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中国学派”问题的再思与再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4 次 更新时间:2020-11-17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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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  

内容提要: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显著,产生了各具自身特色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体系理论和共生理论等,而且都出版了各自的代表性著作,初步形成了“中国学派”。之所以要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主要是因为基于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存在着缺陷、不足和局限性,在多年间忽视和看低非西方思想文化,甚至加以排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其局限,解决不了诸多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认为,产生于非西方地区的理论,其发展有三种境界:一是要独立思考并敢于质疑既有理论;二是要敢于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探索理论;三是走自己的路,建构自己的理论学说。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已初见成效,并正在进一步发展之中。

关键词:“中国学派”;非西方文化;理论构建;再思考

作者简介: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


建设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一说自提出迄今,已经整整20年了。对此,国内学者见仁见智,有赞成和不赞成的,有鼓励和怀疑的,存在不同看法和意见。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有些不同看法只不过是关于措辞的选择而已。但这一提法的核心观念,即中国学界必须建设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理论学说,以及要对全球国际关系学(GIR)有自己的贡献,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这可能是过去20年中国国际关系学最为重要的发展之一。《国际观察》杂志现在设立“中国学派”这一专栏,就是认同这一发展或努力的一个例证。

一、“中国学派”建设的三种境界

对“中国学派”一语存在着一些误解。其实,“中国学派”说并无“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那么大的力量。以我个人的理解,“中国学派”无非是指主要由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研究者提出或创立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或学说,如是而已。这样的理论或学说可能有数种,已经出现,未来还可能继续产生,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认为,提出“中国学派”一说并非是出于什么“政治正确”。①与之相反,过去20年“中国学派”建设之所以能得到发展,恰恰在于它是一种社会科学的主张,是中国社会科学在总体上确立起自主性这一学术追求的一部分。这一追求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中国学派”说的要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要走自主发展之路,产生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理论学说。笔者认为,中国学派“自主发展”具有由低到高的三个境界。

(一)独立思考,敢于质疑

确立自身的自主性,要求在有关(尤其是重大的)问题上不是人云亦云。这原本是对从事科学研究者的最基本要求,但并非总能为研究者们所坚持和信守。今天之所以重新强调独立思考,其重点是我们绝不应对西方学说和理论顶礼膜拜,不能唯西方理论和学说马首是瞻。君不见,有很多人士缺乏独立思考和敢于质疑的精神,而是竞相追逐西方学界新出现的一些东西,以为“新”的便是重要的、便是好的,于是追“新”逐“异”,趋之若鹜。譬如,美国学者G.艾利森(G.Allison)提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国内就有很多人争相跟着说,甚至“拿香跟着拜”,便是显例。至于此说在学术上有无问题,是否成立,就很少有人往深里探究一番。质疑成说是理论发展必不可少的一步。

(二)提出自己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常常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比较大的、具有学科重要性的问题。西方学者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大都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历史和文化,而很少虑及非西方地区的经验、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西方理论不仅有渊源,而且有“语境”。但这种理论的渊源和语境常常为国内不少学者所忽略,不仅如此,有不少人士还视外来的学说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实际上,西方学者对这种视野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理论的局限性已经有所反思,例如美籍学者康灿雄(David Kang)就坦承自己“在开始系统研究东亚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中国朝贡体系、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对外关系的知识,我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壬辰战争”。②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关系学的训练对非西方地区的忽略,由此可见一斑。康灿雄大约在获得了终身教职后才开始接触东亚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因而眼界大开,撰成了《西方之前的东亚》③这本精彩论著。这一扩大了的视野也使其能够对“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质疑。④笔者以为,生活在非西方地区如中国的学者,基于自身的经验、困惑和思想文化积累,应更能提出自己的问题,进行理论阐发,从而纠正西方尤其是美国学人存在的偏颇。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这样的偏颇所在多有。如果中国学者能够这样做,那么就有望为“中国学派”的构建和发展做出学术贡献。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学者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对西方的学术理论取既非“仰视”,也非“俯视”,而是“平视”的心态和姿态。

(三)走自己的路,建构自己的理论

这是最高一层境界,也是高起点。对“理论”一语,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由于实证主义的长期驱迫,对理论的理解出现了不断窄化的趋势。实证主义在美国社会科学中已深入骨髓,影响极深,强调“严格”(rigor)乃至通过数学化实现“精确”,即便不是走火入魔,也是早已走过头了。这再一次表明了包括美国式IR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和美国式思维有它的局限性,甚至是严重的局限性,需要中国学者提出质疑,以便摒弃其积弊。理论是一种对事物的普遍化陈述,不应神秘化、狭窄化,本期刊发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以下简称秦文)就明确指出:凡是对国际关系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并形成逻辑自治的思想体系,都属于理论之列。⑤实证主义的理论是理论,但并非只有实证主义的理论才是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既包含以因果关系论述验证的理论,也包括诠释学意义上的解读性理论。秦文很精当地指出了这一点,即“由于二战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美国,以行为主义为主流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成为理论的标识。这样一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界定就走进了一个极其狭窄的空间,将大部分理论思考排斥在国际关系理论之外。这种实证主义或是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界定是不恰当的。依照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原则建构的理论是理论,但以其他方式建构的理论同样是理论,比如重历史和政治思想史的英国学派。”⑥我们必须让理论的含义本身重现其本来面目,走自己的理论探索之路,方能对世界国际关系学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关于学术反思的重要性

资深社会学家叶启政在其学术生涯后期,曾就美国的社会学这样写道:长期以来,美国的精英社会学家接受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科学观,并且尊崇自然科学的研究策略为理想“典范”。这种作为“主流”的实证主义有三个显明的特点:第一,崇尚模仿自然科学认知模式的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第二,重视社会因果性;第三,采取功能主义的立场。⑦他认为,在科学技术导引下的实证主义崇尚形式逻辑,并且讲究所谓的研究方法,其中,实验法即被视为是最具正当性的典型方法。于是,逻辑与科学方法成为“理性”的同义词,是证明理性之绝对且唯一的“客体化”保单。⑧

实际上,这种学术取向在战前就已经出现,而在战后美国社会科学中不断得到强化,这又跟美国数十年间国力的强盛交织在一起,如此这般,实证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其结果是把社会科学的性质等同于自然科学,把模型、公式奉若神明,使用技术性手段甚嚣尘上,思想和意义却日益消失,甚至出现了毫无思想、自我循环打转的文字游戏。对此,一位中国社会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式的常规研究在国际上愈加得到推崇,越是说明推崇的学者对自己本真生活的问题越来越漠视,是思想性的反思让位给纯技术化的实证研究的一种典型表现。他又指出:任何技术都不是拿来就好用的,好的研究技术总是要对应着人性的设定、外部的条件、特定的文化基因以及一个社会长久的发展历史的,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审慎考量,唯技术论、唯方法主义就是瞎子摸象,就是东施效颦。⑨

社会学界进行的这些自我反思极为重要,也极有价值。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大行其道及其弊端的诊断,几乎完全适用于国际关系学,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社会科学中的这种极端实证主义对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几乎是共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找寻因果关系变成了各个社会科学学科里压倒一切的提出研究问题的方式。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笔者以为,考查两个对象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当然是一种路向,不可谓不重要。然而,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是何种课题,把问题的研究与寻找因果关系等同起来,似乎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找因果关系,并为此而运用取自自然科学的公式,采用复杂的技术手段,而意义和思想在此过程中却消失了,所得出的结论常常成为一种缺乏思想内容和实际意义的东西,这不就是一种“橘逾淮则为枳”吗?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大气污染问题出现后,马上就有人——几乎是本能地——把它与政权形式(regime type)问题联系起来,审问这二者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果常常是提出虚假的问题,因而也就会做出“假研究”。从事实看,“民主的印度”不也出现了大气污染吗?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真问题吗?恐怕不是。

大概也是出于对这种学术倾向的不耐烦,约翰·米尔夏默(John Mearsheimer)⑩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审视了学界的这种状况后,起而批判“简单化的假设验证”(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直指“假设验证者的首要关切是他们的职业发展,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引用率,而不是帮助人们理解重要的政策问题。验证假设这种学术文化,产生的可靠知识或有用知识极少,它晦涩的行话(esoteric jargon)和神秘的方法(arcane methods)使得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变得对政策制订者、知识界和一般公众难以接近和理解。这些趋势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使得国际关系学对于理解和解决重要的真实世界难题变得几近无关紧要”。(11)

看看美国学者和业界人士对美国国际关系学这样的当头棒喝,足可使沉迷于美国式实证主义的人士怵惕警醒。

再回到“中国学派”问题。20年前(2000年)之所以会提出“中国学派”一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当时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状况的不满意,因而强调中国学人不能跟在他国背后亦步亦趋,另一个原因是体认到西方理论只具有有限的普适性。秦文指出了这一点,即要承认国际关系理论的有限普适性。根据实践理论的基本假定,地方性实践在理论建构中具有关键作用,因为其所用社会理论首先是地方性知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此,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因此,所有国际关系理论一开始都是建立在特殊性知识和意义之上的系统性学说。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极为重要。

三、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缺陷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思维存在着“闭锁”性,(12)一个突出的反映在于它自认为自己的理论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而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基于这一心态,美国学界对非美国的思想或理论学说便不愿“兼听”,其背后存在着一种有意无意的学术傲慢和偏见:既然我的学说已经可以解释和说明全世界的国际关系问题了,那何须他国或他人再来新创理论学说呢?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西方——特别是美国——上述的前提是不成立的,其结论也必然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必须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非是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的理论。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理论大都建立在西方经验、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如权力优先、制度约束、“文明标准”等,因而必然有它的盲区。它们没看到或看不到很多非西方、异文化的情形,这些情形是处于西方视野之外的或是其力有未逮的。由此而来,西方学人在理论思维上也存在着局限性,甚至可以说,西方的理论思维摆脱不了这种局限性。长此以往,理论发展也丧失了大思维,而只能在一些相对细小的问题上纠缠打转。若干年来西方理论没有大的发展,也正说明了它难以跳出这种局限性。

这里,我们可以用西医和中医的对照来说明这个问题。众所周知,在西医于近代来到中国之前的数千年间,中国人一直是用中医药来治病的。既如此,说明中医是能够治病的,也说明它必有其内在的医学机理。换言之,西医和中医都能治病,但机理或原理不同,故不能以西医否定中医,也不能以中医否定西医。相反,两者应该——事实上也可以——相互补充,比如中医的整体性思维,就极有可取之处。西医因采用了“科学”的方法,直奔主题,着眼于把病毒和病灶杀死消灭。西医的长足发展大大造福了人类。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这是一种有限的科学,其基本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至于气、脉、阴阳这些中医概念都在其视野之外。西医定于一尊,本身是科学话语霸权的一部分,以至于不仅否定了中医,而且否定了中药,甚至否定了中西医结合。西医用庸医的事例和中药偏方来嘲讽整个中医和中草药,其思维方式实际上是看不到世界上非西医的医学也具有科学性。中医药不做药物分子分析,不符合“科学”方法,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毒性检验、重金属超标等,但中医药也有很多成功案例,中国的屠呦呦还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3)成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第一位本土中国科学家。20世纪60年代,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因而严重影响到其治疗效果。屠呦呦团队受中国典籍《肘后备急方》启发,经过反复研究探索,终于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由于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能迅速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因此,它们对恶性疟疾具有极佳的治疗效果。这样,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的屠呦呦团队,创造性地研制出了抗疟新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这些新药对疟原虫具有100%的抑制率,因而被誉为是“拯救了两亿人口”的科学发现。屠呦呦经多年研究成功提取青蒿素,恰恰是经由中医药的路径而获得的重大发现,说明了中医药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这一事实对于“中国学派”建设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同理,在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场域中,如果出现的是一种西方理论独霸一方的情形,那就很可能发生偏颇。因此,必须通过建设和发展非西方的理论学说这一方式来补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正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可以和应该有所作为的地方,也正是“中国学派”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四、“中国学派”取得的学术进步

20年来,“中国学派”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具有中国理论原创性的三、四种理论学说已经产生,它们分别是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体系理论和共生理论,并且已经出版了各自的代表性著作。当然,这些理论还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本文试在这里简要援引代表性学者的原话,提纲挈领地交代它们的核心理念和主要思想,暂不表达笔者自己的相关看法。

(一)关系理论

关系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是秦亚青。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承认实在的社会建构,承认社会实践活动是理论的源泉,承认文化对于思维和行为的影响,那么,不同文化的差异就会导致不同的实在建构和社会建构。换言之,人、社会、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社会理论的不同与创新,而人、社会、文化的共性可以使得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比如,理性选择理论抓住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利己特征,并以此为核心概念发展成为诸多理论的内核。正是由于不同文化和社会中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样的权衡式理性,所以,理性选择也就有了一定的普适性。不过,在重关系和重人情的社会中,理性可能会呈现出另外的状态。比如,通过自己熟悉的人脉关系去实现某种利益,这就与个体社会中的个体理性不尽相同,可以称为“关系理性”。

建立在“关系理性”之上的这个理论模式从“关系性”开始,首先考虑到社会过程的问题,然后再思考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最后通过提出“元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同时引入中庸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对关系状态下的国际关系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这就是重视动态、重视关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样便完成了这个理论模式的理论和方法部分,亦即以关系为本位、以过程为本体、以元关系为认识核心、以中庸和谐为方法基础的比较完整的理论建构,(14)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

关系理论的着重点,首先是对关系和过程的理论建构。关系和过程实际上是一体的。关系理论将“关系和过程”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了国际关系理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提出了“关系性”的概念。与西方个体本位社会强调个体“理性”不同,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根本理念是“关系性”。对关系性的重视不是推翻“理性”的重要地位,而是强调理性是有条件的,是不完全的,是不确定的。理性很可能是关系条件下的理性,而非完全意义上的“经济人”理性。

其次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主要的研究路径是先凝练“元关系”,然后发现元关系这一“关系的关系”有着什么根本内涵。如果说以“理性”为核心的社会理论可以延伸到“个体”“利己”“冲突”“规则”等内容,以“关系性”为核心的社会理论则更趋于包含“社会”“道德”“和谐”“关系”等内涵。

关系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有异有同,在行为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面:思维不同,则行为有异。思维的不同,根源在于文化的不同,包括实践、语言、生活方式等重要方面,通常反映在世界观上面。构成关系理论硬核部分的是“关系性”,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强调动态实践而不是静态事实,强调生成过程而不是存在实体,强调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15)

(二)道义现实主义

在阎学通看来,道义现实主义是强调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及国际体系类变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的,即系统阐释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权力转移的现象,当世界不再分割为多个地区体系后,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主导国失去主导地位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国际体系变化的原因——就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道义现实主义对这两个问题的核心解释是,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主导国。(16)“道义现实主义论”认为它所提倡的道义原则都是普适性的,而非民族性的,例如公平、正义、文明、诚信。道义对“权力”和“实力”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遵循或违背国际道义具有提高或削弱权力合法性的作用,但并不必然相应地增强或降低实力;另一种是,遵循或违背道义不仅具有增强或削弱权力合法性的作用,同时也具有增强或降低实力的作用。遵循道义有助于增强内外政治动员能力,而政治动员能力可转化为物质实力。

“政治领导”是道义现实主义的一个中心概念。它将政治领导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个类型。政治领导的类型不是由国家实力和国家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性格、年龄、成长环境、世界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因此,该四类政治领导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四类不同的政治领导会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应对崛起困境。(1)无为型领导倾向于逃避困境战略;(2)守成型领导倾向经济合作战略;(3)进取型领导倾向于睦邻结盟战略;(4)争斗型领导倾向于军事扩张战略。将政治领导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种类型,不仅可以解释崛起国领导类型与对外战略偏好的关系,也可用于解释主导国、地区大国和小国的对外战略选择。领导类型之不同还决定了一国政府是否看重国际战略信誉。在上述四个类型中,无为型和争斗型不在乎国际战略信誉,守成型愿以低成本维护信誉但不愿付出太多,进取型则将战略信誉视为重要利益。崛起国的领导人对于国际战略信誉的重视程度,对国际格局的实力对比、建立国际新秩序和维持秩序稳定性等,都有重要影响。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入了政治领导和战略信誉这两个重要变量,并且将政治领导视为战略选择以及崛起成败的核心因素。在其代表人士看来,借助中国古代“政治决定论”的思想,现实主义理论家重新引入了“政治领导”这个自变量,创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由于以“国家领导”的类型解释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国际领导”的类型解释国际规范的变化,因而使得该理论不但能解释当前客观的国际现象,而且还能对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三)天下体系理论

天下体系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为赵汀阳。在他看来,今日世界,乱世已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有世界而无天下,世无良序久矣;二是一乱生百乱,小乱成大乱,势所难免也。他认为,所谓天下兴亡之事理,以今日之说法,便是世界政治哲学问题。(17)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体系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在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18)中国的基本精神在于“化”。“化”是为了追求“大”,有容乃大,以至无边。当这一基本精神落实在关于世界的问题上,就是天下无外。这种精神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思想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思想。简单地说,它注定了中国思想中不承认绝对在外的超越存在(the transcendent),也就是那种无论如何也“化”不进来的存在。(19)应当承认,“无外”是天下体系理论中尤其重要的一个原则,它能够有助于我们人类消除西方思想中一个顽固病症,即基于宗教非理性的“异教徒意识”而发展出来的“敌人假设”。尽管天下体系模式并没有把握消除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性矛盾,但至少可以消解文化差异性所导致的冲突。这一点无比重要。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存在秩序(order of being),一种世界内部化的秩序,谓之“天下体系”。

天下理论不仅是一个世界政治理论,同时也是对政治概念的重新定义。天下概念意味着一个使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必须有一个与之同步的政治全球化过程,才能够协调完成“世界内部化”,只有一个消除了外部性而只有内部性的世界才可能真正解决冲突,从而建立世界的安全和合作体系。世界内部化不仅意味着重新定义政治游戏规则,而且意味着重新定义政治的概念,它还意味着,只有化敌为友并且建构世界的共在秩序的行为才是政治,而任何敌对行为或战争都是政治的失败而不是政治的延续。政治的概念需要通过“共在实在论”和“关系理性”而重新定义,同时,政治的领域需要在天下理论中得到充分伸展。只有引入天下无外原则,才能获得充分延伸的政治完全语境,也因此能够清楚理解政治的概念和问题,才能够一般地定义政治的普遍性和合法性。(20)

天下理论的另一支自名为“新天下主义”,它认为,中国的文明传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天下的价值是普世的、人类主义的,而不是特殊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民族或国家的。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应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新天下主义的所谓“新”,乃是加入了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新天下主义来自中国的历史智慧,又通过传统天下主义的扬弃,去中心、去等级化,以平等的共享为核心,在普世文明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普遍性,即所谓“分享的普遍性”。(21)

(四)共生理论

共生理论以几位上海学者为代表。在社会共生论看来,共生是一个颇有成效的社会分析工具、人生发展理论和社会改造学说,能够对我们分析社会各种现象提供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分析维度。世界上存在万事万物,事物的多样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生机之源。同时,事物因多样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是冲突之源,而恰恰应是活力的来源和共生的条件。国际社会的共生正如其他事物的共生一样,是基于差异,以差异为恒常,并视之为源头活水,它比“一花独放不是春”式的防御性姿态更进一步。

“共生论”并不否定个体利益(无论个人还是国家)的存在。相反,它是在体认个体利益的基础上探求共生之道,并继而提出了两个要点。第一,该理论首先体认事物的多元性且认为多元本来就是事物的基本形态乃至本质形态。这是“共生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更为重要的是,同质的“多”可以共生,异质的“多”也可以共生。它要提倡的是开放式的异质共生,对其他“种”采取宽容的、共存的态度,并进而欣赏对方的特性和所长,甚至加以吸收消化。这是一种更高层次、更进一步的共生形态。第二,“共生”有异于并超越“共存”。共生包含了共同生存和共同生长两层含义。共同生存是基本的,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的状态。共存是平和的,是“自己活,也让他人活”的状态。但共生是超越上述状态的一种更高的境界。“共生”之超越“共存”,乃在于它强调了行为体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着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多种互动关系,它们是各个活跃的“生命”,在相互的行动中彼此激发生机。共生的要义不在于求“同”,也不仅仅只是存“异”,而是主张在多元前提下的互动和互补中寻求建设性的发展生长。

共生现象的普遍存在和事物生存生长的特性为人们启示了国际社会的成长之道。一方面,共生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矛盾和冲突因素一直存在,这是事物运动的规律。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不存在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另一方面,共生理论从来都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依为伴的。在共生理论中(以及在“关系理论”中),权力不因为力量大、能力强,一方就一定居于支配地位。进一步说,在一个共生体系中,各方都处于互相依靠的关系之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共生体系中,由于相互依靠的关系性,大和小的区别往往失去意义,不能说大一定就会支配小,也不能说小一定就屈从大,或者放在一个国际体系之中,也就是大国和小国相依为命。由于“关系性权力”而不是“因果性权力”发挥作用,所以大国和小国都能够接受共生状态。(22)

数百年来,西方思想随西方力量的强势而强势。平心而论,西方思想中多有可取之处,譬如“自由”“人权”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等,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它也颇多力有不逮之处,甚至在某种变异了的思想导引下产生了“为恶”的现象,而无论其动机是否良善。为今之计,为了让世界有更多的公平正义,西方之偏必须得到补救,而中国思想文化能够贡献于世界之一者,必曰共生及“共生发展”。一言以蔽之,我们应让共生成为一种世界政治的哲学。

这里只是就四种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理论做了一个简略的交代,旨在说明问题,难免挂一漏万。实际上,这些“中国学派”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和精细的论证,若要更完整地加以把握,我们必须回到它们的代表性作品中去。

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学术流派从不嫌多。流派越多表明某一领域的思想学术发展越繁荣。譬如,京剧艺术历经二百多年的沧桑流变,积跬成步,聚溪成流,形成了极为丰富和珍贵的表演艺术文化遗产。这其中,以“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前后四须生”(23)等为代表的流派表演艺术蔚为大观。(24)京剧之所以能够长期繁荣,代代相传,经久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其内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而且各个流派争奇斗艳,不遑多让,因而造就了京剧的长期繁荣不衰。同样道理,就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流派也只嫌少,不嫌多。未来,“中国学派”很可能还会产生新的理论流派,这将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蓬勃生机的标志之一。我们应欢迎和期待这种局面的出现。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还应围绕这些流派或理论进行学术性的论辩,以促进其进一步的学术提升。学术需要论辩,只有通过论辩才能推进学术的发展和繁荣。无论是理论也好,流派也好,都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初步到丰满,从不完善到完善,可以说任何理论和流派都无一例外。因此,任何理论和流派都应欢迎论辩和争鸣,欢迎只论学问不及其他的学术批评和讨论。任何一位学者都应该有这样的开阔胸襟,任何一个学科要发展繁荣也都需要形成这样的学术文化。

老实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学术文化,同时也缺少只问学术不问其他的学术论辩。在这种建设性的学术文化中,批评者应是完全讨论学术的,不应掺杂任何非学术的因素;被批评者应将任何学术批评都看成是自身学术得到发展的机会,是他人对自己学术成果的一种重视,不仅可促使自己进一步深思,反观自己的论说有没有漏洞,而且可以帮助自己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论述。围绕已经产生的几种理论学说,以及正在或即将出现的理论论述进行学术论辩,将会促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的发展和繁荣,也将有利于培育形成健康的学术文化。本期秦文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可以操作的定义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使用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思想资源,对国际关系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并形成逻辑自治的思想体系。(25)笔者以为,这一界定可供学界进一步讨论参考。

过去,曾有中国学者撰文,以“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或类似的疑问为题,受到了注意和重视。现在看来,经过过去20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和发展,这一命题已经成功地被超越了。这可能是2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最重要的进步和成就,国际学界对此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们有理由为这些年来的发展感到高兴和自豪。同时,我们应就未来的发展找准方向,继续努力,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推动其继续生长发展。无论是不是使用“中国学派”四字,其指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言以蔽之,“中国学派”的兴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仍在继续发展之中。(26)

五、中国学派与全球国际关系学

成长中的中国学派是“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GIR)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特别具有活力和生长力的部分。这一点,在国际学界也是受到认可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提出,充满“张力”和想象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它提出的过程及其思想要点,秦文已经做了很好的交待。笔者在这里再试着进行一些引申。

首先,“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视野和意涵是超越西方的,是全球的。因此之故,它超越了西方的傲慢,这种傲慢表现在自认为自己的理论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这后一种认知下,逻辑的推论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学术理论不在话下,甚至不再有需要了。但现在“全球国际关系学”是全球地(globally)看待这门学问,就体认了非西方地区及其思想理论的存在及其价值,或至少是非西方思想理论是可能和可以存在的。这样一来,“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心态上较之过去就是一大进步。把心态摆正了,就意味着愿意倾听,愿意学习,肯认了非西方思想理论的价值或潜在价值。这就为世界上不同地区产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相生相长提供了可能。

其次,“全球国际关系学”意味着,非西方地区并不是只有为西方理论提供材料或为西方学说作注脚的份儿。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匍匐”的姿态下,非西方地区的数据、经历或实践只是为先入为主的西方理论论证提供原料或进一步的材料,或者是把非西方国家的材料、数字装进西方理论的“套子”中,实质依旧。此种学术,从根本上说是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的提出,标志着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姿态和心态上一个大的变化。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界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也是我们自身必须树立的极为重要的姿态和心态。

第三,“全球国际关系学”有助于打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闭锁的心灵”。长期以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系统,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在学术问题的研讨和著述的发表、出版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久而久之,其思维也出现了定势,不知不觉之间形成了美国的就是“先进”的心态。既然美国的理论已经可以普遍适用了,那么,世界其他地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就可以不用在乎了。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一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多年间国力无双,独占鳌头,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又极为蓬勃,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二是,19世纪以来英语成为毫无疑义的国际语言,英语的这一国际地位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学术及其产品的影响力。其三是,美国“不发表,就完蛋”的学术文化,驱动一众学者争相标新立异,学术产出甚众,影响随之增大。这几个因素,再加上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人在心态上顶礼膜拜,亦步亦趋地争相引入美国学界各种牌号的理论学说,更使美国理论家们自我感觉良好。而对其他国家的理论学说,他们大约是不怎么当回事的。

笔者在这里只是指出事实,并不是否定美国学界有不少走在前面、应予肯定的地方,其中一例是国际研究学会(ISA)及其工作。ISA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关系学术组织,1959年由美国西海岸的一批学者发起,经过61年的发展,可说成绩卓著。ISA的常设机构通常设于美国的某一所大学,执行主任由那所大学的教授担任,一年一度的大会通常在北美的各大城市轮流举办。然而,ISA并不因此就形成一种封闭状态,而是颇具开放性。比如,经过一定程序,ISA就允许英国学派占有一席之地,设立了一个以“英国学派”为名的分会,这是对“英国学派”的一种承认。(27)笔者在数次出席ISA大会期间,就参加过这个分会召开的小组会议,共同讨论。此外,其他国家的学者,只要符合ISA的规则,缴纳注册费,一般都可以参加一年一度的大会。从最近一些年的情形看,有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参加了ISA大会及各种相关活动,中国学者也包括在内。“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也是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其2014年的ISA会长演讲中首次加以阐述的,成为他会长任期中的一个亮点。

根据阿查亚的阐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主要含义之一是,“全球国际关系学”是建立在“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基础上的。(28)这就是说,国际关系学者的思想材料不应只是威斯特伐利亚以来的欧美历史,而应是时间更长、空间也远为广大的全球范围的世界历史,当然也包括非欧美地区的历史。这就是对以往偏颇的一种纠正,这样的纠偏有助于未来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思维不是偏向一隅,而是较之以往更为平衡。

20世纪70年代,在有关发展中国家促动下召开了第六届特别联大,认为旧的世界经济秩序同国际关系的新发展是直接相冲突的;世界经济秩序必须改变,否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必将继续扩大。特别联大最后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提出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随后一段时间,这一呼声十分高涨,它是“正义”的,在道义上是无人能够反对的。然而,众人都认为“应该”建立的这种新秩序,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却进展甚微,“国际政治新秩序”一说也如与虎谋皮,难有实质进展。直到21世纪,随着新兴大国经济地位从而政治地位的提升,“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才有了向前迈步的可能性,才出现了把发展中大国包括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1999年开始以财长和央行行长聚首形式出现),并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升到峰会层次,这时也才可能把全球治理变革问题提上议事日程。(29)从中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发展中国家自身。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些国家发展起来了而另一些却沉沦了下去?差别就在于做的不一样。假如自身始终不努力或不争气,那么,再多的呼吁和外部“输血”都不可能带来所希望出现的结果。这个道理,放在“全球国际关系学”问题上,也是完全适用的。事实上,非西方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并非没有空间,也并非没有可能性,其关键在于要落实到非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学人扎扎实实的努力上,要拿出像样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理论产品,才能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从而把GIR从学科发展的倡议转变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说百家争鸣的世界性国际关系学。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国际关系学人已经初试啼声,已经出现了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在国际上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被认为是在西方主导的“主流”之外最有希望取得理论突破和发展起原创性理论的国家之一。当然,“中国学派”将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最终取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创造性努力。


注释:

①阎学通:《再论为何没有“中国学派”》,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期,第Ⅳ页。

②康灿雄著,陈昌煦译:《西方之前的东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③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④David C.Kang and Xinru Ma,"Power Transitions:Thucydides Didn't Live in East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1,No.1,Spring,2018,pp.137-154.

⑤参见秦亚青:《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第27-45页。

⑦叶启政:《实证的迷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页。

⑧同上,第88页。

⑨参见渠敬东为《实证的迷思》一书所作的“序”,叶启政:《实证的迷思》,第2-5页。

⑩也翻译为约翰·米尔斯海默。

(11)John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Leaving Theory Behind: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No.3,September 2013.

(12)Daniel J.Levine and Alexander D.Barder,"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American Schoo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ate of Grand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0,No.4,2014,pp.863-888.

(13)笔者感谢张志洲的评论。

(14)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1页。

(15)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7页。

(16)参见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17)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部分。

(18)同上,第4页。

(19)同上,第13-14页。

(20)参见赵汀阳:《以天下重新定义政治概念:问题、条件和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

(21)参见许纪霖:《新天下主义与中国的内外秩序》,许纪霖、刘擎主编:《新天下主义》(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2)任晓编:《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另参见任晓:《走向世界共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

(23)前四大须生是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和马连良;后四大须生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和奚啸伯。

(24)龚和德:《京剧流派能否流传?》,载《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6日,第20版。

(25)参见秦亚青:《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第27-45页。

(26)鲁鹏:《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载《人民日报》,2018年2月26日第16版;郭树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中国学派前途》,载《国际观察》,2017年第1期。

(27)Richard Little,"The English School'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6,No.3,September 2000,pp.395-422.

(28)Amitav Acharya,"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and Regional Worlds: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8,Iss.4,2014,pp.1-13.

(29)参见Cynthia Roberts,Leslie Elliott Armijo,and Saori N.Katada,The BRICS and Collective Financial Statecraf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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