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读书人的国运担当

——以汤寿潜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3 次 更新时间:2017-10-19 17: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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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1887年,光绪十三年,汤寿潜三十二岁,开始撰写《危言》一书。

  

   晚清朝廷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战乱,喘息未定,疮痍未平,而惊涛拍岸,外侮叠加,耸然而起的资本主义列强频频撞击古老帝国的大门,大清国内外交困,应对无术,已然病体支离。此时的汤寿潜正当盛年,霍然而起,有医国之志。

  

   他在《危言》开篇第一句即宣称:“吾欲为策士……乃以医国。”这是他给自己的人生定位。“策士”者,决非以诗文装点太平,以文牍效力上司的御用文人,乃是运筹于庙堂,谋划于帷幄,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应对之策,开出疗救药方,且能身体里行的实干家。他对自己的人生,提出了两点期许:一是做一个地方官,守土安民,“小试吾道”,“掊击豪强”,抑恶扬善,以求风清气正,造福一方,而“不愿饱食仓粟,旋进旋退,以作大官”;二是代表国家“出使绝域”,宣扬朝廷的“宽大之政”,弘扬“孔孟之教”,用华夏文明统领世界:“万耳万目,骙骙观听,四海文轨,从此大同”。(这是国人难愈的心病,百余年后,据说已到了“三十年河东”,因此把孔子学院开遍欧美)我们读其述志之言也不必过于当真,当时的汤寿潜还没有进入朝廷的官场,顶多只能算“野有遗贤”之“贤”。所要表达的是满眼时弊,眼见得朝廷和社会百孔千疮而力图挽救的心情。《危言》就是他身为“策士”给风雨飘摇的大清国开出的一份医国药方。

  

   大清国是病了,而且病入膏肓,无须诊脉,万种病象,历历在目,莫说关注时事的读书人,即使普通百姓,也知道大清国要完。朝廷乃传统读书人命脉所系,彼时,知识人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身份,他们的前程是做官,如果没有了朝廷,官就做不成。况且读书人比一般人视野更开阔,看问题更全面,家国同构,命运相关,所以大声疾呼力图救治的大有人在,汤寿潜只是其中的一个。但大清国究竟有什么病呢?不必探其病源,先看其症状。汤寿潜《危言》一书,计四卷,给大清国列了四十条病象,皆为应革之弊,举凡迁鼎(都)、尊相、考试、书院、部臣、停捐、鬻爵、冗员、兵制、乃至农业水利无不囊括在内,此皆为治国理政之实务,必须有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办法方可奏效,所以已上升到决策和具体操作层面。

  

   如在“亲藩”一条中,汤寿潜提出未来帝国统治者也即皇位继承人的培养问题。帝王的德行和能力决定帝国的兴衰,清王朝不立太子,“故金枝玉叶与近支王公之裔,同在上书房读书。”他们之中必有一人将成为未来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可是教他们的老师都是八股取士的翰林,他们“足不出国门之外,业不过经史之常,于中外之情伪,稼穡之艰难,官吏之贪廉,将卒之强窳,国计民生之赢绌,天文地理之繁奥,未之及焉。”这样不懂中外大势,不接触实际的老师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帝王和未来的统治者呢?汤寿潜给出的建议是:以后上书房所课经史,但明大义,不必寻章摘句,浸淫于故纸堆中,而要多讲时务和科学,因为天下已经变了,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了一定年龄,就要他们入同文馆,方言馆学习外语,既长,就要派他们出国,或到各省,接触实际和民间,了解社会,只有这样,将来才能“领袖各衙门“,执掌帝国的权力。汤寿潜敏锐地认识到,帝王和官僚集团已无法按照传统的统治术来治理国家了,统治者首先应该了解变化了的世界,与时俱进,才能维系老旧的帝国不致落伍和崩盘。

  

   又如在考试一节,汤寿潜抨击八股取士“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他主张改变考试的科目,“今请并经义、子、史、古学为一场,时务为一场,洋务为一场。”把实务和洋务作为取士的科目,未来的官员不仅是“贤人”而且必须是“能人”,打开国门,顺势应变。 “自海禁既弛,虽尧舜为之君,管葛为之臣,势不能闭关谢客,如再讳疾忌医,事变不穷而人才已穷,不特游刃有余者无其人,恐求一敷衍能了者亦不可得,大局何堪设想?”中国从传统僵化、千年不变的腐朽教育向现代化教育转型过程中,汤寿潜的的疾呼可谓振聋发聩。他在《学院》一节,谈及教育现状,语气沉痛:“五十年来,创不谓不巨也,痛不谓不深也,而尚聚讼于汉宋,桎梏于八股,湛溺于声律,规抚于楷法……抑中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欤?”他明确主张,学校应聘请谙习西学者为老师,“致知格物,实事求是”,为国家培养“出使之才,翻译之才,制造之才,法律之才,武备之才。”

  

   再如他论及改造帝国庞大的官僚集团,在“冗员”一节表述说:“整顿吏治,必先遣散冗员。”国家财政养的官员太多,“十羊九牧,官多民少”,不仅百姓负担太重,而且会滋生腐败,毁坏国家的统治机器。他引述贵州政府官僚集团超出编制,恶性膨胀的例子,说:“以边瘠之省,而蓄群虎狼于其中,吾民有几许脂膏,常供若辈之吮吸也?”边远落后的省份如此,内地富裕的地区则更甚。这其实是专制帝国的老病,有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救治之难,超乎想象。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文化精英的出路唯在做官。汤寿潜在“限仕”一节论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时说:“嗟乎!自选举之典废,而牙牙学语便以仕进歆动之,其未仕也,如饥蝇慕膻;其既壮也,如驽马恋栈。”人人都想做官,做了官就一直要做到死,因有荣华富贵在焉。“夫头童齿豁而尤营营于仕宦,此非天下之至庸极愚,可悯而不足惜者乎!”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官本位的毒深入骨髓。国民之心理与制度相关,专制帝国官贵民贱的制度不改,社会导向和民众的文化心理无从改变,官和吏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滥,越来越贪,所谓“遣散冗员”只能是一句空话。此又非大清国一朝之顽疾也。

  

   书生议政 ,旁观者清。《危言》四十条,条条皆为国家应革之弊。这是在西风东渐,国事阽危的时刻,一个心忧国事的读书人对国家治理层面的深刻反省。有些病病根甚深,已触及到文化和制度层面,是基因带来的,千年沉疴,无药可医,这一点,他已经隐约感到了。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只有进入到专制帝国的国家机器中去,从内部去改良它,对国事才有所补益。汤寿潜渴望当官,与最高统治者共担国运。

  

   汤寿潜1856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汤氏祖宅,是从中国农业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中走出来的士子。从小攻读四书五经,聪颖上进,少年时就自负地说:“青紫可芥拾,求田问舍,非吾事也。”已确定了当官的志向。到了三十岁,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仍然滞留田舍,看不出有经国治世,大展宏图的可能,于是,对唯一上升的阶梯——科举制度产生了愤懑和怀疑,说:“大悟五百年时文之毒,天下遂成虚病……欲矫虚病,求人足自食,非急行事业不可”。汤寿潜深感此时满腹经学无补于生计,如果不寻找出路,他将成为后来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于是,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做了地方官员的门客。其间,他协助张曜从事地方政务,治理黄河,对清王朝的政治有了比较深入的观察和体验。汤寿潜有管晏之志,不甘心做一个地方官的私人幕僚,但科举上升的路如此艰难而漫长,汤寿潜必须找到进入帝国官僚体制的捷径,他要对国事发言,使统治者知道他的治世之才,让人们认识到他虽是一介布衣,但绝非沉溺于八股帖括的庸人。汤寿潜不仅研读和摘抄《通典》、《通志》和《通考》等传统的中国典籍,从那里寻找读书人的立身之本,并且留心西方思想和文化,从制度、风习、技术等层面寻找差距,加上在幕僚任上参与实践和观察,他深感自己对国事已有了心得和发言权。1887年,他回到了家乡撰写《危言》时,正当壮岁,不缺少激情和进取心,对自己的前程也满怀期许。历时四年的时间,到三十五岁那年,他完成了《危言》四卷的写作。这期间,他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得中第六名举人,但这不能使他进入帝国官僚体系,他仍然是帝国政治的局外人。1890年,他参加了一次会试,名落孙山。1891年,汤寿潜三十七岁,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再次赴壬辰科会试,这次的主考官是翁同龢,他幸运地得中第十名贡生,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朝考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同榜得中的还有蔡元培、张元济、叶德辉、唐文治等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文化名流。汤寿潜的试卷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龢的好评。此时,青云有路,丹墀可攀吗?非也。“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汤寿潜只被授予国史馆协修(或许相当于一个助理编辑),根本没有参政的资格。他在国史馆待了两年多,作为体制内的文人,在故纸堆中讨生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朝引以为国之干城的北洋海军覆灭,朝野震动。如久病之人被揍了一闷棍,挣扎醒来,四顾茫然,手足拘挛,心跳气喘,至此方思救治之术。汤寿潜于翌年三月,被外放到安徽青阳去做知县,临行,翁同龢召见并与之长谈,3月8日,翁在日记中写道:“汤生寿潜所著《危言》二卷,论时事极有识。今日招之来长谈,明日行矣,此人必为好官。”这年4月17日(三月廿三日),战败的清王朝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当天,翁同龢将《危言》进呈光绪帝,其后,朝中大臣孙家鼐也向皇帝力荐此书。翁同龢身为光绪帝的老师,翁、孙同居中枢之重,对汤寿潜及其著作如此称许,似乎汤的仕宦之路会很顺畅,他对大清国开出的医国药方也得其用哉!

  

   九重宫阙,云路迢遥,汤寿潜的《危言》虽然上达天听,他仍然要以微末之身到青阳去上任。他在《危言》开篇,即述志说“吾欲乞斗大山城,为之牧宰,小试吾道”云云,如今真给他个“斗大山城”,按说他会令行禁止,纾解民瘼,践其言而行其道,把青阳县搞成大清国的模范县才是。可他到任不足三个月,就撂挑子不干了。我没有看到他在青阳知县任上的任何资料,似乎他也没留下这次出仕为官的只言片语。但我们可以推测的是,官场绝非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容许有抱负的官员放开手脚,兴利除弊。各种关系,各种潜规则,各种牵绊和陷阱,将使初入者无所适从。腐朽帝国的官场是恶人和小人的角逐地,有理想报复的读书人无所容其身,或许这是汤寿潜抽身而退的原因。

  

   这年7月,他辞官回乡,成为民间的读书人,所谓“医国”之志,终成泡影。同年,他被聘为金华丽正书院山长,已出离体制,靠学问谋生立世。此时,国势日蹙,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冲击着华夏文化的堤岸,汤寿潜对西方制度和文化的认识日渐加深,认识到这个老大腐朽的帝国只有学习西方,加速改革,才有生路,他不仅在丽正书院讲求时务之学,如西方的宪政和法律、国际公法、契约关系(约章)、地理(地舆)、制造业、科学普及知识(格物)、数学等西方学问,而且结交当时力图变法图强的知识名人,与张謇、汪康年等加入了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成为最早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一员。

  

   这期间,在康、梁以及朝中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也积极振作,力图学习西方,改革弊政。由于汤寿潜《危言》的刊行以及朝中大臣的举荐,光绪皇帝也知道了这位有见识有远见的“策士”,皇帝正在网络维新人才,1898年,汤寿潜43岁,光绪两次下旨地方官,要他入都,由有关部门带领引见。此时,维新派的帝党和顽固派的后党已成水火,庙堂充满诡谲和凶险的气氛,汤寿潜以母病为辞,拖延进京。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被囚禁,康、梁外逃,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轰轰烈烈而急图躁进的维新运动彻底失败。

  

汤寿潜没有进京朝见皇帝,向皇帝陈述学习西方的变法主张,也没有被皇帝任用,成为帝党一员,这使他逃过了一劫,但他的“医国”主张也成为了纸面文章,对时政毫无补益。数年间,他游走于苏、浙、沪一带,出入于官署,讲学于书院,结交人物,热心教育,痴迷于学问文章,因此声名日隆,成为江南著名的士绅。像汤寿潜这样曾有过科考功名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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