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开琼:中国妇女口述史发展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 次 更新时间:2020-10-06 10:09:33

进入专题: 妇女口述史   个人记忆   历史意识  

魏开琼  

   本文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口述史的发展历程, 围绕妇女口述史的界定、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论立场、妇女口述史的意义以及如何看待妇女的个人记忆四个主题呈现当前妇女口述史研究的一个侧面。文章列举了当前妇女口述史在图书出版、项目和课题研究上的情况, 指出当前中国妇女口述史研究较多集中在史料学阶段, 在以妇女口述史料治史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妇女口述史; 个人记忆; 历史意识;

  

  

   1984年, 当一位美国学者来到中国想了解中国的口述史学时, 他发现中国学者对口述史并不陌生, 但是严格西方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多见。他认为, 随着对获取信息来源方式限制的减少, 以及录音设备在年轻人中的普及, 中国口述历史将会更加活跃1。1998年, 一篇论文较为全面呈现了口述史学的起源、沿革与发展以及作为一门学科, 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与特征以及研究方法2。也是在这一年, “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这是对1992年启动的“20世纪妇女口述史”研究项目的总结与推进3。2004年, 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在扬州大学举行, 会后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 在关于这次会议的综述中没有提及妇女口述史4, 由此可见妇女口述史在学界的影响以及受到重视的程度。

   但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妇女口述史料的收集与研究在妇女研究、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试图梳理中国妇女口述史近二十年来的进展, 第一部分呈现相关的议题研究, 包括概念的界定、研究中的方法论立场以及以史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第二部分呈现与妇女口述史有关的图书出版、项目 (课题) 与活动的开展情况。本文的梳理聚焦在大陆妇女口述史研究的现状上, 文献包括在大陆出版的研究与译介作品5。值得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的妇女口述都可以纳入到口述史的范畴, 有些通过口述方式向妇女收集对当下社会问题, 比如婚姻与情感等问题的看法, 然后经过文学加工后呈现的作品不在本文关注之列。此外, 为了较为清晰呈现妇女口述史的现状, 一些并非在大陆出版但在学者之间流传的中文作品也在本文关注的范围内。

  

   一、妇女口述史的相关议题研究

  

   1990年以前, 鲜少有专门讨论妇女口述史的文章, 1992年李小江启动的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在中国妇女口述史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实践不仅培养了一批从事妇女口述史收集与研究的学者, 也出版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书籍, 并通过国际研讨会的方式与海外从事妇女口述史的学者进行了交流。从这之后的论文发表来看, 翻译并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以及利用收集来的史料进行妇女史研究的作品渐次增加, 这些学者或是出于学术自觉, 或是由于项目的带动进入妇女口述史领域。本文立足于口述史研究中关注的议题, 从妇女口述史的界定、妇女口述史的方法论立场、妇女口述史的意义以及妇女的个人记忆四个角度来讨论当前妇女口述史研究。

   (一) 如何理解“妇女口述史”

   口述撰史是人类进行历史写作时使用的最古老的方法之一。17世纪以后, 随着印刷术的普及, 文献史料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19世纪中叶后, 实证主义思潮渗透进历史学科, 文献考证成为占主导的历史学研究方法, 口述史方法受到排挤。20世纪30年代, 随着文献史料学的衰落, 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重新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 历史研究中的精英取向受到批判与反思, 社会史倡导对底层人群进行关注的理论与方法, 与妇女史研究强调以女性立场为中心的政治取向具有高度一致性, 彼时的妇女研究因其女性主义立场在学术领域掀起一股重建知识体系的努力, 通过口述收集历史资料并通过这些史料来研究妇女历史意识的形成受到妇女研究者的欢迎和认可。可以说, 妇女口述史是历史学与女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它主张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方法, 认可口述回忆的价值, 赞同女性主义的价值理念, 强调以妇女为中心展开历史研究。从这个意义上看, 妇女口述史兼具史料、方法与政治的三重涵义, 从史料学的意义上说, 它把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妇女个人的回忆看作是历史资料;从治史方法的意义上说, 历史学家以这样得来的资料作为研究妇女史的依据;从政治上说, 研究者认为通过口述的方式, 可以“肯定妇女的经历, 增加妇女的自信心, 从而赋权于妇女”6。那么, 女性主义意识的渗透对妇女口述史的确立是否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定宜庄在口述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谈到, 曾经有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她针对满族旗人妇女的访谈所著的《最后的记忆》这本书中没有表现出自觉的女性意识7, 但这并不妨碍这是一部妇女口述史的著作。广义上说, 如果从事口述研究的学者在确立自己的研究主题和对象时针对的是女性, 即便没有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 但其关注女性的立场同样属于妇女口述史的范畴;狭义上说, 妇女口述史当是结合了女性主义理论与新社会史理论后形成的具有明确女性自觉意识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收集史料与治史方法的结合。

   当然, 妇女口述史也不能止步于广义上的界定。妇女史在发展之初也曾经争论过妇女史的研究是否“加上妇女”就够了, 妇女史学家斯科特认为, 妇女史早期重现妇女的重要性, 将妇女重现于对社会斗争和政治成果的叙述中, 从政治上说有助于妇女的解放;从学术上说, 也有助于提供历史研究中的新知识与新方法。但她认为, 重现历史不应只是简单地挖掘新史料, 而是要对历史提出新的解释8。因此, 妇女口述史不能止步于史料学的阶段, 只是将妇女置于历史的主体地位, 使妇女以往受到忽视的声音和经验得到呈现, 更为重要的是, 要秉持女性主义的立场, 思考如何去进行填补和呈现, 也就是说, 对获得的史料以女性主义的立场进行考察和重构, 这将是妇女口述史更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

   (二) 妇女口述史: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实践

   即便只是通过妇女口述的方式来呈现妇女, 也体现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主旨, 即研究是关于妇女 (on) 、为了妇女 (for) 以及和妇女一起 (with) 进行研究。哈丁探讨了女性主义方法与方法论问题, 她指出, 女性主义方法论的独特性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将女性经验作为新的经验来源和理论来源, 二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女性, 三是对研究主体进行具体化理解9。其它学者也探讨过一系列女性主义方法论原则10。从这些论述来看, 妇女口述史一定程度上是对女性主义方法的实践。

   就对女性经验的重视来说, 学术女性主义在初期曾将经验作为一种批判的工具, 在妇女们述说自己经历的过程中, 学者发现, 人们所熟悉的理论框架不能很好解释女性经历和感受的日常生活。女性主义理论注意到, 由于分析妇女和性别关系的框架中不曾纳入妇女的经验, 这些概念和范畴使妇女消失了, 无论是常识还是科学的概念框架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下妇女的状况。女性主义者因此质疑并试图重新建构传统学科中的核心概念, 促进了女性主义不同学科的发展。妇女口述史因其站在妇女的立场, 访谈的过程非常重视妇女的经验, 尤其是聚焦生命史的访谈, 更是直接关注妇女的生命历程, 从与妇女紧密联系的日常生活层面追问受访者的记忆与感受, 考察言语背后深层的价值体系并重新理解妇女意识的形成过程, 揭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经验与女性所处的弱势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口述史最为人们称道的是由下而上的研究立场带来的历史研究焦点的转移, 它超越了精英的立场从而使得历史研究具有“人民化”趋向。妇女口述史同样也秉承这种立场, 它要做的不只是让妇女发声, 而且注重让妇女自己发声。但是, 如果口述者为精英女性是否会违背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立场呢?早期妇女史研究在“加入妇女”时曾经因为关注精英女性的立场受到研究者的质疑, 比如哈丁就认为, 关注女性社会科学家和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女性具有潜在的问题。她批判到, 仅仅了解个体女性社会科学家获得的成就并不足以消除性别歧视, 而关注做出重大贡献的妇女则可能强化那些男性主导的概念11。口述史在访谈中聚焦精英女性是否也要回应女性主义学者对此提出的质疑?从口述史的立场来看, 虽然精英女性的生活经历并不足以代表普遍女性的经历, 但通过口述呈现的生命历程同样可以揭示出女性所处的隐性的弱势地位, 口述史在这点上倒是弥补了妇女史初期从文献中寻找精英女性的不足。即便如此, 从事妇女口述史还是必须意识到社会性别与其它分析视角的结合, 比如阶级、种族、城乡、年龄等范畴带来的女性身份与利益的多元化。历史学家鲍晓兰在研究纽约市华人服装女工的生活时, 认为探讨多种互相交叉力量如何形塑女工的生活非常重要, 她在研究中就用到了社会性别、种族/民族以及阶级三个主要分析范畴12。

   妇女口述史反映女性主义立场的地方还在于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合作关系, 许多妇女口述研究者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13。鲍晓兰指出, 妇女口述史强调访谈的过程要以访谈对象为主体, 建立访谈者和访谈对象之间平等互动的关系, 访谈不只是关于妇女和为了妇女, 而且要与妇女一起来做研究, 因此在名称上也倾向于将受访者改为叙述者, 更不用说渗透在访谈过程中和访谈结束后处理资料时的不断反思了14。

   (三) 妇女口述史的意义:重建妇女历史意识

   口述历史声称其重要性在于可以突破精英与文字的双重限制, 但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口述历史得来的资料算是普遍的知识还是个人的意见?在考察通过口述方式得来的史料时, 人们会意识到文字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需要从五个过程中去寻找, 即历史事件本身的面相;受访者本人的经历;受访者对个人经历的组织与阐释;访谈者的整理;受访者的润色。在这个过程中, 有太多情感和不确定因素的加入, 虽然说这些记录是一些个体特殊的经历, 但经过这五种历程后, 文本已经不具有纯粹“个体”的意义。此外, 在宏大视野的观照下, 女性的叙述倾向于琐碎和没有价值, 人们因此提出质疑:从事妇女口述史的价值在哪里?

通过口述史的方式考察的往往的确并非针对某种我们熟悉的大问题, 这样说并非说这些大问题不重要, 而是认为, 在大问题笼罩之下的个体生命体验, 她们叙述的主要内容、表达的方式、体现的情感, 虽然具有个体的独特性, 但这种独特性却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在提供强大的支持。很显然, 口述史研究并非只是简单再现往事, 而是要通过这些口述史料去建构妇女的历史意识, 去体会口述者本人也未曾意识到的作用于她的深层价值体系。所以, 主观性在这里不是要考察的对象, 而是帮着我们考察历史意识的必经之路。即便是只关注与女性有关的生活化的个人事件, 人们仍然能看到个体经验背后的社会结构, 看到生产模式的变化如何影响男女各自不同的角色。比如, 胡全柱和陆小聪通过一位女劳模的口述史考察了集体主义工作伦理是如何借助个体许芳华身份符号的转变来有效维护计划经济制度的15;而郭于华在考察陕西骥村已婚妇女对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记忆时, 发现妇女叙述中大量日常生活细节无序地混杂在一起, 没有清晰的时间界线和逻辑关系, 看不出与重大历史过程的意义关联, 但她们对身体病痛的记忆、养育孩子们的记忆以及食物的记忆却非常清晰16。虽然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重在考察底层记忆和表述与大社会历史变迁、与支配和治理的联系, 她也认可, 妇女的这种叙述表明, 她们正是通过这种所谓女性化的记忆来与宏大历史建立联系, 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继续追问:这种女性化叙述表明了什么样的历史意识17。这种追问同样有助于我们比较好理解许多研究者在寻找受访者过程中遇到的困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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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妇女口述史 个人记忆 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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