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定:私有财产、自我意识与自由——试析卢梭对于资产者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7 次 更新时间:2022-09-17 21: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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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增定  

  

   一、卢梭的批评对象

   在现代政治哲学家之中,卢梭一直是以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激烈批判而闻名于世。单就批判的激烈程度来说,后世的政治哲学家之中或许只有尼采和马克思才能与卢梭相提并论。不过,尼采和马克思的批评对象都比较明确:前者主要批评的是基督教,后者则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之下,卢梭的批判对象至少看上去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辩。大多数研究者要么从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视角地认为卢梭的批评对象泛泛是现代性、现代文明或现代社会等,甚至直接断言卢梭批评的就是人类文明或人本身;要么是从一种具体的历史视角认为卢梭的批判对象是自己所在的时代和国家,也就是十八世纪的法国。

   这两种理解视角看起来都不无道理,并且都可以在卢梭的文本中找到相关的根据,但是它们显然都不足以揭示卢梭政治哲学的真正思想意图。卢梭既不是泛泛地批评现代文明或人类文明,也不是简单地表达对于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败坏和不正义的道德控诉。事实上,卢梭是通过对其自身所处的具体时代和社会的反思和批判提炼出了一个面向未来时代的普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卢梭思想的震撼性力量,并且从中获得丰富的思想资源来思考我们自身时代和社会的根本危机。

   那么,卢梭的批判对象究竟是谁?对于这个问题,著名学者和卢梭研究专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答案——资产者(bourgeoisie)。在他看来,资产者不仅是卢梭的真正批判对象,也是理解他的政治哲学的最佳视角。因为透过资产者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卢梭所批判的现代性、现代政治乃至人类文明本身的病症和危机是如何具体表现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除了布鲁姆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莱蒂(Lucio Colletti)更是明确地认为,卢梭对于资产者的批判开启了马克思后来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先河。

   顾名思义,所谓的“资产者”就是拥有财产(property)的人。但是,这个简单的定义显然不能表达资产者的本质内涵。事实上,对于资产者来说,财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外在拥有物,而是构成了他的本质规定性,也就是说,资产者的自由甚至人格(person)都体现于他所占有的财产。一个人是否自由,就在于他的意志是否自由和独立,是否能摆脱他人的控制。而要实现意志的自由,就必须拥有适当或足够的财产。简言之,资产者的自由就是基于财产的私人领域的自由。这种自由观念塑造了一种新的人格类型,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典型人格,即资产者或资产阶级,它在根本上压倒并且最终取代了古典政治社会中的公民(citizen)。但在卢梭看来,正是这种资产者的自由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不平等危机,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意义上的不平等,还包括内心情感上的不平等,也就是通过依附性的与他人的比较塑造出来的不平等意识。

   按照布鲁姆和科莱蒂的理解,卢梭对于现代性或现代文明(甚至人类文明本身)的批判最终都落实为对于资产者的批判。换言之,资产者作为一种新的人格类型不仅构成了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而且浓缩了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所有败坏、不公正和奴役。在卢梭的眼里,资产者所要追求和自由在根本上是一种奴役,而他们所要要求的平等恰恰是一种极端的不平等。相应地,要想克服现代社会的不平等或不正义的根本危机,就必须彻底地否定资产者这种人格类型及其追求的自由。

   二、资产者的自由

   熟悉现代政治以及现代政治哲学思想的人不难看出,卢梭所批评的资产者正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洛克在《政府论》中所描述的自由人。为了反驳保皇党人费尔默的“家长制”和“君权神授”思想,洛克提出了所谓的自然状态思想。在这种前国家或前政治的“自然状态”之中,每个人都是自由人,他们的意志都是平等的,不受任何其他人支配。在洛克看来,人之自由的根本保障就是财产,因为如果没有财产,那么他就会被迫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成为被他人控制的奴隶。财产不仅是自我保存的手段,而且是自我或自由意志的延伸,甚至是它的实现。

   在洛克的笔下,财产作为一种自然权利的道德基础就是劳动。在最原初的自然状态,所有的土地都是公共和无主的,不是专门属于某一个人。当某个人通过劳动改变了土地的原始形态,赋予了土地本身所不具有的价值,那么土地以及土地上所出产的一切东西都是这个人的正当占有物,也就是财产。正因为如此,洛克将财产同自我保存或生命、自由一样,看成是人在自然状态中的一种自然权利。相应地,尊重每个人的财产权就是自然法。因此,尽管洛克本人没有使用资产者这个说法,但他所说的自由人的确就是资产者。

   洛克的这种将人的自由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之上的思想,被当代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称为一种“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并不局限于洛克,而是包括同时代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里。尽管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都没有将财产视为人的自然权利,但他们认为,人的自由意味着人拥有一个专门属于其个人的某物或某个私人领域,不受他人奴役。换言之,资产者是一个独立和自由的个人,他们不是任何教会、行会和封建贵族的私人财产,不受任何他人控制。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麦克弗森将洛克的财产权思想看成是一种“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洛克所说的自由人当然就是资产者或资产阶级的原始形态,而他所预设的自然状态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开始。洛克试图将自由人的平等这一普遍的自然法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上。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财产权或财产的私有制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也就是所谓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来源。尽管“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却将这种不平等推到了极端,因为它将财产也就是资本的私人占有视为唯一的追求目标,使得整个社会变成两个阶层的直接对立。就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具体讨论洛克所证成的自由人如何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产阶级,而是仅仅试图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一转变中,卢梭对于资产者的批判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卢梭不仅敏锐地觉察到“资产者”这一新型的社会现象的出现,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作为一个资产者的社会(也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危机。简言之,卢梭的批判可以概括为:首先,洛克所说的自由意味着自我或人格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不依赖于他人的意志;其次,洛克将自我或自由奠基于财产权和财产私有制,而财产权一定会涉及到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最后,只要将私有财产看成是社会的基本原则,那么结果一定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或不正义,也就是一些人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侵犯乃至剥夺后者的自由。

   三、没有自我意识的自然人

   从形式上来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似乎并没有直接谈及“资产者”。而且,卢梭的批评对象也不是局限于现代资产者的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全部历史。但是,这种表面的观察恰恰忽视了卢梭的批评视角——自我意识。事实上,卢梭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及相应地,人类社会出现不平等的根本标志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出现,也就是说,当人明确地意识到有某种东西属于“我的”时,在逻辑的意义上,人类的文明社会就开始了。在《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第二部分开头,卢梭这样说到: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this is mine),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

   因此,自我意识构成了人类的自然状态和文明社会的分界线。在自然状态中,人的本质特征就是缺乏自我意识。就像卢梭说的,“人的最原始的感情就是对自己生存(existence)的感情;最原始的关怀就是保存其生存的关怀。”这意味着,自然人虽然有生存的原始感情,也就是维持其生存或存在的本能,但是他并没有自觉和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以及他人的区分和对立,处在一种懵懂无知的“天人合一”状态。周围世界中的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无生命物、植物、动物,还是人,都不过是满足他的自我保存的本能需要的对象,因此都没有本质区别。即便自我保存是自然人的本能,但严格说来,他却并没有关于自我的自觉意识。

   由于没有任何关于自我的意识,自然人既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也没有任何道德观念和情感。从前一方面来说,自然人就是孤独的野蛮人,对自己之外的他人没有任何关注。

   其实在原始状态中,既没有住宅,也没有茅屋,又没有任何种类的财产,每个人随便住在一个地方,而且往往只住一夜。男女两性的结合也是偶然的,或因巧遇,或因机缘,或因意愿关系,并不需要语言作为他们彼此间表达意思的工具。他们的分离也是同样很容易的。

   不仅如此,哪怕一个女人生了孩子、做了母亲,只要孩子长大、能够独立生存,他便离开自己的母亲,双方便成为陌生人。

   孩子一旦有了自己寻找食物的能力,就毫不迟疑地离开母亲:而且,他们除了永不失散,谁也看得见谁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保持互相认识的方法,因此他们往往会很快就互不相识了。

   由于自然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相应地也就没有文明社会的道德观念。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观念都是跟对待他人联系在一起。“最初,好像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彼此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除非我们从生理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词,把那些在个人身上能够妨害自我保存的性质叫做邪恶,把那些能够帮助自我保存的性质叫做美德。”卢梭并不否认自然人也有一种原始的同情,正是它使得自然人在原始或自然状态中不会相互伤害,维持了基本的和平。“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情感,由于它调节着每一个人自爱心的活动,所以对于人类全体的相互保存起着协助作用。”

   但是,卢梭认为同情不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情感,而是同自爱或自我保存一样是一种原始的情感。自然人之所以不伤害他人,不是因为他有道德高尚,而是因为他看到别人受到伤害会产生痛苦。在这一点上,人和某些动物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在后者那里也有类似的本能或原始情感。

   我所说的怜悯心,对于象我们这样软弱并易于受到那么多灾难的生物来说确实是一种颇为适宜的禀性;也是人类最普遍、最有益的一种美德,尤其是因为怜悯心在人类能运用任何思考从前就存在着,又是那样自然,即使禽兽有时也会显露出一些迹象。

   正因为如此,他才批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当霍布斯说自然状态是人人相互伤害和敌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时,他其实并不是在描述真实的自然状态,而是错误地将人在社会状态中的特征和表现看成是人的自然状态。

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纠缠于自然人和自然状态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卢梭的一种人为思想实验的结果——他将人性中的一切社会性的因素都排除掉,由此获得了一个思考人类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逻辑起点和规范性的原则。对我们来说,卢梭这一思想实验的主要意义就是它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人的自我意识是跟他人和社会相互依存和共生的,甚至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假如没有社会和他人作为镜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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