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明清北方宗族的新探索(2015—2019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20-11-21 17: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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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  

   摘    要:

   近年来,明清北方宗族研究异军突起,山西、山东的研究形成热点,京畿河北地区的研究别开生面,改变了以往南强北弱的研究局面。有关宗族门、房与宗族结构的研究,清代满族认同与地域结构的探讨,在同南方宗族比较中得到一些新认识。以往宗族研究重视功能与结构、制度与世系的思路仍在继续,近来的趋势是从功能向结构、从制度向世系的变化,大致上说,制度论与功能论相联,结构论与世系论结合。一些新的研究路径也在探索中,可以归结为日常生活论、实践论、建构论、建设论,追求活化的宗族研究。宗族为解决面临问题而从事宗族建设、宗族建构,这也是一种实践,部分北方宗族研究中也较多这种尝试。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 世系学; 华北; 宗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族研究蓬勃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北方地区明清宗族研究异军突起。笔者曾在2014 年之前的明清宗族研究综述中专门介绍了北方宗族的情况1,其他学者的论述中也有涉及。2近年来,北方地区明清宗族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新探索,成果喜人,兹欲专文介绍,以供研讨。

  

   一、北方宗族的综合性论述

   学术界普遍认为华北地区缺乏宗族现象。刘金梅《华北地区缺乏宗族之刻板印象与文献的关系》3认为,这一刻板印象是区域性宗族文献塑造的结果。宗族文献的不同区域分布是学者们的宗族观念学术实践的结果,学者的理论预设与由此制造出来的文献共同打造了人们对华北无或少宗族的印象。

   宋以后宗族的兴起与儒家学者的社会建设主张有密切关系,明清时期北方儒者的宗族主张与实践也不容忽视。申红星《明清北方士绅群体的兴起与宗族的构建》4认为,明朝中后期以来,随着学校、书院等教育文化设施的发展,北方地区文风得以兴盛,逐渐涌现出以大儒孙奇逢为首的士绅群体,他们成为维护地方社会礼仪秩序的中坚力量。受孙奇逢宗族思想与实践的影响,当地的士绅群体也不断地进行着本宗族的构建与实践。

   刘巧莉的系列文章多方面论述了华北宗族。《负土筑墓——明清华北宗族文化的地标》5指出,祖茔在华北宗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华北宗族通过家谱记载、口耳相传的方式对祖茔和祖先记忆进行传承,重视祖茔的昭穆布局,注重分支茔地的选择,并通过多种方式对祖茔进行保护。《构建、维系与组织化:明清时期墓祭对华北宗族的影响探析》6认为,明清时期华北宗族以祖茔作为宗族的主要载体和活动中心展开的墓祭活动,实现宗族的构建、维系与组织化。墓祭不仅将散处各村的族人组织起来、将族人的祖先认同实际转化成了宗族认同,还在祭祀之余管理族人、处理宗族公共事务。《明清时期华北族田类型考论》7一文,按照功能的不同,将明清时期华北族田可分为祀田、义田、学田或三者兼具等各种类型。《试析明清华北宗族对族人的养赡与保护》8一文指出,明清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和法制均不健全,华北的宗族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养赡贫弱族人的责任,在社会豪强及突发事件面前,维护了族人合法权益。《试析明清时期制约华北宗族发展的主要因素》9认为,明清以来华北区域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两个因素是华北宗族发展较为迟滞的原因。

   张瑜《北方宗族史研究述评》10指出,北方宗族研究已成为宗族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领域。明清时期的宗族研究是重中之重,山西、山东宗族成为宗族研究的新区域,山东明清时期的文化世家都代表了北方宗族的区域特点。宗族研究还注重对水利、祭祀、信仰和移民关系的探讨。

  

   二、京畿河北宗族

   清代以后的华北,特别是畿辅地区,旗人聚集与圈地是重要的问题。邱源媛《口述与文献双重视野下“燕王扫北”的记忆构建——兼论华北区域史研究中旗人群体的“整体缺失”》一文11,以“燕王扫北”等传说为切入点,对旗人群体在华北区域史研究中的“整体缺失”做出反思与匡正。她还在《土地、继承与家族——八旗制度影响下的华北地方社会》12论文中,通过讨论清代畿辅地区旗人庄头群体的身份、地位、财产支配、分家与继承等问题,考察畿辅地区以及基层旗人群体或社会,希望能以此为圆点思考八旗制度对于华北地方社会(包括非旗人社会)所带来的普遍性意义。胡鸿保《旗地与华北的宗族问题——二手文献分析的体会》13一文,重视京畿清代旗人庄头家族后裔的实地调査资料,讨论人类学宗族模式的地区差异性问题,提醒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华北社会的学者未能洞察直隶“八旗土地制度”长期存在的历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导致与华南的比较研究中出现误判。

   探讨顺天府家族的文章有两篇。王玉亮《明代移民后人的迷雾——以顺天府文安县西码头村陈氏问源为例》14指出,明初迁至顺天府文安县的陈氏一族,清初时始修族谱,几经变更,至今仍未明确族源始末。这既与明初洪武、永乐时的社会变动有关,又与移民政策相联,还与移民家族自身际遇密不可分。孙靖国《黄叔璥〈海洋图〉与清代大兴黄氏家族婚宦研究》15,考察了黄叔璥生卒年与其家族的发展轨迹及其婚姻圈等问题,发现黄氏家族本为明代辽东世袭武官,在明代后期逐渐走上科举入仕之途,而清初对辽东士子的倚重亦为其家族兴盛的重要因素。其婚姻对象以科举世家为主,其中以直隶同乡为多,体现出了清代华北科举世家婚姻的一些特点与取向。

   秦博《从〈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看一个明初沧州移民家族的构建与发展》16一文,认为该手卷题赞及其他相关孙氏文献故物,能够深刻反映出明初河北沧州地区移民社会的形成以及地方士绅家族的发展过程。

   于秀萍《清代以来华北府县家谱中的家训与家族日常生活》17一文,主要利用河北的家谱,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提出,除了教戒族人懂规矩,民生教育、保持平和的心态也是家族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与家族、国家的“教忠教孝”思想教育同出一理,也是为了形成秩序意识,以加强统治。

  

   三、山西宗族

   钱杭致力于宗族世系学研究,探讨了山西的宗族结构。他在《沁县族谱中的“门”与“门”型系谱——兼论中国宗族世系学的两种实践类型》18指出,明清以来山西省沁县族谱中的“门”,则除了标识分支,还另有深意。“门”的中心概念是同辈兄弟而非异辈父子;同辈兄弟既可一人一“门”,也可多人一“门”;同辈诸“门”间可互为第一旁系至第四旁系。立“门”既与移民宗族在沁县的发展阶段有关,又反映了族人以整合兄弟关系来增强宗族内向性和凝聚力的要求,是“亲亲”传统的延续。“门”型系谱不影响各分支原有的继承制度,在包容性上与地缘相近的“房”间联宗相似,但拟制性大大降低。“门”及“门”型系谱,可以构成与“房”型系谱不同的另一种世系学实践类型。

   常建华在对山西洪洞宗族的研究中,注意到新的宗族类型。常建华《捐纳、乡贤与宗族的兴起及建设——以清代山西洪洞苏堡刘氏为例》19一文指出,清中叶兴起的山西洪洞县苏堡镇刘氏宗族,经商起家,并凭借捐纳异途进入官场,这与明清时期洪洞县宗族经商起家后,多依靠科举走上仕宦之路有所区别。可见,捐纳是清代地方家族兴起的重要手段,并依靠官商结合保持家道。

   杜靖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山西宗族。《山西沁县卫氏宗族清明祭仪研究》20一文指出,山西沁县卫氏宗祠祭仪是一份非常完备的礼仪典章制度,从集体表象理论和结构—功能论看,它是凝聚宗族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手段;从象征论看,它是区别地域社会其他宗族并由此获得荣誉感和自豪感的策略,同时也是一群儒生身份的自我表达与展露;从活着的子孙和逝去的祖先两者间的交流看,举办祭仪的地点——祠堂,乃沟通阴阳两个世界的桥梁,并非宗族办公场所。《大、小首人制度: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祭仪研究》21一文认为,宗族祭仪是理解中国汉人宗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能反映宗族内部的房支结构关系,也能检验一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位置,包括与他姓宗族的关系。宗族祭仪同样可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观察宗族祭仪不仅仅是停留于祭祀组织、祭祀活动、祭祀功能的考察,同样要高度重视它与特定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文化表达。其中,祭祀场所是宗族祭仪非常重要的舞台。只有把宗族祭仪放在祭祀场所这一特定文化空间里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它的象征意义。

   张俊峰等人的宗族研究结合山西水利社会史。张俊峰、张瑜《清以来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宗族势力——基于汾河流域若干典型案例的调査与分析》22一文,考察了清代以来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宗族势力,在区域社会发展尤其是水利发展中呈现出宗族因素所起到的突出作用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有助于理解华北地方宗族的历史发展与存在形态。张俊峰《神明与祖先:台骀信仰与明清以来汾河流域的宗族建构》23一文指出,台骀是我国古史记载中的上古治水大神,最早以汾河水神的身份出现于《左传》,明清山西许多地方志和民众记忆中均有记载和流传。在明清时代宗族发展的背景下,作为汾神的台骀以张氏宗族第三代始祖的身份被拉进张氏宗族系谱。明清以来在水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条件下,作为汾神台骀后裔的张姓族人,在特定地域社会里便拥有了旁人无可比拟的象征资本和精神资源,凸显出山西区域社会中宗族与水利紧密结合的特点。张俊峰、高婧《宗族研究中的分枝与立户问题——基于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的个案研究》24一文认为,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由宋代发展至今,经历了两次宗族分支,分别为元代分枝和明代立户。靳氏宗族的分枝与立户是宗族发展不同阶段系谱原则和功能性原则起主导作用的结果。立户之后,各户在宗族内部活动,并没有发展成为新的“户族”。张俊峰、裴孟华《超越真假:元清两代河津干涧史氏宗族的历史建构——兼论金元以来华北宗族史研究的开展》25一文强调,史氏不同历史时期重刊祖先墓碑的活动实际上就是一次次的造族活动,其中所涉及的祖先身份的书写和确认与时代形势紧密相关,同时也呈现出与华南宗族不同的特点。张俊峰《北方宗族的世系创修与合族历程——基于山西阳城白巷李氏的考察》26一文,通过梳理山西阳城白巷李氏宗族各门世系创修与合族的历程,呈现中国北方一个宗族的存在和具体表现,希望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和理解既有宗族观念的问题与不足。张俊峰、武丽伟《明以来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宗族——以晋水流域北大寺武氏宗族为中心》27一文指出,以嘉庆十六年武氏宗祠的修建为标志,武氏族人基本完成了宗族实体建构。明清以来直至二十世纪中期的土改时期,陆堡河水利资源长期为武氏一族所控制。张俊峰、武丽伟《“认祖归宗”:清中叶以来太原西柳林村武氏教民的宗族意识》28一文认为,西柳林武氏全族入教,但仍不忘记录历代族人名讳和世系,最终在时机来临时成功实现了他们“认祖归宗”的夙愿,展示出汉人观念中的宗族意识,已经内化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和惯习,长久地贮存在汉人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意识当中。在这样一个天主教氛围浓厚的村庄里,宗教的意识形态高过了汉人教徒的“宗族认同”只是表面现象,汉人教徒的“宗族认同”对于天主教的传播起到关键作用才是事实。武丽伟《汾河流域的宗族结构——以明清时期太原地区的宗族分股为中心》29一文,考察了分股宗族产生的时间、原因与形式,探讨了族内话语权争夺的表现、世系原则基础上功能性决策的结果等问题。上述研究较为集中在汾河流域,张俊峰还著有《繁华落尽:十二世纪以来沁河流域的大姓望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论述了沁河流域的13个宗族。

段建宏等人对山西宗族的研究也值得关注,他们以上党申氏为例,强调宗族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段建宏《明清时期上党申氏宗族与地方社会》30一文指出,申氏宗族是明清时期上党地方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无法与官宦宗族、商贾宗族相比拟,它却是地方社会中最普通的形态,最具底层社会的代表性,承担着贸易、治安、救济等多种职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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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20年05期 第141-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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