做成一门学问(例如做军人的传承发展成兵学、做医生的传承发展成医学、相地看风水的成为阴阳师……。后来章学诚理想的学术状态,其实就出于这个模式);商人虽无心、无暇读书,但赚了钱,可以培养子弟替他读书,或雇人替他写书,或根本不必读,有钱了,自然社会上会尊他为意见领袖、精神导师。

只有读书人最惨。

读书人不能如农民般既耕又读,两者互为稳定的副业或兼职,因为不会劳作农务,生活又已城市化,田园也回不去,反而是老家亲眷还在等着他供养。工嘛,亦无手艺可以谋生;商,甚为鄙视,事实上更是不会。沈三白考试老考不上,无奈去跟叔叔学做商人卖酒,结果赔得精光就是一例。

传统社会出于尊重之好意,又替读书人设了身份限制。秀才以上,叫“斯文人”,诉讼到官,都还揖而不跪,抬棺材、吴市吹箫、粉墨登场等许多贱业更不准干,以免有辱斯文。故即使想做工匠和商人也没路子。

而读书人想谋生,最深最大的症结,其实还不在这些地方。在于:他若读不进去,他就成不了一个读书人;若真成为一位读书人,那他就只想读书也只会读书,其他都是兼着做,或不得已做做。虽不说是漫不经心,却总不能尽心尽力。

例如读书人最大的职业,就是教书。如章学诚四十岁以后,即游走于定州定武书院、梁国治家塾、大名清漳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安徽学史署馆……

这工作,因为是孔子曾做过的,所以做来最心安理得,社会也认同。但它稳定性很差。

一是私塾坐馆,要有熟人介绍,又须刚好有学生待教,机遇并不太高。小孩长大了,蒙馆自然结束,故非久留之地。若教得好,科举考上了,馆也立即结束,你自己搞丢了工作;若教的学生老是考不上,你更没脸教下去。

二是主人病丧或转徙,馆即异动,例如主人家只剩寡母幼子,教师自然要离去避嫌。主人贬谪了,或李德裕苏东坡之海南、或纪昀林则徐之乌鲁木齐,你也不好跟去。

三是天下书院就那么些,而寒士无穷,有一讲席,大家都来抢,除了学问,还要拼关系。即使坐上讲座,也未必能持久。故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梁国治卒,章学诚马上就因失去奥援,不得不辞去莲池书院教席。

好不容易挣来一个教席,心里也不一定舒坦。因为读书本来是想“己立立人”的,可如今,都是因为不发达,才觅一蒙馆,陪几个娃娃,坐待夕醺。说些童年已知的常识,批改无穷无尽的不通文章,以糊不知为何要糊之口。

自立已是无望,立人立功、经世济民,更成画饼。偶尔碰上一个天资好的,等于中了彩票,是天上掉了馅饼;大多时候,只是师生相对呕气。

章学诚幼时,在同学杜秉和家的凌风书屋随王浩读书,就充分显示了这种情况。当时同学七八人,他说:“王先生常挞人,杜君受挞最多,甚至伤脑门,几死。后伤愈而顶肉骨隆起,不复平。其酷可想。”

旧时塾师事实上多是如此。家长送子弟去上学,往往还要向老师说“孩子不听话尽管打”,塾师也真的就箠楚诟骂不已,美其名曰“师严道尊”,而实际是在老师心理不正常底下形成的无奈。犹如农夫欲收成,即不能不仰风盼雨;风雨之来,必然伤禾;但只要不是骤风疾雨把禾苗都弄死了,农民还是能忍耐,甚至要感谢的。

教师一边教著书,通常一边还心不在焉,另有所图。主要不是想着颜如玉、黄金屋。唐宋时期官府还能以此骗君入彀,清朝读书人已无此“利”与“欲”的奢想,想的只是“名”。

现世之名是科举得隽,成就科名,足以告慰自己和祖先。后世之名,则就要有着作了。所以教书不过是敷衍塞责,要努力找时间准备自己科举应试,或写书以期不朽。

这才是主业,至今未变。教师升等,靠的都是著作,近年虽说教学也要考核、也当重视,但你光卖力教课而交不出著作来试试。当今美国大学间的俗谚尚且说“不出版即滚蛋”(具体史学界的例子是黄仁宇),何况清朝!

二、出仕:不断开发的仕途

(一) 从“学在王官”到“以学干禄”

科举应试,本身也是读书人出身之正途。但士人早晚期入仕颇有差别。

最早,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如章学诚说的“学在王官”,故无不做官的读书人,犹如没有武士不是贵族。孔子打破学术教育垄断之局面以后,平民也可受教育,甚至人皆可学、能学、有受教权,为人类史上一大突破。

这在我看,当然是一大好事,可是章学诚大以为不然,翻来覆去把孔子骂了个够,还想撤掉他老人家的冷猪肉。但这暂且不去说它,总之,此后学者不限于官吏,反过来说,也就是读书人可仕可不仕。

不仕的可耕可渔。仕则世家大族,官宦足以维系门户;平民亦可据此建功立业。或壮士投笔,驱驰域之内外,或词赋凌云,辅佐王之左右,征辟察举,文学贤良,分途登进于朝,竞力丕显于廷。所以读书人逐渐与宦仕者形成一个群体。

陈寅恪说士族两大标准,一是累代官宦,一是经学礼法传家,即是这个道理。魏晋南北朝就属于这种读书人社会,是世族、士族的贵族社会,而非氏族。看起来九品中正,颇以血缘为高下,其实“文”犹胜于“血”,故鲍照这类门地寒微的人,照样可以出仕。

也就是说,这一段时期,一是仕不仕自由,看个人意愿;二是仕不仕也不是“身份取向”的,仕宦可凭自己本事。隋唐科举,当然又扩大了这种趋势,官员和读书人群体的黏合度愈来愈高。

所以我们会看到六朝到唐代还有很浓的“仕/隐“冲突或争论,宋代以后就少了。读书人参加科举以入仕,仿佛天经地义。理由可能是志业的,读书的目的就是从政治民,如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能是经济或治生的,如山谷诗说:“家贫只以官为业。”

(二)从“治民理政”到“挂职读书”

但不论官员和读书人群体黏合度有多高,他们毕竟不是一体。

读书人多而官少,很多人挤不进去;或虽勉强进去了,却只在圈子的边缘游走,挤不进中心地带;或挤挤又被挤出来了;或挤了一阵,感觉无甚趣味,索性离开,另谋生路。

但圈子外没读什么书人却还拼命挤进来。一种是西门庆式的,靠勾结官吏得以身居山东提刑所的理刑千户,类似现今公安局长。

一种是捐钱买官式的,可得虚衔、封典及出身。清朝虽规定只能为候补官,不得为官翰、詹,不准考选科、道。捐官的人,却往往不理会这些,要的只是一个官名,并没想实干,所以这种限制无甚实效。

政府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甚至更列了一种编制之外的员额来应付有钱人对官瘾的需求。这就叫员外。是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最典型的制度。

员外,跟员外郎还不一样。员外郎是正式编制,明清六部各司都有员外郎,为各司副官,清制从五品。员外却是闲差,用以安置有钱有势的人。唐朝已然(《通鉴》记载:神龙二年三月大置员外官,自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后来愈来愈普遍。

以至于员外成为有钱人的通称,犹如年轻女人都被称为小姐、年稍长都被称为某太太、某夫人。元朝李行道《灰阑记》说得很明白:“俺们这里有几贯钱的人,都称他是员外,无过是个财主,没品级的。”

但是,捐官虽然整体上甚是不堪,是陋政;可是捐纳入官的人数既多,其中也不乏实干的。例如我去东莞玩,当地保存最好的清代园林,叫可园,现在还是个博物馆。园主张敬业就是捐官出身,可是在平定太平天国时立了不少战功。

这几类人都是读书人在官场上的竞争者。竞争情况太激烈,读书人就只好找仕途中另一种次级从仕之道。

何谓次级从仕之途?

入仕做官,当然位高权重才好,所以大家都削尖了头去抢好位子、求升进,倾轧不已。可是政府要管天下事,既有管钱、管权、管拳(资源、军备、刑罚)的热门机关,自然也必须设一些没什么油水的冷衙门,文化、教育、环保部门即属此类。

同样是官,去当什么翰林院学士、国史馆编修、各省学政,就都是冷官,整天抄书、编书、教书,管理文献,跟在家做书生没什么两样(纪昀自己就有诗说:谁种萧萧数百竿,伴吟偏称作闲官;不随妖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没权指挥人,也没钱养好自己,连佣仆都觉得跟着你干很是晦气。抄书编书出了错,还可能连家底都赔光(如《四库》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就屡因有错字误字被乾隆罚俸),甚至丢了老命。

这种官,做起来就寡味了,故只能称为次级从仕,干的是第二线的活。或也不叫什么活,只是备员官场、挂职读书而已。它比“家里蹲”略强一点,是有一份俸禄,全家不必如黄仲则般“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乾隆四十一年,黄仲则应乾隆帝东巡召试,取二等,被赐二匹缎,任武英殿书签官,就属此类。从在家里管书房,换到宫中管书房罢了,并不莅民理政。

中央政府如此,底下类推。

例如汉朝明朝这种郡县制与封建制并存的时代,读书人主要挤到皇帝身边,进入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个系统。但也有不少人退而求其次,去走分封王的路子。如司马相如本为梁孝王的宾客,以此为跳板,后来才进到汉武帝的圈子。当时各王门下罗致的人才都很多,这就称为次级从仕,也食君禄,却不治民理政。

读书人到这些诸侯王底下,一种是出谋划策,帮忙的。如吴王濞、淮南王、燕王朱棣、宁王宸濠要造反,就需要这种人。

但若王并不想干什么大事,则他既不治民理政,自然可以悠游岁月,吹弹奏唱、仙佛书画,肆闲情于书籍。这时他就需要一批帮闲的人来助他虚度岁月。如明朝第一代宁王朱权虽然也有事功,但后期主要是玩,编了《文谱》、《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诗谱》、古琴曲集《神奇秘谱》、北曲谱《太和正音谱》、《务头集韵》、《琼林雅韵》及杂剧《大罗天》《私奔相如》等(《千顷堂书目》中《宁献王书目》列了137种)。他哪那么厉害?显然须有手下许多帮闲读书人的参与。

中央郡县制里的大僚,如刺史、节度使、道台、总督等,也要这两类幕僚。帮忙的,能协助他治民理政,起稿文书;帮闲的,可襄赞文化、整齐文献。江湖游士,进不了中央的,往往就群集于他们身边;在中央混得不如意的,也常退到他们幕府中寻找新机会。

唐宋期间,李商隐跟着郑亚去桂林、跟柳仲郢去四川,巴山夜雨;陆游随范成大入蜀,骑驴剑门,都是游幕者之生涯实例,为当时重要文学生态现象。各位可以去参考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等书。

关于读书人群体之研究,早期主题是出与处、仕与隐;接着是哀时命、伤沦谪;唐代开始,则要关心游行干谒、游幕;宋代更要注意向下阶层、地方化、商业化流动的趋势;明清则因读书人治生愈发困难,激发并扩大了之前的所有问题。

唯清代大僚多乐于编书,除传统的类书、文献集编之外,尤其热衷编修方志(既有清初顾炎武、顾祖禹之提倡,近又受乾隆五年朝廷修成《大清一统志》之鼓舞)。前者如阮元编《经籍纂诂》,后者如毕沅委任章学诚修《湖北通志》《常德府志》,都替天下寒士提供了不少生存机会。

三、游士生涯、奔波江湖

在一个读书人跟官仕团体高度重合的社会,章学诚本来也打算学以求仕,走父亲的老路。但乾隆二十五年,赴京师应顺天府的乡试,即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只好就学于国子监。

为何要去国子监当学生?发奋读书做学问?不是的。明清国子监及各级学校,跟现在一样,都不做学问,只翻来覆去背诵、模拟考试、做习题,以谋科第。落第生亦往往栖身其间,以谋衣食。

谋衣食?是的,因为学校与书院都提供膏火,虽没多少钱,暂时栖身,差可餬口。

可惜他基础太差,在国子监读书,考试名次常在最后几名,受尽蔑视。直到乾隆三十年,二十八岁了,才入翰林院编修朱筠门下学习。

乾隆三十二年,章学诚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 。但这年,朱筠奉诏修《顺天府志》恰好给了他启示。他本来就艰于生计,故趁机参与修撰《国子监志》。

次年,章学诚父亲卒,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更只能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

乾隆三十四年,又替秦芝轩校编《续通典》之《乐典》。看起来编书的事业可以乐观开展,可是跟一起修《国子监志》的人却意见不合,到三十六年,终于辞去。

乾隆三十八年,又获朱筠介绍,到和州参与编《和州志》。

时来运转,是乾隆四十二年,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了进士。也通过了入仕的仪式,时年四十岁。

但他随即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真正踏入仕途。

为什么?

一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周折,到底做官还是做学问才是自己的人生志业,已经弄清楚了。乾隆四十六年他在清漳书院时,曾向学生提出一道策问,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其实即是说自己的答案。考试、应科举,只是一个过程,犹如人类学家根纳普说的生命通关仪式(Rites of Passage);读书则是一辈子的事。

二是他虽没正式入仕,可是因长期追随朱筠等人,游走各大僚之幕府,对官场已有入乎其内的体会。深知自己没处事理政的本领,处人也不圆融,做官根本不会有前途。即使勉强去做,也只能跟朱筠一样,坐冷衙门,帮闲,编编书。

而编书只要游历找到机会就能编,亦不需入仕。像戴震并无科名,奔走江湖一生,到处都能有人请他编书;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之后却仍是编书,而且还马上死了,什么好处都没有。则入仕为官,究有何益?

三,对章学诚来说,利比名更现实更重要。他首先要解决贫寒问题,国子监学生的膏火,固然不足以养家;考上进士后,分发去做什么官呢?国子监典籍。这岂不又回到原点了吗?无奈,仍只得游历觅食。

游亦困难,遇合不偶。乾隆四十六年,胡谱:“三月,去游河南,失礼于?海度,不得志而归。中途遇盗,尽失其囊箧及生平撰。狼狈衣着短葛,走同年生张维祺于直隶肥乡县衙。维祺聘主肥乡县清漳书院讲席。生活仍极困难,屡致书梁国治、邵晋涵等求救。”

乾隆五十二年,想想不是办法,还是回归官场,起码吃饭可有保障。听说他中式那年的进士可以开选了,即赶去吏部投牒。结果路上又碰到打劫,“生计索然,转投友家者几一年”(胡谱)。

拖到十月,据说可以分发到知县了,想想又不能干。放弃了,还是回到保定。

在保定,友人周震容来访,相与讨论《养蒙术》,争执老半天。僮仆听了都觉得好笑,诮曰:“此省垣地,不走谒热官,乃聚讼此无益言语。是宜吾侪之不得饱也。“

周震容乃介绍他去毕沅幕。他遂致信毕沅曰:“爱才如阁下,而不得鄙人过从之踪;负异如鄙人,而不入阁下裁成之度,其为缺陷奚如?”文如唐人干谒,颇可笑,但得到了赏识,开始编《史籍考》。

然而好梦常短,乾隆五十九年,毕沅即因湖北邪教案奏报不实,降补山东巡抚,章学诚就也就同时丢了饭碗,《史籍考》亦顾不上了。

狼狈返乡,无以存活,乃游扬州、会稽,希望能得到阮元的帮助;一时未有所获,而得到毕沅复任湖广总督的消息,故立即北上。一方面是可以把《史籍考》等残稿做完,一方面也才有职务有收入。

不料毕沅剿匪甚忙,无暇文事,弄得他狼狈愈甚,简直要做乞丐了。幸而他老师朱筠的弟弟朱珪实授两广总督,他赶紧《上朱中堂世叔书》求救:“楚中教匪尚尔稽诛,弇山制府武备不遑文字。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于一手之难成,若顾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辍。迁延观望,日复一日。今则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只得沿途托钵,往来青徐梁宋之间,惘惘待傥来之馆谷。”

傥来之馆谷,指的就是我前面谈到的:不知道能不能觅到的坐馆教书之机会。

这机会终于还是没来,所以次年他写了一篇《天玉经解义序》。这是一本相地的书,故胡适批评他终究不脱绍兴师爷见解。其实这是胡适饱汉不知饿汉子饥,它与绍兴师爷的刑名刀笔也没关系。

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也是幕僚,需有官员聘用。章学诚游幕的本事,只在编书、写文章,不能琴棋书画之务虚,亦不能刑名钱谷之实用,况且此时的困局,正是找不到雇主。因此从他写这篇文章,强力替看地相风水洗白,说《周礼》可以找到渊源来看,他这一阵子可能正在研究“候风脉水之理”。

因为,读书人无馆可坐、无官可为、连做官的幕僚亦不可得时,只能脱离这个“读书-考试-当官-著作”的逻辑,另从民间谋生路。

读书人在民间可做什么呢?医(看得懂医书,再有点临床经验,即可行医或坐诊。宋朝以后“儒医”兴起,其内在原理即在于此)、巫(择日、相地、合八字、看风水、婚丧主礼等)、书(对联、牌匾、抄写、代书、代编家牒族谱等)、艺(协助宗教或艺术团体、出版社制曲、编剧、编撰校刊小说戏曲宝卷劝善书等)。章学诚自己在乾隆五十年八月即曾刊刻《太上感应篇》,现在走投无路,或许会想试试去看风水。

幸而他终究不需如此。嘉庆三年,在杭州靠阮元、谢启昆之支持,续修《史籍考》,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一举解决了衣食和志业问题。

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他一个读书人,想靠著作使志业不朽,毕竟还是颇有遗憾的。

四、书呆志业观之检讨

把这些遗憾合起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学术”问题(同情、遗憾、感慨、咨嗟、甚至对历史人物生平的处境描述,据说都不是客观学术,没有认知意义,只表达了一点情绪),所以我们也要学术一下: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919年在慕尼黑曾做过《以政治为业》和《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以学术为业与以政治为业对举,属己与属他、自由与专制、真善与统治,在近代影响深远,常被用来作为分析知识人群体的模型。

然而,实际上其说问题甚多,形式性的两两对举,也根本不能说明我国“士”或“知识人群体”的状况。

因为你看我对章学诚这类人的描述,就知道:以学术为业与以政治为业,两者不见得矛盾、对立,都受“生活”这一杆秤所操纵。以致三者相拧共生,终极关怀也游移转注,相持、相偕、相协、相抗,混为一体。这才是生活的实况,不是韦伯这类书呆子所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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