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心中要有读者:经历与体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21-01-20 10: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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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年龄大了,方知“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之理。(《孟子·离娄上》)

   我是一个念书少的人。小学念到五年级便“文革”了,中间空了“文革”的十年,然后上大学了。大学只念了三年(“工农兵学员”),硕士研究生只念了两年(入学时学位条例尚未颁布)。加起来在学校里只念了十年书。我经常自嘲,我是从高尔基《我的大学》那种生活中成长起来的。

   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让我来说“如何才能写好论文”,只好苦笑。这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东、西洋博士才可以说的话。虽说我这几十年也写了那几百万字,可好好坏坏,是要让读者来评判的。我不敢去教别人,就说说自己的两段人生经历与两次读书体会。

   我很早就当兵了,虽说只是小学五年级程度,在军队里仍被认为是有文化水平的。“文革”时的军队要出墙报,有“理论小组”,要写各类文件和政治报告。我也时常被指派此活。有两类文字我写得比较好,掌握了要领(当然有前辈老手私相传授):一是各类报告,领导一般只看第一页,如果第一页写好了,领导能看第二页,甚至能全看完,也就成功了。这要求我写一般的报告只能有一页纸,重要的报告可以有多页,但第一页要将主要内容说清楚。二是替领导写讲话稿,要用领导的口气来写。当时军队的领导大多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比较低,上台要念我起草的报告,而且比较喜欢作“大报告”(即长报告之意,起码要讲一刻钟)。这要求我只能写大白话,把“道理”说清楚。写作的时候,心中要有领导——前一类作品,领导是读者,后一类作品,领导才是真正的“作者”。大约见我擅于此道,经常派我来做这些事。我后来看到沈从文的经历,自我感觉有几分像。当然,我最初的基础和军中的读书条件,要比沈从文差,且此类活计也只是兼差而不是专任;至于我的文字水平,要比沈从文差太多。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编辑,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从自己写稿子到编别人写的稿子,工作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编辑就是读者,一要理解作者的意思,二要让更多的读者明白。到了编辑阶段,任何文章和著作都是被拆成字、词、句、段的,中间的连接点就是标点符号。这是基础性的工作。而《百科全书》的标准就是简要明确,与当时最时尚的文风和文体——“意识流”“朦胧诗”恰好相反。我做了一段时间后,再来检视自己写的文字,发现了许多错字、病句,尤其是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准确(我没有经过中学的训练)。学术论文自有其文风要求,另有一整套文体规范。这些都要遵行。高士华兄来信说“很多文章文字差、逻辑混乱”时,我有点小同情,也有点小自傲。这活我也干过。

   这两段人生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任何一件作品都是给别人看的,写作的时候,心中要有读者。不同的作品是给不同的读者看的,要用不同的笔,要有不同的文风。工作报告的特点是简短,领导没时间;给领导写讲话稿要注意语气,不能给“大老粗”写“文绉绉”的句子。这两类作品是不发表的,稍有点差错,关系也不大。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和各类文字虽说是给不同读者看的,写法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要经过第一读者——编辑之手。编辑的水平有高有低,好编辑也不会太多。我过去说过,最好的作品,大多出自无名小辈,需要编辑的眼力;最好的作者,都会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需要有编辑的手力。所谓“眼力”是发现作品的价值,所谓“手力”是指出作者的缺点。此中的最高境界是作者与编辑间的相互欣赏。写作时想到了读者,投稿前想到了编辑,才是一条易行之路。如果能坚持做下去,自然是有回报的。我投出去的稿子,基本上都被接受了,编辑们均认可,觉得处理起来比较方便。我出版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杂志的情况我不知道,书的销售量我是知道的。我有一本书《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很专业,也很厚,印数已达1.5万册,其他书的销量更高。原因大约是尊重读者、文字通畅吧。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当专任的编辑,但不妨当一下兼差的编辑。我到大学教书后,写出来的作品,让学生校对,要求他们通读一遍,将读起来不顺口或不太能理解的地方划出来,我再作修改。这实际上是做编辑的事。有些学生做多了,文字的感觉出来了,错字、病句减少了。他们的文章比较容易发表。

   我在“文革”时读了许多书。当时各中小学、街道里弄的图书室都被“红卫兵”抄了,书在地下快速流传。我最初读的大多是小说,也有少量的诗(看不太懂);后来到了军队,也能看到一些内部出版的历史、政治、文学类的书籍。其中有两本书,比较特别。

   其一是《形式逻辑》。具体书名与作者都忘记了,甚至该书怎么得到和怎么读的,现在也想不起来。我却由此而知道“思维”是在“概念”(属加种差)和“推理”(三段论)间运行,“归纳”(或然)、“演绎”(必然)是两种基本的方法论,“周延度”决定了逻辑上的“通”或“不通”。这对我后来阅读理解和自我理清思路有些帮助。上大学时,哲学系开通识课“形式逻辑”,我也去选修。基本内容大体如此,我便没有认真去听,考试成绩不怎么样。

   其二是当时的热门书《李白与杜甫》(郭沫若著)。这本书仰李抑杜,也让我想想李、杜之间更喜欢谁。那时我读的诗很少(现在也不多),“诗仙”“诗圣”的诗,加起来也只有二三十首(大多在《唐诗一百首》内)。因为水平低,无法在李、杜间选择,反觉得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更合我意。“落叶满阶红不扫”的场面,“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响,颇能激发我的同感。浅白者不必去装深刻,艺术的感受存在于自我的内心。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元白诗笺证稿》,后来上大学时也借不到,买不着。过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的艺术欣赏感还是如此,更愿意接触那些真实、简洁的作品(比如沈从文)。我以为,最好的历史学家不在于他会什么,而在于知道自己不会什么。写作时要写自己会的内容,不要写自己不会的东西。“仙”与“圣”的境界一时不能达到,写点未仙未圣的作品也完全不必自卑。

   这两本书都是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读的,当时没有觉得重要,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直到后来才发现对自己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思维中的周延度(不要过度跳跃),艺术感的直接性(不必听名家之言),对学习历史的人来说,也是重要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欠了高士华兄的账。我很赞赏他们将《抗日战争研究》办成了年轻人的园地。当他以帮助年轻作者的名义,写信说“拜托你写写自己的经验”,也感到不便推辞。以上所述,本属非常私人的经验感受,不具有共通性,仅供年轻作者参考。

   最后,我想说,我心中最推许的文字,是范仲淹写的一首短歌,文简字洁,情真意切,让读者的心中自然地产生那种清晰的美感与伤感: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先生祠堂记》)

   《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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