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定:大学与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01 次 更新时间:2024-01-03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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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增定  

1933年4月20日,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5月27日,德国的大学节,海德格尔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就职演说一一《德国大学的自我确认》,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尽管不久之后,海德格尔就离开了动荡不安的政治旋涡,重新回到自己平静的课堂。但是,历史毕竟不能改写,这篇短短的讲演似乎注定要使海德格尔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

顾名思义,这篇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确认》的讲演,当然首先讨论德国大学的问题。当然事实并不只是那么简单。因为德国大学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同德国作为一个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的历史和命运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德国很晚才完成自己的政治统一。19世纪初,当德国的近邻英国和法国早已成为强大而统一的现代国家时,德国还处在四分五裂的政治动荡之中。出于对这种政治现实的绝望,当时最优秀的德国文化人首先把统一的希望寄托于德国文化。他们相信,即使德国暂时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民族,也能首先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化民族,而文化的统一多少能够反过来促进政治的统一。正是在“文化救国”和“教育救国”理想的鼓舞下,洪堡在1809年创立了柏林大学,黑格尔和其他文化人也献身于大学教育,他们共同的希望就是在政治之外通过大学教育来改造民族,把德国人“教化”成为完善的自由人。

但是,德国文化人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完成德国政治统一的力量并不是文化和教育,而是“铁血宰相”稗斯麦的武力。随着德国政治制度的建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德国大学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洪堡等人当初的教育理念逐渐让位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大学逐渐变成职业培训学校。即使少数大学仍然坚持所谓的“学术自由”,对抗大学的市场化潮流,但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与政治无关的“为学术而学术”。从前一方面说,大学教育的目标不再是培养自由人,而是生产整齐划一的行政管理或工商管理人才;从后一方面说,大学的学术研究已经不是为了用精神和思想领导和教育人民,而是成为一个自我生产和自我封闭的僵死体系。一旦大学不再能够在思想上占据领导和中心地位,而是听命于一种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经济实用主义,那么,德国的政治和文化就必然走上互不相干的畸形发展道路:失去文化领导的政治越来越堕落为狭隘的政治市侩,而不能扎根于政治的文化也逐渐成为僵死的知识教条。最终的结果是,德国既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也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化民族,更遑论同时成为这两者。一次大战和魏玛德国的失败,说到底就是德国大学与高等教育的全面失败。

不可否认,海德格尔的讲演正是对这一百年德国大学历史的全面反省。他之所以强调“德国大学的自我确认”,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恢复“大学自治”的古老传统。所以在讲演的一开始,海德格尔就重新确立了大学“自治”的原则:“让我们自己担当起使命,让我们自己决定实现使命的道路与方法,以使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应当所是之人。”所谓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不仅应该独立于政治,而且更应该反过来领导政治,因为大学的目的就是“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国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护卫者”。对于德国大学来说,所谓的科学、学术或知识仍然非常重要,但是科学不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自足世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而是关系到德国民族的命运,因为“追求德国大学本质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学的意志,就是追求德国民族历史精神使命的意志,因为这个民族正是通过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通过强调德国大学的这一“自我确认”,海德格尔暗示了贯穿整个讲演的核心问题:知识与命运的关系。

一旦把大学的本质归结为“追求科学的本质”,一旦涉及到科学与命运的复杂关系,那么海德格尔的视野就远远超出了短短一百年的德国历史,而是延伸到两千五百年的西方文明历史;德国大学不仅事关“德国民族历史的精神使命”,更是事关西方文明的命运本身。因为,科学作为西方的本质规定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西方的命运。

西方文明的开端就是希腊哲学的突然出现。正是在这个开端,希腊人第一次洞察了存在的真理一切生成都是消逝,一切永恒都是无常,一切确定性都是不确定性,一切根基都是深渊;一句话,存在就是命运。海德格尔借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主人公普罗米修斯之口道破天机:“知识远不如命运更有力量。”希腊人虽然知道知识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但在对命运的追问和反抗之中,却把自己的意志升华为知识和真理,创造出城邦和精神的世界。就这一点来说,“一切科学都是哲学——不管科学知道与否,也不管科学愿意与否。”一切具体的知识或科学必须回到这个开端,并从这个开端获得力量。

海德格尔试图向我们表明,希腊人所说的知识或科学同现代人的理解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科学在希腊人那里绝对不是一种为“沉思而沉思”的理论,而是一种实践或“实现”,一种“想要接近如其所是的存在者并受其逼迫的激情”。因为理论说到底也是实践,并且是最高的实践。通过这种实践,希腊人在对命运的叩问中服从了命运的召唤。因此,科学对希腊人绝对不是所谓的“文化财富”,而是“民族整体存在的最内在核心”。

但是西方文明的开端就是其终结的开始。希腊人对存在或命运的最初追问,很快变成了一套现成的答案,不管它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不管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现代的主体。一旦追问变成了答案,存在的无限深渊就被掩盖,命运就被虚假的知识所征服。当西方文明耗尽了开端的一切力量、穷尽了开端的一切可能性之后,一个极度贫乏、没有任何精神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就是尼采所预言的“上帝之死”,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时代:“西方的精神力量已经衰亡,西方本身也开始分崩离析;这个垂死的虚假文明也已坍塌,使所有的力量都堕入混乱并且在疯狂中窒息。”

海德格尔相信,德国大学的使命不仅是拯救德国,更是要拯救西方文明本身。

尽管希腊的哲学开端已经过去了2500年,但是海德格尔认为,开端并没有结束,而是仍然存在,因为“开端并非作为遥远的过去处在我们身后,而是站在我们的面前。开端作为伟大事物预先超越了所有将来之事,因此也预先超越了我们自己;开端已经闯入我们的未来,它站在那里,遥遥地主宰我们,命令我们重新把握它的伟大”。海德格尔坚信,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一个同样蕴涵着无限可能和力量的开端;正如西方文明的第一个开端来自希腊,这个全新的开端则来自德国。问题是,德国是否愿意追问这个新开端,担负起这一新开端的命运。所以这里的决定性的因素仍然是科学。

如果说德国大学的本质就是科学,如果科学必须从对命运的追问中获得力量,那么,科学就必须回到这个新的开端:“科学在追问和敞开中坚守存在整体的不确定性或命运,正是这种意义的科学成为一个民族真正的精神世界。”正如2500年前希腊人通过科学创造了自己的精神世界,2500年后德国人也可以而且必须通过科学创造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因为,“精神是以命定和认识的方式对存在的本质进行决定,所以它是捍卫一个民族的大地和鲜血力量的权力,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权力。只有它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伟大。”这些带有政治蛊惑力的话语无非是要说明:德国大学的“自我确认”取决于科学,而科学则是命运的追问和决断,并且在决断中创造德国民族的精神世界。

海德格尔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演讲的起点。现在,海德格尔根据大学的“自我确认”和“自治”原则,对大学进行彻底的改造。首先,德国大学必须培养学生的三项义务:“劳动服务”、“国防服务”和“知识服务”——“劳动服务”通过劳动使学生培养同其他社会阶层同甘苦、共患难的共同责任感,“国防服务”使学生时刻准备战斗,捍卫德国民族的荣誉和天命,“知识服务”使学生同德国民族的精神使命联结在一起。当然,这三项义务“同等原初”、处在“相同的等级”,而且“只有当劳动、国防和知识三种服务从,开始就凝聚为一种创造睦的力量时,德国大学才能获得自己的形式和权力”。其次,海德格尔尤其强调,大学的“知识服务”不是要把大学变成职业培训学校,而是要为整个民族培养精神领导者和护卫者。最后,大学的所有系科和学科必须抛弃陈旧的条条框框,扎根于真正的“科学”原则,并且服从科学的领导。

一个阅读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与其他文字的人,一定会对这篇讲演的风格感到吃惊。这位一贯鄙视非本真的常人世界的哲学家,如今开始作出决断,通过行动把自己的同胞从非本真的黑暗中引向本真的光明。毫无疑问,尽管海德格尔一再声称返回前苏格拉底的哲学,但他的这篇讲演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苏格拉底式行动,正如《理想国》中的哲学决定返回黑暗的洞穴去解救自己的同胞。海德格尔希望通过大学的改造,在精神上领导并提升这场已经到来的德国政治运动,最终重新确立哲学对政治的古老统治地位。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这篇讲演引用了《理想国》中的一句话作为结束:“一切伟大的事物都处在暴风雨之中。”

海德格尔的讲演确实是一场“暴风雨”,在弗赖堡大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一方面,他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大学革命几乎受到大多数教授的抵制。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人也在讲演中听出了海德格尔的“弦外之音”,但他们从来没觉得自己需要在精神上被领导,因为诚如海德格尔所言,这场运动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真理。一年之后,在教授的激烈反对和上层的默许中,海德格尔黯然辞去了大学校长之职。

但是,历史并没有放过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就在海德格尔发表了这篇讲演不久,他曾经的忠诚弟子、犹太思想史家卡尔·勒维特就毫不留情地讥讽自己的老师:“这篇把纳粹的花言巧语与古典哲学的语言交织起来的文章是如此地异乎寻常,以至于最终听众怀疑自己是应该开始读一读前苏格拉底哲学,还是应该加入纳粹冲锋队”。

二战以后,在战后西方世界对纳粹德国的思想“清算”中,无论在英语世界,还是在自己的祖国,批判海德格尔都成为一种时尚,而这篇讲演则一次又一次地充当了批判的靶子。譬如,法国的法里亚斯和德国的奥托之类的无聊文人挖空心思地证明,这篇讲演就是一个赤裸裸地拥护纳粹的宣言,而英美世界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良心家”更是怀着高高在上的“政治正确”优越感,不遗余力地炮制各种诛心之论,恨不得利用这个“污点”把这位海德格尔一劳永逸地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但是,海德格尔不是政客,而是思考人类命运的伟大哲学家。尽管这篇讲演确实打上了具体的时代烙印,但它毕竟不是一篇单纯的政治宣传,而是一个哲学家对民族前途和政治命运的深刻思考。政客必须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哲学家却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的哲学辩护。我们可以在政治上打倒一位哲学家,但不可能打倒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

70年后的今天,尽管海德格尔所期望的新开端仍然遥遥无期,但他所预言的技术时代倒是真正地到来了。这个技术时代把所有的民族都卷入所谓的“全球化”洪流,一切传统都己经死亡,一切神灵都己经隐退,所有的民族都面临彻底的精神贫乏和虚无主义的命运。大学并没有担当起创造精神世界的天命,而是越来越成为海德格尔所鄙弃的“职业培训学校”和“知识加工厂”。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我们重新谈起70年前海德格尔的这篇讲演时,所谓的“政治正确”优越感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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