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我的老师,我的世界——怀念苏国勋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1 次 更新时间:2021-02-07 0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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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今天早上,苏老师走了。

   赶往医院的车上,老师的样貌一帧帧地涌来,止不住。到了医院,抱住师母,一阵阵难过的泪水落下来,止不住。

   恩情之事,最让人欣慰,也最让人心痛。师如父,只有再也见不到的时候,才发觉老师的恩情最真、最切。此时的情形,让我想起当年钱宾四先生离世,严耕望先生想起钱师曾说过的一句话:“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

   亲爱的老师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去亲爱他,这是内心的伤悲处。老师再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了,再不会把他的才思和恩情交给我们了;他似乎定格在了那里,一切似乎已经终止。可回忆再造的生命,却会永远继续下去,老师植入在我们心底里的精神,会一直传递下去。

   人的真正的生命,是由一桩桩往事连带而成的;往事不朽,是因为老师身上那些最明亮的光和色彩,会时常油然而现,并刻出最深的烙印,无法磨灭。

   二

   第一次见苏老师,是1995年,到今天足足有26年了。26年的时间,一个人可以长大成人,成家立业,26年的时间,也足以让一个人在老师的教诲下,在学问上有着同样的成长。可是说到老师的哺育,时间要更长。

   中学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逛书店,书架上有几套醒目的丛书,都写着“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字样。那时候,知道在每本书里,都有一长串学者的名字:甘阳、苏国勋、刘小枫……各种书的名字也因抽象晦涩而引人好奇:《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悲剧的诞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小时候的书,都是因为敬仰而买的,买来也看不懂,最多只是前言后记,可是印记是烙下了。人和书,都高不可攀,像是有雪的山,纯净而高远。不管怎样,它们都是路标,值得崇敬,也值得憧憬。

   后来去复旦求学,从哲学和社会学那里学了些知识,才有了真勇气,一本本地去读。那时候的校园风气,也是由这些学者、这些书引领的;无论南北,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历史与现实中的大问题、难问题,还有永恒的问题。还记得,当时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定要与苏老师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配合着读,要知道,这是中国学者最早也是唯一论述韦伯思想的论著。书拿在手里,感觉也是特别重的,丝毫不敢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读,而是满怀敬意、逐字逐句地读,甚至拿着尺子在字里行间画出笔直的线来……

   我不知那时候是否读懂了老师的书,但今天回想起来才明白,也许对于读书来说,“敬”字和“懂”字同样重要,心中没有典范和尺度,懂了又如何?后来多少次搬家,读书笔记早就不见了,至于当时究竟记得了多少韦伯或老师的说法,是说不清了,可是读书的劲头,特别是老师著作带给我的砰然心动的感受,却在记忆中一往如新。特别是第一章第三节《以行动化解紧张》中的某些段落,与一个年轻人的心紧紧呼应着,直到今天,似乎都能够听见喘息的声音。那是学问和思想最源始的音响,始终有一种召唤的力量,甚至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它的律动反而更强。

   1995年,因为有这样的感召,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来北京读博士,而且非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不可。要来,就得通过招生考试。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博士理论试题是苏老师出的,可打开卷纸的那一刻,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我大致记得,论述题有两道:一是问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学说”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二是问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对于理解20世纪社会理论的转化有何影响?坦率地说,这样的题目在今天的招生考试中是不敢出的,因为大家都怕招不来学生,学问早就被以结果为目标的制度绑架了。可那个时代,以苏老师为代表的学者们没有什么妥协的心态,学问本来就是照直了说的,何必在意太多?当时,沈原老师刚刚从理论室去了科研处当处长,大老远跑来研究生院,就在考场里来回溜达,背着手仔细端详每张卷子,恐怕是惹得考生们烦透了。可我明白,沈老师是太想招到人才了,急得冲到一线上,恨不得紧紧攥在手心里的样子,那样的神情我会记得一辈子的。反观今天,当学校里已经很少见到这样的神情时,曾经经历过温暖的我,也真是觉得烦透了。

   也许是因为读过哲学吧,我考得还好。第二天,还没开始判卷,沈老师就把消息传给苏老师了。接下来,就是苏老师的“召见”。当时,我的导师李汉林教授还在美国访学,苏老师大概是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位找我谈话的前辈了。是的,我记得,清楚地记得,那天走进理论室的办公室,苏老师坐在最里面,回过头来,很魁梧的身材,特别和蔼,眼神却是有光的。是的,我记得,清楚地记得,那就是我来北京之前脑子里浮现过多少次的老师的样子,那就是一位让我一心想成为的那种学者的样子,亲切而有力、纯然而犀利,既是一位长者,骨子里又透着年轻的气息,既让人心生敬意,又会让人盼着去接近他……

   苏老师和我聊的,都是家常,一点不让人紧张。我很快发现,研究室来来往往、串来串去的人特别多,而且来的人也都是嘻嘻哈哈、扯来扯去。沈原老师考场里是一本正经的,研究室里却没个正形,一口一口地“苏哥”叫着,而苏老师却反过来把小他好多岁的沈老师称作“沈爷”。研究室就像个贸易集散地,几乎聚集了整个研究所的活气。我能感觉到,这生动活泼的气氛,都缘于苏老师的为人,还有学问,同事们敬重他,在他面前也是最放松的。

   接下来,苏老师跟我说了一件正经事,叫我从下周起,每周二都来,参与编辑《国外社会学》,翻译一些理论文章。说实话,这让我大为吃惊:考试还没有最终结果,他却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博士本是来读书的,突然又有了一项工作。但就在面前,终得一见的苏老师,他的事业、他的书和他的人,不能不叫我完全信赖他,追随他,听他的话;我已经感觉到,他说的话,他所指出的方向,就是我的未来,勿需一丝置疑。

   三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愈加晓得,我们学术上的生命,都是老师给的。不过,正因为这种生命,不是身体而是思想上的,所以真正的学术生命不是照着老师的路径依赖,对着老师畏首畏尾,循着老师亦步亦趋。人总要成家立业,真正的老师,是要教着你、望着你去成家立业,给你手艺,给你想法,给你见识,给你空间,给你他所能给你的一切,盯着你去追寻自己的一切。这就是苏老师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告诉我的,老师应有的样子,也让我觉得,做老师这样的老师,有多么值得,多么快乐,甚至多么过瘾。

   回想起来,老师的教诲,有好多个方面,好多个层次,需要细细地体会和品味。一是花功夫学手艺,而且手艺是从实处练就的。《国外社会学》是苏老师一手创办并坚持十几年的杂志,与《社会学研究》并行成为社会学研究所两大主要期刊。《国外社会学》坚持译介国际社会学当代思潮和流派,是当时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得以汲取营养、给予充分关注的思想平台。苏老师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在这份期刊中,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现象学、年鉴学派、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新功能主义、理性选择学派、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等等均得到过丰富的呈现,哈贝马斯、吉登斯、福柯、埃利亚斯、布迪厄、格尔茨、萨林斯等当代思想家的著名篇章都被译介出来,甚至有些人物和著述是国内最早的引入。另一方面,苏老师将国内各大高校,甚至港台海外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学者,以及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聚集起来,为80-90年代推动中国社会思想的建设和发展不遗余力,也锻炼出了众多的青年学人,使社会理论成为了一种风行的思潮。可以说,今天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无论理论还是经验的,其思想基础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苏老师可谓居功至伟。

   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理论的手艺也是借此而成型的。在研究室里,我们既做编辑,也做译者,既改别人的译稿,也把自己的译稿拿给别人来改。苏老师每期都亲力而为,常常把我的译稿改得满花,也通览我的编辑稿,指出概念、用语、表述和理解等各方面的问题。说实话,“编”中学,“译”中学,“做”中学,是理论训练的法宝。

   “编”,既可看出学问共有的问题,又可博采众家之说,进行对比发现,思维上不会陷入死胡同里。“译”,则一板一眼,不容马虎,概念的斟酌,逻辑的理解,表述的顺畅,都是逐字逐句推敲来的,非读书可比。“做”,意味着编前编后各项事务,都必须周期完成,定时出刊,这是硬性任务,不可随意拖沓;另外,与学者的往来,则有另一番的吸引力,脾气性格,各色人等,都需要辨认拿捏,和气相待。苏老师的这些意图,从不明说的,可真正体会到,才知他用心的良苦。其实,老师做着给你看,不觉之中便有了觉,不由师傅带,批量生产的学问,也便无从学也无从问了。对我而言,若没有几年的如此训练,后来哪敢去做涂尔干的编辑整理翻译工作?!练就一番手艺,是从学的第一步,后来写卢梭《爱弥儿》的相关部分,脑子里闪现出的都是老师批改的稿子。

   四

   在专门的领域里,手艺大体上差不多,可学者的修养这件事,就因人而异了。说实话,理论室谈工作的时间是不多的,大多时候都是在聊闲话。可想要闲话不“闲”,就得对“路”,还得甚“欢”。与苏老师的交往,让我常常觉得,人们常说的师生关系,只有“师”还不够,必须还要有“友”的成分;师生之间,没有共情,或是同好,总会差了一层。苏老师为人豁达、温厚、满面的阳光,跟他说话,永远不用去猜,也不必躲藏。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自然也让我养成了习惯,说什么就是什么。谁不信,都可以试试,只要有这个前提,所有的聊天都会饶有兴味。以至于后来跟苏师母说话,也这样,其乐融融,好不自在。

   苏老师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过来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有一次,我兴致盎然地聊起帕瓦罗蒂,没曾想,苏老师呵呵一笑说:“文革前我现场听过。那时候一票难求,我有眼福的”。现在还能想起苏老师当时的神态,是有些得意在里面的。我少不更事,总觉得这些见识都是属于我们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人的,可很多我觉得新奇得妙不可言的东西,老人家早就享受过了。苏老师学俄语出身,俄罗斯的小说、音乐、芭蕾如数家珍,后来通了英文,西欧美国的各类文化也是信手拈来。真是太愿意跟他聊天了,你说的话,他都接得住,再娓娓道来,他说的话,你即便是似知非知,也突然会来了“知”的兴趣和热情。况且,他聊天的动静很大,还时常比手画脚,激情喷张,不被他的磁场吸引过去才怪。

   社科院的工作,不像现在每个人都像个公务员似的,忙来忙去空余一身。那时候,每周上一天班,还可迟到早退。一周六天在家里,虽有事情可干,也是憋得发慌,常常一个人对着屏幕,加入到电视剧的情节对话之中。就盼着周二,盼着中午签到后让苏老师请客聊天。那时候四川办事处还挺土,属于大脸盆盛米饭那种,一到12点钟,“老苏”就像社会老大,招呼人去吃饭喝酒,众多小弟都大呼小叫地跟着,场面很是壮观。中午的聚餐,实际上是一场“筵席”,也可以说是“节庆”,一喝便到下午三、四点钟,直到小二轰人为止。

   这是真正的筵席,无话不谈。先是说所里的事,然后是院里的事,最后是国家和国际的事,好多都是道听途说的,范围越是扩大,靠谱的可能性就越低。一开始是互通消息,然后就开骂了。一周骂一次,是最健康的体育活动,而且,常常也不是因恨而骂,就是图个乐而已。席间,品评时事、传递八卦、臧否人物往往都是前奏,酒过了三巡,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文化来了。大覃(覃方明)懂得多,学过画画、物理和哲学,经常是主谈,张旅平负责呼应,应星、徐冰和我在旁边敲锣打鼓,苏老师最终升华。而且,不同的时间还会来不同的朋友,话题上就会呵护别人,每每微酣而散。

我常想,若是没有遇到像苏老师这样的学者和朋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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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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