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也: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 次 更新时间:2019-11-10 21:57:52

进入专题: 历史人类学   区域社会史  

张小也  

  

   内容提要:近年来,历史人类学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史学研究方法,然而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对此,一直倡导该研究方法的几位代表性学者指出:其一,在区域社会研究中应避免“通史区域化”和“区域史地方化”倾向,认识到区域是一种历史建构,是研究者用经验来加以解构的研究对象。其二,对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使用须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方面应该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从典章制度入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其他分析框架的重要性。其三,历史学应该展示历史的全貌和内在脉络,恢复历史的现场感。但是当代历史学无法离开社会科学,因此历史学研究应注意引入那些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这样才有利于学科内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其四,民间文献的规模固然庞大,但是不应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有建设性的做法是找到恰当的方法。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需要科学的方法,不应破坏其原来的系统,还应注意克服其局限性,解决其中史料的层累问题。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区域社会史/社会科学化/民间文献学

  

   标题注释:本文根据笔者自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间对科大卫、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等学者的访谈完成。内容主要由五部分录音组成,北京师范大学罗丹妮博士担任全部前期整理工作,特此感谢。近年来,历史人类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的委托,笔者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间,对一直积极倡导这一研究方法的科大卫(David Faure)、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等学者进行了访谈,并结合近期相关研究,将历史人类学的发展状况以及对一些核心问题的新认识加以整理成文,以供学界参考。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学界的关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尝试使用这一方法。对于这种“乐观”的局面,几位较早对这一方法进行探索的学者指出,有些认识仍需要进一步明确。

  

一、再谈区域社会研究方法

  

   众所周知,历史人类学以区域研究和微观研究见长。这一特点曾经令上述几位学者受到很多质疑,在早期,他们经常需要回答区域是否能够代表全国,微观是否能够说明宏观等问题。也正因如此,他们在如何通过区域的、微观的研究达致对整体历史的理解方面有长期深刻的思考。

  

   与这几位学者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历史研究中有关区域社会的论著越来越多,许多年轻学者踏入学界的“敲门砖”都是区域研究的成果,他们很幸运地不再被“代表性”等问题所困扰,这是整体学术取向发生改变的结果(或多或少也应当归功于历史人类学的直接影响),但是,某些研究者也许并未真正理解区域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对此陈春声指出,有两种倾向应当注意并加以避免,因为它们虽然貌似区域研究,实则误解了这一方法的意义,限制了这一方法的作用。其一是通史区域化。这一研究虽然着眼点也在区域社会当中,但是研究者受以往大通史模式的桎梏,难以发挥学术的创造力和思想的创新性,因此不能通过区域社会的研究追寻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而是按照惯性将大通史变成了地方版,实际上是“一场既有思考和写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游戏”。① 其二是区域史地方化。这一路数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地方性资料进行挖掘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描述,或对所谓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进行归纳,将其化约为便于记忆的文字符号,不但浪费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而且只能视为一种低水平的重复。②

  

   关于区域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科大卫早在若干年前解释“华南研究”的时候就谈道:“华南”不是固定的区域,而是历史建构过程,是以区域研究取向来理解中国历史的试验场。华南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随着研究者的问题和视角而变化的,所谓“区域”,不过是从研究主题引申出来的由研究对象自我认同界定出来的空间罢了。③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更加明确地指出,所谓区域,是在不同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人群因应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具与多层次的观念,也就是说,区域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建构,是长时期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关涉到地方性观念、国家意识形态与制度的互动过程,并且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既然如此,那么区域研究就不应该是先划定地理范围,再作茧自缚的研究类型。“从某种角度上看,真正区域研究的取向应该是反过来的,即首先是要追问我们何以认为这样的划定是合理的?这样的划定关系着怎样的历史建构过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达致对地方性传统与王朝观念、制度互动过程的深入了解”。④ 也正因如此,理解区域历史即意味着理解整个中国的“大历史”。可以看到,他们的视角与前述两种“区域研究”是截然不同的。

  

   总之,历史人类学所倡导的区域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将原本被视为固定的区域也拿来作为解构的对象,这对于初学者来讲存在一定的难度,⑤ 但它毫无疑问是人类学赋予历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卓有成效的分析工具,如萧凤霞(Helen Sue)在近期一次谈话中所说的:和历史学比较,人类学同样是看一点、一个事件,但是焦点落在这个点、这个事件到底是怎样一层层做成的。那些点和事件不应当是我们用来组织研究题目的材料,而应当是我们用经验来加以解构的研究对象。⑥ 笔者以为,人类学所重视的对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不断反省,可以令历史学者更有能力对史料的形成过程以及自身的主观意识进行剖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协调客观历史与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将它们共同置于一个更加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框架之中。

  

二、再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注点,而“区域社会如何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又是其中最主要的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者们以为,传统的大通史将中国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而实际上“中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时间表”(科大卫语),如郑振满对闽南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指出,在两宋之际,由于士绅阶层积极参与神庙祭祀活动,闽南地区民间神庙的仪式传统与象征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有些神庙开始纳入官方的祀典,表明了国家与区域社会的相互承认。科大卫、刘志伟对华南地区宗族的研究指出,明清华南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这个趋向,显示了在国家与地方认同上整体关系的改变。如果将他们的研究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不同区域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进入国家系统的过程。他们从区域出发理解整体历史,甚至有“野心”重写中国通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受这一观念驱动。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背景原因外,几位学者的问题意识与他们的学术路径有关。他们承认,自己的知识储备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制度史,每当看到族谱、碑刻、祠堂、寺庙,立刻就会联想到那个时代的制度背景,因此,在地方社会结构中很容易地就看到了里甲、赋役、卫所系统所发生的变化;在家族组织中,很容易地就看到了礼仪的变化,同时也就找到了研究课题。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他们的研究对于很多后学者形成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成为一种模式,他们很容易亦步亦趋地讨论王朝的影响,强调士大夫化,乃至他们的研究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这个地方变成了中国”。

  

   对于这个问题,几位学者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一个研究是否有必要联系到国家制度,只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地方受国家制度的影响很大,有些地方则不然。除了国家制度外还应该看到其他的因素,例如,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在研究中用成都平原的市场去分析农村社会结构,虽然他的结论未必能够推广到其他地区,但是由此可以看到国家制度之外的因素。决定一个地方社会发展的因素很多,很多因素都不是国家所能完全控制的,所以我们的研究不能都归结到国家上面,否则就陷入了另一个套路。国家制度可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之一,但是绝对不能作为结论。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应当由典章制度入手,一则是因为从王朝典章去说明社会制度,在中国学术传统上有长久的渊源,一个中国学者研究传统中国社会问题,承此“家法”,不失为治学之正途;二则是因为在事实上,中国历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我们长期存在统一的中原王朝,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一直在王朝典章制度规范下,虽然社会现实与制度规范常有相当大的距离,但王朝制度常通过不同的机制直接或间接影响或制约社会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的结构。⑦ 而地方发展的一个主要过程,就是把国家制度变成一个社会化的资源,而且是最主要的资源。在很多情况下,地方社会发展的关键,就是会不会利用国家的这些资源。

  

   学者们还指出,即便是“如何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各地区也有不同的答案,因为它们各自的发展动力和机制都是不同的。在珠江三角洲看到的是一个王朝制度推广普及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地方社会利用王朝制度来建立霸权控制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江南可能是相反的,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抵抗。一直在华北地区进行研究的赵世瑜也指出,“华南研究”的总体问题意识是各个地区如何进入国家成为编户齐民,这无疑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华北地区与华南的情况显然有明显区别,在历史上,华北地区受中央王朝关注的程度远远超过华南地区。例如泰山系统,从秦汉时期就有国家封典,此后一直绵延不绝,民间还存在复杂祭祀传统,它的历史更加久远,层面更加丰富,晋祠系统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做更长时段的更完整的研究,概括出一套有解释力的概念体系。

  

   几位学者反复强调,历史人类学研究本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突破原来大通史的局限,不仅在国家的层面思考中国历史,而且要在地方社会发现更多元的发展脉络。因此,如果说他们以往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模式,那么后来的学者则一定不能受这些模式的限制,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更多元的因素,并且努力解释这些因素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过程。

  

三、历史学本位与社会科学化

  

   历史人类学采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对历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然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在2002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主办者就曾经有意识地安排来自这两个学科的学者同场发言,讨论如何保持学科本位的问题。当时的与会者陈春声、刘志伟和郑振满很谨慎地做了初步回答,指出人类学研究更多是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过程,其目的在于直接回答现实问题。而历史学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的推演过程,它讲究事物发展的前后关联性。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历史人类学   区域社会史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924.html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0年第1期 第97-104页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