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龙:民主的条件、后果和限度——托克维尔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6 次 更新时间:2018-07-02 23: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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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义龙  

一、民主的两副面孔

  

   托克维尔曾坦言,“美国只是我的参照,民主才是正题。”尽管如此,他却始终没有对民主这一核心概念做出过清晰准确的定义。托克维尔所理解的民主究竟意味着是什么,学者们有不同意见,但都认为托克维尔的界定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数的。根据学者施莱弗尔的考证,在托克维尔的语境中,“民主”一词至少有11种含义。托克维尔主要是把民主等同于一种特定的社会条件——平等,并在社会条件与政府形式之间进行了区分;民主构成了社会条件,人民主权的信条构成了政治统治,这两种事不是类似的,民主是一个社会的根本状态,人民主权是一种政府形式。从这种区分来看,所谓的托克维尔式民主,既是一种社会状况,也是一种政体形式;前者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民主,后者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并且社会意义上的民主比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更为基本也更为重要,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者。如果不了解这种关于民主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两分法,是无法准确地理解托克维尔关于民主和自由之间存有内在张力的思想。

   社会意义上的民主,是指社会逐步趋于平等化的事实。这种平等化主要是通过“身份平等”加以表现的;托克维尔认为,身份平等是他在美国考察期间最吸引他注意的事物,其逐步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并且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同样地,对于什么是平等,托克维尔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尽管如此,从托克维尔的表述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什么是他所谓的平等。一方面是事实上的平等,即“人在财产和学识方面的更近乎平等,换句话说,在力量上更近乎平等。”这种平等在美国是如何实现的呢?托克维尔认为,是继承法使得平等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由于继承法废除了长子继承制,从而导致以地产为依靠的世袭等级和世袭特权最终得以消失,继承法到处都在发挥其平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条件上的平等,即“每个人都有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用同样的手段去追求财富的同等权利。”这个意义上的平等主要是通过民主社会的快速变化和普遍的流动性得以实现的,因为出身在人们之间设置的障碍不复存在,富人可以变为穷人,穷人也可以变为富人,每一个人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同样的机会。

   在此基础上,托克维尔认为,“这种社会情况的政治后果是不难推断的,即不能认为平等在进入政界或其他界之后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早晚要在一切方面享有平等。”因此,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即人民参与政治决策的政府形式,在托克维尔看来,就是“人民主权”原则。所谓人民主权,是指人民自己治理自己,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在具体考察美国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政府的形式、行动手段、障碍、好处和危险之前,托克维尔首先研究了各州的过去,主要是新英格兰乡镇和乡镇精神。不仅是因为他意识到,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家的起源当中找到解释,而美国的政治生活正是始于乡镇;而且也是因为人民主权原则在地方自治中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乡镇居民通过自治组织进行自我管理,并把自身利益同整个乡镇的每一件事情都联系起来。此外,地方自治还对居民的公共精神的塑造起到了促进作用。如何使个体成为公民,是托克维尔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通过参与乡镇事务的管理,培养起了公民的公共精神和交流技巧,公民才有可能在参与国家重大事项的讨论时,正确行使其应有的权利和承担应有的责任。

   将民主理解为一种社会情况,是托克维尔对民主理论的贡献。在他看来,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只是社会意义上的民主在政治领域中的自然延伸。在这个意义上,与托克维尔所谓的民主相对立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专制统治,而是传统的贵族社会。与此同时,托克维尔也意识到,在民主社会里,社会和政治也可能是相互分离的,即平等可以在市民社会里建立,但有可能无法在政治界推行;换句话说,社会意义上的民主既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民主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尽管如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密切,具体表现为,自由的关键就在于社会的民主与政治的民主之间如何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显然,在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里,社会情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认为,“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立法和民情,就得由研究它的社会情况开始。”为什么托克维尔如此重视社会情况这一核心概念呢?事实上,社会情况这一概念也并非是由托克维尔所最先提出的;在这方面,基佐显然是托克维尔的智识先驱。

   基佐与托克维尔属于同时代的法国温和自由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托克维尔在前往美国之前就聆听了基佐在巴黎开设的欧洲和法国文明史的讲座。其中,基佐在论证自己的历史理论时,毫不含糊地陈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我不打算叙述所谓的事件。……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从研究‘社会形态’着手。”在一段著名的论述中,基佐将政治事务从属于社会事务,并把国家、政府和行政管理从属于社会:

   比较明智的做法是首先研究社会本身,以了解其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在成为因之前,乃是果。社会在被这些制度改变之前,产生了它们。不能通过探讨一个民族的政府体制或形式,来谋求确定其生活方式,而是首先要从他们的生活方式着手,才能了解他们的政府以往或者将来是什么样的。(M. 弗朗索瓦·基佐:《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欧洲文明史》)

   托克维尔受到了基佐的启发并将其概念应用于他对美国的实际观察。在论证美国的民主时,托克维尔也有相类似的表述,“社会情况一般说来是事实的产物,有时也是法律的产物,而更多的是两者联合的产物。但是,社会情况一旦确立,它又可以成为规制国民行为的大部分法律、习惯和思想的首要因素,凡非它所产生的,它都要加以改变。”关于“民主社会”的看法,托克维尔与基佐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两者都坚定地捍卫“民主社会”;但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即基佐坚决反对法国应当在政治领域确立民主,即“民主政制”,而托克维尔则强烈坚持将民主引入到政治领域,以实现“民主的自由”。关于民主是社会情况的构成部分的看法,将在后文给予进一步的论证。

   在托克维尔看来,“身份平等是一件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总把它视为我的整个考察的集中点。”似乎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必须以身份平等作为出发点,身份平等是所有事物的原因;至于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对此,处于同时代的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提出了严厉地批评,他认为托克维尔明显地混淆了民主的效果与文明的效果。密尔所谓的文明,是与野蛮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在野蛮时代,没有商业,没有生产,没有农业,几乎一无所有;而在文明时代,人口稠密,财富积聚,具有定所,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城镇和乡村中。文明进步的最明显后果是,权力日益从个人转移到大众,个人显得越来越渺小。而托克维尔正是把工商社会的兴起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命名为民主;并把因国家繁荣所导致的种种效果归因于身份平等。虽然身份平等是工商社会发展的趋势之一,而且是最为明显的趋势,具体表现为等级化社会的瓦解和社会平等化的加剧;尽管如此,这也只是表明身份平等是社会财富发展的附带后果,并且身份平等也可能会对这种进程产生反作用,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将结果误当做原因。我认为,密尔对托克维尔的批评是致命的,并且这也正是托克维尔在很多论证过程中容易产生前后自相矛盾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民主的条件


   当代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认为,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应该就是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问题: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与后果。在这里,对“条件”一词加以适当限定是必须的。首先,这里的“条件”并非指逻辑学中的必要条件;其次,与必要条件相关的一点是,“条件”也不等同于“前提”,因为,“前提”一词容易被理解为一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再次,这里探讨的是关于美国民主发生和存在的条件,并非一般意义上民主的“条件”。因此,这里的“条件”大致等同于《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九章中论述的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国制度的主要原因。

   托克维尔认为,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项,即地理环境,法制以及生活习惯和民情。托克维尔所理解的地理环境,并非通常狭义上的自然环境,即气候、地形、地貌、水文以及海陆分布等,而是将其笼统地称之为地理原因,包括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具体说来,主要原因包括两个,一个是没有强敌。由于美国国土的东西两侧都是海洋,使得美国与其他大陆相隔绝;并且与美国陆地相接壤的邻国并不强大,因此,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美国得以远离战争的危险,不用担心大战、金融危机、入侵和被人征服等;而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对于建立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必不可少的。另一个是没有巨大的首都,从而避免了其使得自己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扩及到全国各地。原因在于,过于强大的首都可能压制地方,使其服从自己,从而把全面大多数人的命运不公正地交给了少数人控制。这一点来自于托克维尔对古代共和国灭亡原因的判断。

   在美国建国时就发挥过作用、现在仍然保证民主共和国制度的诸多原因中,托克维尔发现有两个是很重要的,并将其归为上述地理原因中的次要原因。一个是,昔日的祖先把身份平等和资质平等带到美国。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促进了共和国制度成功的习惯、思想和民情的形成,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当我沉思于这个根本事实所产生的后果时,我好像从第一个在美国海岸登陆的清教徒身上就看到美国后来的整个命运。”另一个是物质福利。托克维尔认为,“社会的普遍富裕有利于一切政府的安定,因为民主政府的安定取决于最大多数人的情绪,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最贫困阶层的情绪。”这种对于托克维尔来说是恶习的追求财富的欲望,在美国却与人的德行同样有利于社会,这一点与法国形成鲜明的对照;原因在于美国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任何一个想追求财富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他的目标。这一切似乎是创世主赐给人们的礼物。

   林国基对托克维尔关于地理原因的论述提出了批评。在托克维尔看来,在三个有助于美国民主共和国制度维护的原因之中,地理因素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其次是法制,最重要的是民情。但是,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托克维尔关于地理因素在三个原因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却发生了前后矛盾、至少也是不够清晰的情况。例如,托克维尔在论述美国联邦制时,认为联邦制的建立和保持,主要应当归功于国家的地理环境,“美国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而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发生使它害怕的战争的地理位置。”令人感到困惑的另外一点是,托克维尔将身份与资质的平等也列入到地理原因之中,从而很难将此与民情相区别,因为民情包括了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托克维尔谈到物质财富对制度的影响时,认为“事实上,我的观点是随着我的财富之多寡而改变的,而在有利于我的一切事件中,我才真正发现了我以前所没有的决定性论据。”显然,我们无法从托克维尔的论证过程中,轻易地得到与他的基本论点相一致的判断。

   法制是另一个重要条件,包括联邦形式、乡镇制度和司法权的结构。托克维尔认为,联邦制是最有利于人类繁荣和自由的强大组织形式之一,而美国的联邦形式使得美国把一个大共和国的强大性与一个小共和国的安全性结合起来。美国建国之初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合理地划分主权,一方面使组成联邦的各州继续处理与自己相关的事务,另一方面又使联邦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满足全国性的需要,因为在美国,联邦主权是人工创造的,各州主权是天然存在的;美国的政治生活始于社会基层的乡镇,而联邦政府的形式是最后出现的。

在这里,托克维尔重点考察了“地方分权”在美国政治制度中所起的核心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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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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