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价值理想的认识与实践: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19-11-07 07:46:36

进入专题: 价值理想     伦理人格     自我清明     责任伦理   马克斯·韦伯    

王楠  

   内容提要:在我们这个似乎已实现了“价值自由”的时代,马克斯·韦伯很少被人视为一位伦理教育者。本文尝试从韦伯身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出发,以其关于学术与政治之伦理意义的论述为重点,结合其书信和传记,来揭示韦伯思想中之伦理教育的面向。面对威廉二世时代的精神危机,韦伯力主社会科学虽具有抽象的观念性,但能够向人们揭示文明与历史中的超越性价值,并通过对其客观化实践的描述,令人们看到这些价值理想如何落实于现实,并产生复杂的变化与后果;由此,学术能够令人明确自身的价值立场及其实践后果,从而培养人的自我清明和求真务实的品质,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朴实地践行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韦伯还告诫我们,要警惕主观理想潜藏的暴力性,认清实践的复杂性和悖谬性,将信念与清醒的现实责任感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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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们必须放弃通过社会立法去创造一种实际的幸福感的想法。我们想要的是另外的东西,我们也只能想要另外的东西。我们希望培育并保持在我们看来使人具有价值的东西:他的个人责任,他对崇高事物、对人类的思想与道德价值的基本追求。

   ——《第五次福音派社会代表大会报告》(1894)

   (韦伯,2002:159)

   1911年秋的德国,在新弗莱堡大学揭幕仪式的晚宴上,一位以能言善辩著称的普鲁士将军,嘲弄和侮辱了反对军国主义的和平主义者。事发之后,《法兰克福报》发表了批判性的评论,却招致弗莱堡的一众知名教授的反对。他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大学教师有义务全力支持在庆典上“表达”爱国主义的理想。《法兰克福报》的编辑向马克斯·韦伯征询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韦伯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韦伯本人是和平主义毫不留情的批评者,但在他看来,面对当时德国在国际上声誉扫地的外交局面,教授们不顾威廉二世虚荣自大的过分膨胀,却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法兰克福报》,这样做极为不合时宜。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回顾自己16年前在弗莱堡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讲,韦伯(2002:462-467)斩钉截铁地指出,自己完全支持民族理想和爱国精神,但绝非此等冒牌低劣的货色。在大批学生联合会和社团成员出席的宴会庆典上,宣扬一种“绝对空洞、空虚、纯粹动物性的民族主义”,令“大部分学生的所谓民族情感越来越空洞”,这样做才极端危险。实际上,没有实质文化理想的政治煽动且反对一切批评,才真正削弱了社会的道德力量。

   回顾1895年韦伯的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讲,我们就能看到,韦伯支持的民族主义绝非空洞的国家至上论,亦非彼时庸俗政治经济学崇尚的幸福主义。在他看来,学问应当关注的,“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民族理想的实质,是“构成了我们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品质”,是继承德国人血脉中的“我们自己祖先的品质”,并将这样的“我们的劳作与本性”传给未来的子孙后代(韦伯,2009:12-13)。所以,保持某种文化与道德的品质,而非为爱国而爱国的狂热民族主义,才是学问的根本。如果我们将关注的时点推进到1918年,我们同样会看到,面对一战失败与革命后的满目疮痍,韦伯最为关心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而依然是“群众的教育问题”,是如何“重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培育和延续人类和民族的优秀品质(韦伯,2002:728-730)。甚至在去世前一年发表《以政治为天职》的演讲之时,韦伯与青年学生定下十年之约,关心的仍然不是德国的“美好愿景”能实现多少,而是要看看他们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内在生命变成了何等样貌”(韦伯,2004a:272-273)。实际上,从演讲、书信与传记中浮现的韦伯形象,足以向我们确证,从青年时代到去世之前,甚至在那被死亡中断的未来,韦伯终生不倦的一份天职正是伦理人格与品质的塑造和培养。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证实的命题。威廉·亨尼斯正是看到了在弗莱堡就职演讲与早期东普鲁士乡村调查中,韦伯对人的品质与现代人之面貌的关注,因此主张韦伯著作的根本主题是“人格与生活秩序”。他试图将韦伯的思想与德国的教养、历史学派以及人类学传统结合起来,认为体现了那个时代正在消逝的道德科学传统,所以韦伯的学术根本上是“人的学问”(Hennis,1987:52-72)。但亨尼斯研究的缺陷在于,太过依赖韦伯早期论述和书信、传记中的只言片语,既缺乏整体的文本分析,更轻视韦伯中晚期的社会学著作。这导致了施路赫特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是一种通过蛛丝马迹来推断的“侦探式思路”(参见Schluchter,1989:413;李猛,2001:120)。①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样的理解似乎与韦伯本人的许多明确论述存在矛盾。韦伯不是明确反对德国大学的教养传统,认为应当与完美人性的时代告别吗?韦伯不是多次申明,科学并不能教人一套明确的世界观,并反对在课堂上将道德要求灌输给学生吗?韦伯不是坚决认为,一件事情“正因其不美、不神圣、不善,所以才为真”,视多神论以及“诸神斗争”才是今日的现实吗?(参见韦伯,1999:93-95、101-104;2004a:176-180)如果再考虑到韦伯在授课与学术著作中,始终表现出某种“纯粹科学”式的姿态,那么我们恰恰似乎应当认为,韦伯完全反对学问能服务于人的道德教育。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许多人主张,韦伯的学问及其基本态度非但不能培养人的伦理品质,反倒消灭了这种可能性。列奥·施特劳斯就称韦伯的立场为“高贵的虚无主义”。在他看来,韦伯要超越事实与价值的虚假对立,令社会科学达到对事实的真正描述,就必须有研究者自身价值的介入。但这一点,如果与价值领域分化和“诸神斗争”的立场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社会科学根本上的相对主义,并将根本的价值选择交付给人“任意而盲目的决断”,从而既牺牲了理智,也达不到信仰(施特劳斯,2003:50-78)。许多人认为,韦伯在政治立场上最终走向拥护卡里斯玛领袖来领导官僚机器,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看法。既然韦伯最终陷于理性和非理性、官僚制与自由之间的矛盾,要超越这一困境,他就只能选择纵身一跃,服从元首。卢卡奇、马尔库塞、阿隆以及研究韦伯政治思想的蒙森,本质上都和施特劳斯抱有同样的见解(参见卢卡奇,2005:391-402;马尔库塞,1989:80-108;阿隆,2000:334;蒙森,2016:402)。

   不过,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许多人带有明确立场或诉求的简单解读,而深入韦伯本人更为细致全面的论述,情况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同样并非韦伯专家的洛维特,虽也承认韦伯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理性—非理性/自由的矛盾,但却敏锐地指出,在韦伯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着某种伦理人格的内核。那绝非行尸走肉般地服从于理性计算,亦非让自己彻底服从于非理性。个人恰恰要对自我的灵魂与自由,负起某种理性的责任,超越无心无魂的境地(Lwith,1982:52-60)。施路赫特更是用了多篇长文,不遗余力地探究韦伯的伦理立场。在他看来,韦伯虽清楚地意识到了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与紧张,但却始终坚持“在种种紧张关系中维持生活”。以韦伯在《以政治为天职》中提出的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和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的概念为核心,施路赫特尝试说明,后者如何在韦伯那里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意涵,并由此促成一种理性的责任感。他后来甚至尝试借这两个概念来贯通韦伯的主要著述,并借康德伦理学的视角,来建构韦伯的伦理类型学(施路赫特,2001:242-332;2004a:47-54;2004b:114-131)。

   本文认为,施路赫特的研究对于理解韦伯的伦理观有着重要意义。他对于韦伯思想中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观点以及责任伦理具有的现实批判意义,都有着敏锐的洞察。不过,施路赫特分析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学术如何能够同时促进价值追求和理智清明这两方面的认识不够。另一方面,在构建韦伯整体伦理立场时,又太过倚重康德伦理学的视角,导致对韦伯的理解过于刻板范畴化,对韦伯伦理立场的现实针对性讨论也不够充分。本篇论文,正是尝试从与施路赫特不同的角度出发,来探讨韦伯的伦理教育问题。

   与施特劳斯等人的理解不同,在笔者看来,韦伯对于学术的理解以及他所坚持的立场,恰恰具有伦理教育的含义。身处19世纪末的韦伯清楚地看到,随着“祛除巫魅(Entzauberung)”的理性化与官僚制的发展,德国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表面理性的“无灵魂的专家”与官僚治理着大众,虚荣的暴发户与“无心的享乐人”则汲汲于一己私利,炫耀着自己虚假的“身份地位”。文人墨客用德意志帝国的幻象,诱导着自命不凡的君主和军国主义的自大狂。大学里的教授,陶醉于在讲台上扮演先知和预言家的角色。失去方向的知识分子,拿形形色色的“神秘体验”和崇拜,做宗教的代用品来自欺欺人。不负责任的乌托邦革命分子,却在底层煽动起大众的反抗情绪。

   韦伯正是要在这样的时代,做一名教导学生的教师和学者。韦伯的“人的学问”,不是对自然科学模式的技术效仿,而是旨在追寻文明传统中具有恒久价值成分、理解不同伦理人格与生活之道的文化科学与历史科学。这样的学问,为的正是令人能够看到精神的更高维度与多样的价值追求,促成人的生命向其敞开,在实践中塑造自身的伦理人格,从而超越现代社会过于世俗与技术化的局限。但韦伯也同样看到,现代社会中的人,有着宗教狂热与理想无限化的危险。因此,社会科学的“客观化”,恰恰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价值理想的主观性,看到它的现实意义与实践后果,同时,也帮助人去理解和面对现实中其他人的理想和追求。这正是韦伯(2004a:184)所说的教师能发挥的“启人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的道德意义。而在《以政治为天职》的演讲中,韦伯更从对现代人理想之主观无限性的批判,进展到对权力无限渴求的批判。在韦伯看来,现代人的价值理想无论诉诸“传统”还是“乌托邦”,在借行动以实现的层面,都带有否定和改造现实的特点。因此,为某种理想而献身,恰恰易于掩饰现代人的自大狂妄,令他们更加无视他人,不顾行动后果,造就种种现实的悲剧。所以,只有那些清醒面对现实与自己理想的背离,却不无视或厌弃这个世界的人,才能破除观念的幻象暴力,也才有资格和可能去守护传统与价值,成就真正的伦理人格与生活之道。

  

   二、威廉二世时代德国的精神危机

  

   在一次讨论德国乡村社会的演讲中,韦伯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德国西部和南部的农村居民,大多是自有土地的小自耕农,而在德国东部的普鲁士地区,无地农民依附于地主的庄园制占据主导地位。在他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要从历史中寻找。西南部的农村社会,在古代就有着农民自由耕作的传统,并且有着共同体的习俗和法律制度保障。东部地区则完全不同。普鲁士的骑士侵入斯拉夫人的土地,令整个村庄的居民依附于他,建立起具有封建色彩的世袭制小庄园,这就是容克地主阶层的起源。不过,也正是这样的传统,造成了他们完全不同于英国乡绅(gentry)阶层和欧陆拉丁贵族的性格(韦伯,1997:123-130)。

在韦伯看来,即使与英国乡绅的土地相比,容克地主的庄园也更小,更不要说和法国、意大利真正的大土地贵族相比了。英国的乡绅将土地转租给专业的租地农场主,让后者去从事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再加上有限嗣继承权做保障,自己和后代可以专心投入政治和精英文化的领域。容克地主就没有这样幸运,他们不得不亲自经营自己的小庄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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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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