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勋:韦伯思想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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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马克斯·韦伯很早就被引入中国,但其影响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显现。韦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同中国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学崛起的进程相一致。中国的社会学一方面需要从韦伯的论述中汲取其弥合行动与结构、唯物与唯心二元对立的成果,彰显其多元因果分析的论述路径;另一方面则要基于中国的文化语境对其《儒教与道教》所阐发的若干基本观点,如儒教与清教的可比性、理想类型运用之得失以及普遍历史与历史个体之关系,进行深刻反思。惟其如此,才能借助韦伯之论述推进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  普遍历史  历史个体

  

   韦伯思想东渐概况

   (一)韦伯著述的引入史

   从影响角度看,作为社会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其名声为中国读者熟知要比另外两位——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晚了许多时候。马克思的名字伴随欧陆社会主义思潮在东亚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的炮声即已传入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列以全集的形式由官方的中央编译局出版,作为国家的信仰体系,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涂尔干的著作最早是由留学法国的许德珩先生(《社会学方法论》,1929年)和王力先生(《社会分工论》,1935年)译介,首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引入不仅使涂尔干在学术界闻名遐迩,而且也使他所大力倡导的功能主义在国内社会学界深深扎根,并成为当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

   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个时期的中国学者还没有发现韦伯。其实,早在1936年,郑太朴先生就从德文翻译了《社会经济史》(韦伯,1936),并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由学生们根据韦伯晚年在慕尼黑大学的讲课笔记整理而成,这是马克斯·韦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世界里。郑太朴早年曾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数学和德文,同时还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兼职编辑工作。他的学术兴趣广泛,但主要精力放在引介西方自然科学成就方面,曾翻译牛顿经典力学名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等重要著作,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由于当年郑太朴翻译的《社会经济史》是以经济史类图书刊发的,其社会学意涵自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因此这本译著当时并未对国人认识接受韦伯思想带来影响。

   最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清理原燕京大学的遗留旧物时,发现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一篇题为“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佚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研究韦伯思想的中文学术文章。据参与整理这篇佚稿的王铭铭教授分析,佚稿可能属于费孝通抗战期间在云南魁阁时期(1938-1945)或之前的作品。费孝通先生在魁阁时期的代表作《禄村农田》中有些内容与这篇佚稿重复,其中还有英国史学家托尼(R.H.Tawney, 1880-1962)思想的“影子”。托尼曾于1926年出版《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一书并为T.帕森斯所译韦伯的英文版《新教伦理》(1930)写过序言。费孝通留学英国时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听过托尼的课,形成对韦伯社会学思想的认识,他的《禄村农田》的问题意识更像是韦伯式的,即究竟东亚大陆板块有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潜质和可能。这篇佚稿上还记录了许多韦伯思想的英文译文,后边的文献还附录了从马克思、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直至托尼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费孝通在佚稿中想探究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写好之后不知为何被束之高阁。由此可见,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韦伯的思想就已传入中国。此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和华北,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救亡压倒启蒙”,社会学的发展包括韦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就暂告一段落。

   新中国建立之初,1952年在高等学校重新调整学科建制的过程中,由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原因,中断了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这造成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国内与国际主流学术界隔绝、图书匮乏、资讯闭塞的滞后局面,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学才又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83:180)。在此之后,高等学校开始陆续恢复社会学教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0年初成立了以费孝通先生为所长的社会学研究所,这标志着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被取缔了近三十年之后又重新破土复出。其时,国内社会科学界刚刚开始与国际学术界接触,为了更多地了解外界的情况,我们奉行“拿来主义”的作法。当时关注作为中国文化的异在他者(the other)——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论述和挑战,按照“兼听则明”的古训,以期通过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之不足,从中汲取自我发展的参考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从1980年代以来翻译介绍韦伯思想的著作大量涌现。1987年由于晓、陈维纲等人合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在北京出版,自此中国大陆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学科意义上接触韦伯思想的中文著作。其后又有洪天富(1993)和王荣芬(1995)分别译自德文的《儒教与道教》。《新教伦理》和《儒教与道教》两书迄今已各有三种以上源于英文和德文不同底本的中文译本出版。

   进入新世纪之后,《经济与社会》这部宏篇巨制对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分门别类研究,被拆分成单行本出版,于是就有了“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支配社会学”等名目繁多的韦伯作品问世,从而使中国学界真正接触到韦伯思想的广博领域。随之又有韦伯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和政治社会学著作的陆续出版,与此同时,国外韦伯研究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施鲁赫特,2001,2004;蒙森,2016)也一并得到了推介。2010年,阎克文译自英文的《经济与社会》(韦伯,2010a)问世。这些都使韦伯思想在人文社科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

   (二)中国学者的韦伯研究史

   与韦伯著作重新引入中国,同时,笔者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苏国勋,1988)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文学界第一部比较系统地阐发韦伯思想的引介性著作,也是国内较早用韦伯的视角来审视现代性的著作。书中以类型化比较研究和发生学因果分析两种进路分别就韦伯的宗教(含经济)、政治(含法律)社会学观点及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几个主要学术领域做了阐述和介绍。作者在普及性学术著述中所持有的客观立场和平实观点具有开创意义,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过去沿袭苏联教科书对韦伯的教条主义评价——从列宁所说的“‘博学的’教授先生”“胆怯的资产阶级教授”(列宁,1975:256)到《苏联哲学百科全书》(1960年)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修正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之一”以至“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1984:438)等不实之辞——被当作过去时代残存的意识形态遗风而摒弃,韦伯作为现代社会理论三大传统和奠基人之一的学术地位得到了确认。

   在中国社会学界引入韦伯思想之际,正值国际学术界关注东亚经济腾飞与传统儒家文化之间相互关联的时刻。在此之前,美国汉学家曾就“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先后在日本和韩国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也曾举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国际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探讨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起飞的关系。许多人试图用韦伯的宗教观念影响经济行为的思想去解读东亚经济的崛起和现代化问题,其中有将“宗教伦理”视为“文化价值”者;也有将“儒家文化”当作“新教伦理”的替代物者。在解释东亚经济崛起和现代化时,把儒家传统对“四小龙”的关系比附为基督教对欧美、佛教对东亚的关系。还有人将韦伯论述的肇源于西欧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推展至西方以外,譬如日本,等等。所有这一切,无论赞成者抑或反对者,都使传统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围绕东亚经济腾飞而展开的文化讨论,与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和中国文化的论述发生了密切关系。在这样的情境和氛围之下,加之当时国内正处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伊始,过去由于较长时间的唯物主义教育避谈精神、观念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作用,一旦开放并开始接触外界新鲜事物,则更多地关注韦伯的《新教伦理》以及冠以“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标题的系列比较文化—历史研究,顺理成章地就把韦伯诠释成为一个文化论者。相对而言,那时较少关注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经济—制度因素的关键作用,因而对以《经济与社会》(1910年以后)为代表的晚期著作(包括《社会经济史》以及为其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所写的“总序”,内容有关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在韦伯思想成长中至关重要的整合作用认识不足,总认为与物质利益相关的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并非社会学的论域。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规模,物质利益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愈益显现,人们对韦伯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兴趣也日益增长,加之国内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人们开始更多地从利益分析的角度看待人的社会行动,与此相联系,对韦伯的研究也就自然地转向从制度论面向加以解读。从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讨论中不难看出,经济学家大多从利益驱动的角度解读社会生活,而社会学家则更看重社会结构的作用,这也符合20世纪国际学术界的一般趋势。在社会学界内部,对于韦伯思想的认识,也存在着文化论视角与制度论视角的分野,其间的一个差别表现在,文化论者更重视他卷帙浩繁的“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重视比较宗教—文化研究在其思想中的地位,而制度论者则推崇他过世后出版的鸿篇巨制《经济与社会》以及《社会经济史》所表达的“经济、诸社会领域及其权力”这一浩瀚主题的重要性。

   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界是对韦伯思想的学习、接受阶段,那么三十年后的今日则处于一种消化和反思的时期,更多地显现出中国人在对外文化交往中的文化自觉(cultural awareness,费孝通语)。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瞩目。韦伯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致力于东方宗教研究,写作并在生命最后阶段修订了《儒教与道教》一书,把它置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比较研究系列的重要位置,表明儒教与道教被他当作“历史个体”在论证和确立西方理性化的“普遍历史”意义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学界对韦伯的研究历来重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儒教与道教》一书。进入新世纪以来,考察韦伯有关中国论述的论文(包括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明显增多起来,比较一致的倾向认为,《儒教与道教》一书经过考察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认定,儒教在政治经济领域缺乏形式合理性而在科学认知领域缺乏理论合理性,最终导致中西文化的不同走向:以清教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旨在理性地支配世界,而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是理性地适应世界(韦伯,2004:332)。这一认识从比较历史的长时段对中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做出了画龙点睛式的概括,表现出高屋建瓴、俯视全球主要文明未来走向的宏大气魄,充满了那一时代欧洲人文学者的博识和洞见。因此,可以作为“他山之石”,为今日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近年来,由于年轻一代学者的迅速成长和积极参与,韦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譬如,近年来由青年学者编辑出版的《韦伯:法律与价值》(李猛,2001a)论文集中的几篇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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