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勋:学问即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2 次 更新时间:2021-02-01 16: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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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21年2月1日,著名社会学家苏国勋教授因病辞世,享年79岁。苏国勋教授(1942-2021)生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在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思想史领域有卓越贡献。特刊发苏老师生前接受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周晓虹先生的专访:《学问即生活》(载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一一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以兹纪念。

  

   叙事人 苏国勋

   访谈人 周晓虹 访谈助理 卢云峰

   访谈时间 2019年8月28日

   访谈整理 卢云峰

  

   叙事人简介  苏国勋,1942年生于北京。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所工作;198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底获博士学位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任社会理论研究室主任;1992年晋升研究员。2011-2017年,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思想史、方法论。著有《理性化及其限制》、《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合著)等;译校《系统与社会》(合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译著数种。

  

   一、我的学生生活时代

  

   1.从中学到大学阅读兴趣的转变

   我的青少年时期基本没有离开北京的西什库大街,曾在西什库北堂附近的盛新小学(注释1)读过书,那时已经改为市立小学了。这是个由原来北堂天主教办的教会小学,校园环境很优静,老师们多是修士修女,记得上音乐课在一楼音乐教室里,大家分别坐在连排椅上,完全是像教堂里的唱诗班一样。这种唱诗班似的音乐课,以及老师偶尔信手弹奏的圣歌般的优美旋律,对我幼小心灵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陶醉,其中深深地嵌入了审美意识的启蒙教育。1952年后学校虽然改成市立小学,但也只是增添了一些公派来的教师,由于解放初期师资匮乏,即使改成市立也没有完全变成由公派教师教课的局面。从小接触了天主教,后来由于工作的机缘又去过俄罗斯了解了一点东正教,故对基督教文化有一些兴趣,进而对中西文化交流史比较关注。

   1955年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同在西什库一条街上的北京四中。四中是由清末的“京师公立第四中学堂”发展而来,由清末到民初,再到解放初期,他一直是北京公立中学的翘楚,是知识界公认的优秀学校。四中的传统是重理轻文,而我的兴趣却越来越倾向于文科,所以最后选高中的时候,就考入了一所文理分班的实验性质的高中,其实我当时数学成绩很不错,只是不喜欢化学和物理,最后还是选择了文科。我想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四中念书时的一位教文学的老先生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我家虽然几代经商,但还是有着较重的“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儒学思想影响。我哥哥是学中文的,他却建议我学理工科,我感情上有些勉强,他见我不太愿意,最后就各让一步,我报考了外语系。当时的想法认为学好了外语,等于多长了一双眼睛,多长了一种生活本领,可以更好地读书和学习其他知识,即使中途落魄,凭借笔译也不失为一条谋生的出路。后来也确实证明外语对我的学术生涯大有裨益。

   就这样,1961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外语系俄语专业,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首师大64届、65届毕业生出了很多知名校友。因为入学的60、61年正是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高考录取新生特别重视贯彻阶级路线,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重点院校或一本专业是不能录取的,这样许多人被分配进了师范学院;对我来说,有个师范学院去读已经算是万幸了。我家虽然经商,几代人从无过问政治的。我之所以报考外语专业,也只是出于了解外边世界和求知的渴望,从未有过其他份外之想。学师范日后可以做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在我心里本来就比那些狗苟蝇营的行业高尚,何况我的志向从没想过日后要在人身边做传译,做教师可以有更多时间读些更有意义的书。所以在这四年时间里,除了认真学习专业之外,就是抽出时间大量阅读文学和社科书籍,与当时有人对上师范而抱委屈的想法不同,对我来说,读师范虽不是什么喜出望外,却是正合我意,可说是得其所哉了。以至在大学这几年里,我一直把“乐天知命”和“博学慎思”这两句箴言记在我的读书笔记本扉页上,当作激励自己认真学习“为人”和“为学”、认识人生和社会的座右铭。

   记得临毕业前开展“世界观教育”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有人批评我主张“开卷有益”,认为我整天看闲书,不务正业。我心里不服气,心想搞运动时的做法就是矫枉过正,学文科多读书有什么不好?可是当时又不能做正面争辩,心里只好用古人所说“人各有志”、而志向从来就有“燕雀”与“鸿鹄”之分、不必强求一致来安抚自己。后来工作后在“文革”复课闹革命期间反复耐心说服、引导中学生要认真学习文化知识,以便增长将来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批判当时社会上广为流行的“读书无用论”,这正是对当年诋毁“开卷有益”的报复和惩罚。社会现象的这种诡异、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们的无奈和两难处境(dilemma)引起了我的注意,也使我的阅读兴趣更开阔了,从纯文学逐渐转向一般文科知识。

   2.“文革”在中学打拼的岁月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第六十五中(注释2)当外语老师兼任高一的班主任。六十五中的前身是美国公理会办的育英学校,解放后1955年按苏联学校标准被改建成北京有名的纯高中示范学校。我到学校工作不到一年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运动,65中的红卫兵组织是当年东城纠察队(“东纠”)的司令部所在地,一阵急风暴雨式的批斗学校当权派之后,红卫兵们就轰轰烈烈地走向社会,然后是全国大串联,到各地播撒革命的火种。剩下的空壳校园被征用为国务院上访接待站,房子里挤满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告状人员。停课、去各处看大字报、闭门在家读书当逍遥派,一直是运动前期的内容,到1968年底军宣队入校,才又重新参加学校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不同的是,进入1969年后学校开始每年招收初一年级新生,成为一所包括初高中在内的完全中学,从而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即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文革运动。

   65中的教师队伍一是年纪偏大,年轻人稀少,五十岁上下居多,大部分是解放前受的教育而且有过不同的职业经历;二是学历偏高,大多是解放前综合大学毕业,基本上是原育英学校留任的教学人员,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即使仅有的几个解放后毕业的人员,也是因为当时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实行巩固、调整、提高方针时,部分原有高校人员精简下放到基层教育界。在此之前,65中从没接受过专业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我和另外两人是第一批,一个是生物系另一个是数学系的同期毕业的校友,我们三人是“文革”开始时这个学校最年轻的教学人员。学校的这种年龄结构难于适应“文革”初期学校的任务,即:学校不仅要学文(许多老教师面对调皮的初一学生连文化课都无法维持下去),还要学工(每个班要轮流到北京灯泡厂或校办厂学工劳动),学农(全校按夏收和秋收分两批集体下乡学农劳动),学军(1970年冬季为备战,东城区学校按上级规定要徒步行军近一百多里,去平谷进行学军野营拉练,中间有两个夜晚吃住在农村老乡家),这使学校许多例行的日常工作重担就落在青年教师的身上。“文革”后期上级派来的支部书记和校长也都是原市教育局的领导干部,年龄也是偏大,尽管能勉为其难地下乡或下厂,也无力真正做到现场指挥,具体工作还是靠青年教师在现场顶上。直至七十年代中期后学校才陆续分配来了一批新生力量,新来乍到,刚接触教师工作,也很难支撑起领导工作。但那时我们这批青年教师也有自己的苦衷,刚刚开始工作不到一年,就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且“复课闹革命”伊始就是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开场,每个在旧社会有过生活经历的人都须在教师会上当众自我检查、揭发、批判,当听到一些过去自己心仪的老先生揭开自己内心隐私和心灵疮疤时,我既为他们丧失人格尊严而感到痛楚和耻辱,又为我一直敬仰的教师这个神圣职业而感到斯文扫地和令人无助。当时的心情可说是既害怕,又不知所措,因为我们刚刚入校,对周围各种社会事务、人事关系毫无了解,稍不谨慎,说错了话,结交错了人,就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几次全校师生在大操场批斗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声震天的动人心魄场面,然后为受教育被强行组织观看因历史问题而跳楼自杀的血腥恐怖场景,残酷的现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搞得大家人人自危,深深地刺激并教育了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在这复杂纷乱的阶级斗争面前,我们三个刚出茅庐的年轻人还是要好好地学习和认识社会,现实的条件决定我们只能采取好自为之、自我保护的方针——三人自己组成“同心干”战斗组而拒不参与任何其他组织的活动,原因是环境太复杂,我们不了解情况,为自保以免上当受骗。

   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我们具体做法就是多做事少说话。我作为青年教师中唯一的男丁,自觉地把许多诸如野营拉练的组织、准备、实施各项具体工作都应承下来,除了事先的计划组织工作外,还要在出发前把徒步行军的拉练路线提前骑自行车按预先计划试走一遭,与驻地村干部把野营时间、住房、吃饭、热水等具体事务一一落实到户,以便学生队伍进村后能尽快安排好吃住,队伍得到及时休整。我在中学工作先后共13年,复课后一直被任命为教育组负责人,后几年正式命名为教导处主任。在这个职位上不仅每年例行要带领学生学文化,即不仅仅是如何贯彻落实教学计划和提高教学质量,而更多时间要考虑怎样计划、组织、实施好下乡学农和下厂学工以及野营拉练学军的繁杂事务,与这中间所经历各种辛劳艰苦相比还是次要的,更为担心的是稍有不慎出现工伤安全事故无法向家长交代的责任问题。有时埋头做事还要受上级官僚机构的窝囊气,更令人难以忍受。例如,为了更新校办工厂的厂房和扩大生产规模,曾用校办厂生产的日光灯管(利用工宣队灯泡厂的下脚料和废品再生产出功率较小的民用灯管)与西郊一家军工厂按市场价格(平价)交换木材,并在对方的协助下购置了130汽车以便运送货物,但却被区教育局以全区一盘棋的名义平调给区教育局校办工厂科,致使本校的校办厂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为此事我曾几次到区教育局以理据争,结果不但无济于事,而且还与当事人伤了和气。有人善意提醒我,小心以后给你穿小鞋,我发泄地说,从未有过在教育局麾下混个一官半职的奢望!冲动的话语既已出口,也就成为督促自己寻找机会离开中学另觅出路的动因。

   在一次带领两个班学生步行去西北望苗圃参加植树劳动时,因为徒步往返,过度疲劳,致使夜间阑尾炎急性发作,疼痛得浑身出汗满地翻滚,“文革”期间没有救护车,只能咬牙坚持自行骑车从西北郊的东北旺苗圃返回到东城五四大街去学校合同医院挂急诊治疗,当第二天上午学校派人来医院看望时,早已用针刺麻醉动完阑尾手术。那些年在这一岗位上殚精竭虑的是,城市出身的初中学生正处顽皮好动年龄,常因对变化的新环境好奇而不重视劳动纪律,在学工学农中出现工伤事故,这将无法向家长和上级交待,也使自己心理难于平复。可以说,在中学复课闹革命期间的几年打拼中,我经历了身心俱疲的考验,总想有机会能脱离开这种中学的教育行政的事务性工作,做些真正与教学相关的专业工作。

   3.我的考研之路

1978年初的一天下班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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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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