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国际关系学的 “去历史化” 和 “再历史化”

——兼疑 “修昔底德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18-08-27 23: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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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  

   摘要:历史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基础,这原本不是一个问题。比如,政治史是政治学的基础,经济史是经济学的基础,社会史是社会学的基础,国际关系史是国际关系学的基础,如此等等,这一道理应该是清楚的,是不应该有疑问的。就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学而言,二者是不可分的。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可到如今却又成了一个问题。对于这一现象,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一  蜕变:国际关系学的“去历史化”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的思想源远流长,在西方常被追溯至古希腊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中国则可回推得更为久远,至少可溯至《孙子兵法》和春秋战国的种种思想和实践,其内容极为丰富。而就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国际关系学则属相对较为晚近的学科。就现代学科的分际看,国际关系学形成于19—20世纪之交,布赖恩·施密特(BrianC.Schmidt)的学科史著作对此做了颇为详尽的叙述。本文想强调的是,这只是就狭义的现代学科分际而言,不能一般性地说成国际关系的思想理论只是到20世纪才出现,否则会产生严重的误导。

   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期的代表性人物大都是历史家出身,可见二者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分的。190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保罗·芮恩施(PaulS.Reinsch)发表了《19世纪末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这可能是第一本以世界政治为名的著作。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了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命名的国际政治讲席。20世纪前半叶,欧洲是国际事务的中心,国际关系学的中心大体也在欧洲,国联设立于瑞士日内瓦。1927年,在日内瓦成立了高等国际研究院,开展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及科学研究。后来,史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hbee)又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Chatham House)工作的多年间主持编撰了卷帙浩繁的《国际事务概览》(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长卷。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跃升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一时风光无限。鼎盛时,其一国的经济总量占到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左右,苏联则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19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所预言的情形成为现实。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世界社会科学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大为上升,登上了执牛角的地位,对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复杂的。我们有必要考察美国社会科学的某些特性,以便很好地理解这些影响。

   就20世纪以来美国的学术文化看,美国人深信社会科学能够为社会改造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可从进步主义的发端来考察。

   进步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在其早期有两大潮流,即改革和重建。1893年美国经济危机后,政治和经济重建主义者成为进步派中不断壮大的中坚力量。他们谋求的是改革和重建资本主义,建立一种造福于全体人民的人道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因他们自称为进步派,后来历史学家就将20世纪初的许多改革运动并称为“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为了实现提出的目标,美国的改革者们主张广泛运用科学(或社会科学)知识,以效率和理性为价值取向。进步主义有三个特征:一是反对大工业的发展带来的唯利是图和阶级鸿沟,反对自由放任;二是其信念植根于对人类趋向进步的能力抱持乐观态度;三是相信干预主义,认为国家应发挥积极作用(the active state)。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对进步主义的方法和目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有影响的改革者是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新学科中的专家。这些新兴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汇集有关人类实际行为的资料,探求指导这些行为的规律。由于社会科学家们接受了环境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思想预设,他们相信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办法并用来改善人类的境况。这一信念加强了进步派人士的乐观主义,决定了他们所运用的方法,即通过调查确定社会事实,把社会科学知识运用于分析,委托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决定如何做以及授权政府来推进改革。这是20世纪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情境。

   从美国社会科学内部的发展看,也出现了新的趋势,相对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等早期实证主义者而言,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大行其道。

   新实证主义在因果关系方面坚持某种规律性和决定性的观念。对于新实证主义者来说,有效的因果关系在决定性因素和规律性之间起推或拉的作用:当A(决定性因素)时,则B(规律性)。假如一个特定的结果(Y)可追溯到某个特定的原因(X)时,那么此时的推断就是,一系列的结果(Y一类的规律性)就可追溯到一系列的原因(X一类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的目标是验证这些对象/变量之间的协变。新实证主义深层的哲学保证是,存在着既相互独立又独立于我们观察者的对象,主客二元,或如学者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 Jackson)称之“思想与世界的二元论”。

   当这样一种新实证主义的因果思维和逻辑甚嚣尘上时,其他的东西也就都变得等而下之了,历史相应地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边缘化。这一发展可以称为社会科学的“去历史化”趋向。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Buzan)和乔治·劳森(GeorgeLaw-son)对此进行了评断:新实证主义的长期风行削弱了国际关系学与历史的关系。各种新实证主义者从历史中提取他们的数据资料,把过去(thepast)视为验证其事先已确定的抽象主张之所。在这方面,19世纪也不例外,其被用作一种无争议的背景叙述,服务于先已存在的理论种类。然而,这一路径的困难在于,它促进了一种选择性偏见,其中历史被化约为这样一种角色,在其中,它要完成新实证主义的理论性抽象。如此一来,新实证主义就成为非历史的(ahistorical),运用历史去证明自己先验的结论、从中提取数据资料或作为事后解释的一个来源而非一种有效的理论建构的工具。

   于是,美国社会科学日益被一套把历史边缘化的主张和方法论所左右,研究的单位落到了理性的个人,个人出于对利益的理性追求和偏好动机而做出行为。这一逻辑被认为是普遍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此这般,历史要么是不见了,要么就是服务于新实证主义的先验推断。

   在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后,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从社会科学中消失了,大行其道的是模型建构(formalmodeling)和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其信奉者以为这些是普遍适用的,既适用于不同国家,也适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以及不同领域。于是事情便发展成,只要运用了他们所声称的方法,一切问题都能够找到答案。这样一来,我们便看到了在美国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术刊物上充斥着模型、公式,反而不去审察历史和现实了。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指出,“我们从来不能从抽象模型中得到具体处境所定义的规则。具体处境从来不会完全符合所预见的处境”。模型有其一定的作用,但西方尤其美国社会科学的演进成了迷信模型、公式的作用,甚至认为它们适用于任何时空条件,于是“橘逾淮则为枳”,免不了“走火入魔”之讥,然而这种现象又恰恰十分严重。

   譬如经济学,在现当代,西方经济学沿着理性主义路径日益走上了科学主义道路。有经济学者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方法一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精密化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人文价值的缺失。首先,经济学成了以物为本的经济学,而人的本质欲求逐渐消失在有关效率目标的阐释和解决之中。其次,经济学成了没有历史的经济学,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多样性消失在抽象的逻辑演进之中。最后,经济学试图阐释普遍主义的道理,由此泯灭了不同民族的利益区别和价值诉求。“科学化”(这里的“科学”是狭义的)的另一面就是“去历史化”,对历史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而在美国式的“科学化”追求中,更多情况下是有意的。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理性选择论是一种超越历史乃至反历史的理论,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不涉及任何有史可稽的过程。其次,它的命题之中根本不包括时间范畴。最后,它没有规定其规律性本身要因历史时期而异。正好相反,理性选择论者往往陶醉于自己的反历史主义,认为其学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均可适用。从蒂利的诊断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寻找一种脱离具体情境的永恒理论的企图,这样的企图在历史上曾经不断出现也不断失败,这方面新的企图看来也不会有太好的命运。社会科学研究毕竟是不能没有历史和人文底蕴的。

  

二  重兴:国际关系学的“再历史化”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是研究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变量。除了自然界和自然现象外,任何活动都是人的活动,甚至有些自然现象也是由于人的活动造成的,比如气候变化、冰川融化就是如此。正因此,雷蒙·阿隆指出,“人,通过其思想和讨论,是真正的最后做出的决定的源头”。因此,研究和把握人在经济社会政治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寻求向善之道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工作,也恰恰是最困难的,它是通过公式、模型所难以把握的。社会科学不应忘却自己本初的任务,而要达成自己本初的任务,关键在于社会科学要经由研究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事而获得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经由对历史、对过去的理解而获得。

   如果一个研究者不了解历史进程对国际关系的塑造,那么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能够得到理解,更不用谈如何解决了。譬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就指出,如果不了解乌克兰、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的历史,那么怎么可能理解乌克兰危机,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为有一个客观的解释?如果不了解历史,就不会有任何线索。又譬如,不理解中国的过去,就不会懂得中国对外关系的今天和明天。不掌握朝鲜半岛的历史,怎么可能理解今天半岛上朝鲜和韩国的种种行为?

   如此等等,都表明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

重视历史是英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的特点,也是其高明之处。当年作为英国学派孕育和成长之枢纽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就有任教于剑桥大学的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这样的资深历史学家,该委员会的会议也时常在剑桥召开;还有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这样视思想史为根本并以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格劳秀斯(Grotius)、康德(Kant)为国际理论“三种传统”的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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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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