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韦伯命题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新教社会而非儒家社会中产生和壮大，关键在于新教的两大精神特征：（1）理性主义，它有助于资本主义组织的构建；（2）以救赎为皈依的天职观，它有助于财富的创造和资本的积累。就此而言，在清教世界中，通过理性主义的引入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组织的形成和壮大，由于世俗的贬斥和世俗的救赎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形成苦行和成功的“天职”驱动力。相反，在儒家社会中，由信念伦理驱使的价值理性排斥了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理性经济与技术，对待世俗事务的不偏不倚立场抵消了追求世俗成功的动力。不过，韦伯命题也需要重新审视：它有关儒家社会的观点主要源于对早期经典的静态而片面的理解，但实际上，不仅原初儒学早就已经摆脱了巫术而渗入了理性思维，而且儒家社会的思想和精神在后来的漫长演化过程中也确立了苦行、劳动和彼岸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资本主义的之所以诞生并壮大于西欧社会，是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同时出现并共同作用所致；但是，儒家文化同样能够很好地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儒家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比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

　　 一、引言

　　 韦伯的基本命题是：近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自发地出现在西方社会，根本上在于其独特的文化因素：西方社会的生活具有全面合理化的倾向，如近代官僚制度的组织化、资本主义文明的显现、世界观的世俗化、科学世界观的发展、民主主义的进步、家计与经营的分离等。其基本逻辑在于：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合理的劳动组织，这种劳动组织不仅有利于物质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有利于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和有效配置；另一方面，行为理性化使得社会信任从共同体内部转向社会个体之间，从而促进了市场交易半径的扩大及社会消费方式的转变。同时,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之兴起主要源于新教改革运动，新教改革使得人们的关注从精神领域转向世俗领域，并在传统的禁欲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和壮大工商业。因此，工具理性、世俗生活和禁欲主义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那么，新教运动果真是资本主义的起因吗？其实，韦伯的基本命题自提出伊始就引起了争论和质疑。一个有力的反驳观点是，在加尔文教派表现出韦伯所描述的那种形态之前，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因此，与其说是新教伦理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不如说是天主教对变动着的社会状况所做的调整而已，是资本主义本身孕育出了新教伦理。

　　 同时，韦伯的基本命题中又隐含了两层意思：Ⅰ.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的非西方社会不会自动地尝试资本主义和近代化；Ⅱ.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新教伦理。不过，这两层含义也都会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就第Ⅰ点而言，（1）假设非西方社会不能自发地产生近代化和近代资本主义，那么，它们是否可能引进和接受资本主义？（2）尽管非西方社会没有自发产生近代化和近代资本主义，但是，它们是否也可能存在着资本主义精神呢？就第Ⅱ点而言，（1）尽管非西方社会缺乏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但是，这果真是这些地区不能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决定性因素吗？（2）假设宗教果真是决定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因素，那么，以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等其他宗教为基础的社会就不能自发产生出资本主义吗？[①]其实，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很早也呈现出与新教伦理相似的特性：（1）伊斯兰伦理也强调交易中的正直、勤奋、节欲和合理计算，甚至还有着天职的观念，但伊斯兰世界迄今还没有真正迈入资本主义；（2）根基于儒家文化的东亚国家中资本主义精神也得到了高度的发挥，但这似乎并非宗教性的因素在起作用，甚至这些地区企业家和商人的活动也并不符合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精神。

　　 有鉴于此，本章重新梳理了韦伯对中西方宗教的认知，进而更深入地剖析了中国社会的宗教特性及其演变，由此来重新审视韦伯有关资本主义的基本命题。相应地，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儒家资本主义的基本特质，而且也有助于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为文化自信夯实信念基础。

　　 二、韦伯论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轫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企业（即使是具有相当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的）古已有之，这不仅存在于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以及古代地中海地区，而且从中世纪到近代都一直存在着，但是，却只有在近代西方社会才最终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其原因就在于，近代西方社会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以自由劳动之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它一面把事务与家庭分离开来，另一面又发展出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这样，资本主义组织就具有一系列的理性特质，包括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以及公民概念等。为此，韦伯指出，从纯经济的角度看，世界文化史的中心问题就在于：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本主义是如何起源的？或者，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世界文化史的中心问题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是如何起源的？特点又如何？[②]

　　 韦伯的分析逻辑是：首先，从表面上看，西方社会独特的资本主义形态是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发展的影响，包括数学、机械学等，如资本主义利用了计算、甚至是十进位制的计算；其次，从更深层次上看，这些科学及以此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那些与大众生活条件息息相关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受到了资本主义利益的刺激；再次，资本主义的利益刺激又源于西方社会的结构特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究其原因，近代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市场的技术手段，更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与此相呼应，诺思等人也提出，英国产业革命前期设立的一系列保护私有产权、鼓励专利发明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③]

　　 由此就带来进一步的问题：这种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的法律制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韦伯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利益反过来刺激和促进了理性法律的发展，但它并不能独自地完成这一点，甚至在其中也没有起到主要作用；相反，它主要可以归因于西方文化中特有的理性主义，尽管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也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④]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理性行为又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取决于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思维。这就是说，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根本上不在于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之来源，而在于激发资本主义活动的精神之发展。[⑤]

　　 那么，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呢？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理性主义，即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韦伯以富来克林的箴言为例来说明，功利主义伦理强调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手段，而是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标。那么，这种功利主义伦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韦伯将之归因于宗教，他认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一直都对行为产生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新的问题是，既然资本主义与某种宗教联系在一起，那么，什么样的宗教有利于资本主义精神发育和成长呢？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深远的著名命题：新教以及由以产生的宗教革命是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强有力的因素，从而也是形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强有力的因素。

　　 如何解释新教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呢？韦伯指出，从历史经验看，屈从于一个统治者集团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反而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介入经济；如俄罗斯境内的波兰人、东普鲁士人、犹太人等，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是如此。显然，17世纪在西方崛起的新教最初也是作为反对派而存在的，从而受到当时主流思想和世俗政权的排斥和压迫。正是由于这种经历，新教徒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少数，新教徒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如法国路易十四统治下的胡格诺教徒、英国的不信教者和贵格会教徒，以及法国、荷兰的加尔文教徒和德国的新教徒等。[⑥]

　　 一般认为，传统的天主教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具有强烈的禁欲和苦行色彩，从而对现世利益往往会显得无动于衷。但新教徒抨击这种禁欲理想，而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尤其强调世俗的工作。当时的一个流行语就是，“新教徒宁愿吃得舒服，而天主教徒则乐意睡得安稳。”不过，韦伯反对这种将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与身体力行的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而是认为新教徒将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并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例如，世界各地的加尔文教派就是如此，英国的公谊会派、荷兰和瑞士的门诺派也是如此。在韦伯看来，正是在宗教的感召下，西方社会形成了一个独特观念：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这成为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⑦]

　　 问题是，为何新教树立起了天职观而其他宗教则没有呢？这就需要追溯新教天职观的起源，而这主要有如下两大源头。

　　 首先，起源于路德宗教改革对《圣经》的意译。路德强烈反对当时天主教教徒以托钵乞食为生的行为方式，而是强调苦行主义不仅要求坚守传统的消费标准，还要辛苦劳动。[⑧]在路德看来，履行职业的劳动是胞爱的外在表现，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其理由是，上帝使个人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直接地表达了上帝的意志，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为此，个人就应当永远安守上帝给他安排的身份、地位和职业，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正是基于这种阐释，新教的职业概念就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并赋予了个人道德获得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同时，正是由于路德发其端，职业思想就成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天职。[⑨]这样，传统的修道士生活就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义务还是自私的，因为它逃避了上帝所赋予的世俗责任。

　　 同时，尽管路德开启了新教革命，但他依然将教义的纯正性视为教会唯一正确的准绳；相应地，路德的经济伦理思想也比较保守，对世俗生活和经济利益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偏见。事实上，路德只是借助“因信称义”观来否弃教皇和教会的权威，进而把教会对大众的权威转到世俗政权对大众的权威；相应地，他的政治观念具有浓厚的权威主义倾向，而且这种态度随着新教的推行而变得越来越坚决。正因如此，路德的职业观念具有很强的传统保守性：它是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需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尽管如此，路德将世俗工作视为不低于苦行活动的思想却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尤其是为法国的J.加尔文教派以及圣公宗、卫斯理宗、浸礼宗、公理宗等宗教改革开辟了道路。所以，韦伯写道：“伦理观念的改革从来就不是任何宗教改革家的中心问题”，[⑩]“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家们未曾料到的，甚至是不想达到的”。[11]

其次，源自加尔文对新教运动的进一步推动。加尔文教派以一种与自由意志相反的形式复活了古代的预定论学说：基督受死以后救赎的不是全体世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