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洪亮: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困境与新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 次 更新时间:2022-12-07 19: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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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洪亮  

  

   摘要:中国历史人类学是一门在与西方主流理论对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中国历史人类学在理论观照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诸多困境。这些困境集中体现为无法突破田野作业的限度,因过度强调“社会科学化”而带来跨学科的迷失,以及难以妥善处理“边缘”与“中心”、“小地方”与“大历史”的关系等方面。近年来,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试图不断突破原有的困境,体现出内部调适的积极努力和新的进路,在研究内容、学术脉络、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学术评价等方面显示出日渐鲜明的中国特色。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  内在调适  学科体系

  

   历史人类学融合历史学、人类学所长,具有跨学科的优势,同时也存在若干局限。针对这些局限,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不断进行着内部调适,并在“中国化”的方向上持续发力。

   一、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困境

   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理论与思潮传入中国,逐步为中国学术界与思想界接受。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当时,中国人类学界的研究主要是“拿来主义”,甚至全盘接受西方理论方法,未能很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学科在消化吸收西方人类学20世纪中期以来的新发展后,同样难以摆脱对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依赖。在此背景下,中国历史人类学也面临类似的境遇,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是学界亟须回应的重大问题。

   在西方汉学界,施坚雅、弗里德曼、武雅士等学者在不同的领域逐渐形成了相关研究的主流理论话语。施坚雅通过对四川集市的分析,结合中心地理论,建构起区域社会研究中的市场体系理论,并成为区域研究的典范;弗里德曼认为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是在功能性需求之下,移民利用熟知的中原地区宗族观念建构起来的,完全漠视了本地居民主动融入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体系的过程;武雅士将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鬼、祖先对应于现实生活的帝国官僚、乡村中的外人和同族长辈三类人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正是在与西方主流理论对话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譬如,萧凤霞通过对小榄菊花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指出施坚雅以可以计算距离的市场及其形成的层级关系来解释中国社会结构,忽略了各级市场是在一个社会分化、获得权力的机会不平等以及充满文化歧视的社会脉络里运作的;科大卫的宗族研究在弗里德曼等人研究基础上展开思考,“我自己的研究,是要把费里德曼的看法,落实到具体的历史脉络中”。他通过回应民间信仰研究中影响较大的神明“标准化”理论,认为在广阔的地域中,存在着“表现不一但同被接受的正统化的标签”,并逐步提出“礼仪标识”这个重要概念。此外,通过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等人关于宗族与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华南研究问题上与西方主流理论对话的意图。这说明,尽管力图摆脱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但中国历史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深深切入西方人类学的主流理论关注之中。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奠定了西方关于汉人宗族研究的主流理论基础,然而,他的“目的在于与西方人类学非洲宗族研究对话”。因此,王崧兴指出:“中国社会具有高度复杂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特有的思考方法和世界观等。如果人类学家仍然一味以研究非洲的亲属制度之类的理论为研究工具,势必遭遇到了解问题的局限性。”王铭铭也曾指出:“国内社会科学界‘跟风’问题确实相当严重,我这行便有惟美国学术‘转向’马首是瞻的倾向。”中国经验的复杂性要求生成新的理论与方法,而非照搬西方理论与方法。

   在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中,一些学者因盲目照搬西方“国家”与“社会”理论而受到批评。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背后隐含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中国传统历史进程及其社会现实与西方有重大差异,利用国家与社会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谨慎。武雅士把中国民间信仰简化为“神—鬼—祖先”结构,并把这一信仰结构同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析结合起来,而且往往把社会置于国家的对立面,这与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实际情况相异。杜赞奇把福柯的“权力”概念、吉尔兹的“内卷化”概念和特纳的结构论杂糅,为中国华北社会建构起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并强调不同权力结构对文化网络的依赖性,体现了国家政权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这种概念与理论的创造,其目的在于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主流理论对话,至于是否完全符合区域中国的实际,需要中国学者进一步的研究与验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与王铭铭研究成果的集中出版有一定关系。1997年,《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等著作出版,后两部书被称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本土人类学在重建与反思中,在历史人类学领域的先锋之作”。其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对于推动用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贡献甚大,尤其是在宗族与民间信仰研究中,利用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宗族、民间信仰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两个热点。然而,不少学者却忽视了该书中对于警惕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西方文化背景的忠告。

   二、历史人类学方法的局限

   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不断研究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需引起重视。

   (一)田野作业的限度

   首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不同。美国哈佛大学宋怡明认为,历史人类学家按照人类学的“田野”进行调查,往往会招致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批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注重资料的搜集过程,又常常预设了与某种主流理论的对话。不同的田野以及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必然要求人类学调查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参与观察法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以“回到历史现场”为目的,在“现场”体验历史,与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解读地方历史;历史人类学也强调参与观察,但是观察时间一般比人类学家的参与时间要短得多,而且以搜集民间文献资料以及民间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认识为重点,而不是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那样融入当地社会。人类学强调共时性,强调研究共时性的文化结构;历史人类学强调历时性过程,强调对历史时期文化的“结构过程”的解读。走向田野,呈现在历史人类学调查者面前的是共时性文化结构,如何通过共时性文化结构解读区域社会历史,这是田野调查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其次,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区域性的人类文化活动。尽管从中国的“古史传说的时代”到先秦史、明清史直至当代,可以借助人类学研究方法并利用田野调查的民间文献资料、民间传说、考古新发现来解读历史,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研究都适合于田野调查。总体而言,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操作性较强,也更能体现田野调查重要性的是明清以来的地方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研究。研究区域的选择往往制约着田野调查。从华南历史人类学比较成功的范例来看,珠江三角洲、福建莆田、漳州、闽西四保等相对较小的区域宜实施田野调查;华北则宜在山西晋祠周围等地展开。可见,区域研究范围的大小关联田野调查实施的有效性,区域研究设定范围越大,田野调查难度越大,研究结论中存在的问题可能越多;区域研究设定范围越小,田野调查难度越小,研究结论中存在的问题可能越少。然而,区域研究的范围设定过小,形成的结论不易在更大的区域中形成认同,易导致研究的“碎片化”。

   再次,田野调查者的主观性也会影响调查资料的价值。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参与调查者在观察、访问、统计中,由于个人兴趣、精力、时间、经费乃至学识的限制,客观上存在着调查的盲点,也会在调查过程中遇到人为障碍。调查资料是否真实?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出版后,人们对人类学文化表述的真实性有所质疑。人们发现,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对象可能会编造历史,甚至制造假的历史证据。由于记忆遗忘或者个人的人生阅历判断,从被调查者那里得到的“历史”可能是琐碎的、夸张的、虚假的,这可能误导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或者得出错误的结论。

   最后,调查资料也要谨慎利用。“人类学家如果只把调查资料套入自己学科的理论框架,很容易造成分析问题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人类学在对田野调查资料与文献资料比照、甄别、选择的基础上,把握区域历史文化的真实性。田野调查资料需要与文献资料结合,单纯使用田野调查得来的碑刻或族谱资料与单纯使用档案或正史资料一样,都可能有其片面性。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民间文献去理解正史或档案,寻找不同资料或不同声音之间的差异,并在历史的情境中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

   (二)“过度社会科学化”与跨学科的迷失

   虽然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借鉴对方的理论与方法,但是历史学与人类学存在一些根本性的不同点。历史研究以历史时期传承至今的文献资料为主要史料来源,人类学则以共时性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历史研究需要将个人与事件进行明确的时空定位,人类学的社会时空定位要宽泛得多。历史研究结论依赖于对文献资料的直接比较与分析,尤其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以历史为本位的中国历史人类学,虽然是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的重要成果,但与历史学的渊源更深;在实际研究中,如果过于强调人类学方法、田野调查、共时性分析,可能导致历史学学科特色的丧失。英国社会史学家汤普森早就警告过,“当我们将社会史同比较复杂的人类学挂起钩来时,我们面临的理论困难显然更大”。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而不是建立新模式。近年来,历史人类学研究社会科学化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增强,甚至出现了过度社会科学化的情况,可能造成跨学科的迷失。

   所谓“跨学科的迷失”,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跨学科研究中学科特色或者学科传统的坚持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学科偏见。王铭铭的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史梳理常常是在人类学的系统中进行,或者直接同施坚雅、武雅士、弗里德曼等国外人类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却很少涉及中国历史人类学者的研究;以人类学为本位的张小军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卓有成效,却仍然认为历史人类学是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家的历史视角带有明显的人类学色彩,容易将当代的结构和想法向过去投射;人类学家容易把共时性的结构作为历时性的存在,习惯于概念化、模式化、理论化的解释,这对于人类学出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论者而言,易于遮蔽共时性结构形成的历史过程,并且把这种遮蔽下的“结构”当作理论建构的基础。

   另一方面,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过度社会科学化,可能导致各学科理论都不精深,不能真正从跨学科的角度理解研究对象。早期参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无论出身历史学还是人类学,多是对某一学科非常精深,这种跨学科常常能够产生出色的成果。然而,也有部分研究者,不管对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皆所知甚浅,其研究成果则可能不利于跨学科研究。还有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之初,就冲进跨学科领域,但是对于跨学科要求的多学科理论方法则相对欠缺,这种情况之下,也难以产生跨学科研究的佳作。而且不少历史人类学论著的题材因为跨学科的选题导致边缘化、琐碎化,以及共时性分析大于历时性分析。温春来曾批评这种研究,“‘历史人类学’风格影响的论文……而大部分研究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专注于新方法而忘记了史学的精髓”。

由此可见,跨学科应当适度。学科其实无壁垒,华南历史人类学并不盲目跨学科,萧凤霞主要在人类学的学术脉络里耕耘,科大卫、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刘永华等学者也很少涉足历史学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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