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湘:中国学派还是美国范式——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7 次 更新时间:2021-05-03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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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湘  

内容提要:中国学派的生成与发展需要学理辩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被介绍、争论和运用得还远远不够。过去20多年,中国出现了一些反映自身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派之一,其研究与发展至今已有10多年历史。从2009年的《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到2012年的《关系与过程》,再到2018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英文版的问世,其理论体系已日臻成熟,这是中国学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由于关系理论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科学立论方式,又有“关系性”的关系思维概念,因此,可以说关系理论既是美国范式的产物,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学派,同时又是中国学派之一,是一个交互格义的杂交理论。然而,其理论的终极关怀、关系理性概念、关系治理逻辑、无主体过程和不确定性解释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疑惑。该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研究启示——文化融合研究路径,这一视角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开启了一扇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门,并将形成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进程。


关键词: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美国范式;文化融合研究


作者简介:刘胜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已被国内外学界广泛介绍、评论和运用,而国内建构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被介绍、争论和运用得还远远不够。西方理论是在辩论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学派的生成与发展也需要学理辩论。提倡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反映自身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如天下体系理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简称“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全球国际关系学、共生理论、进化理论等,其中,关系理论是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笔者拟通过梳理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而提出几点质疑,与秦亚青教授商榷,并尝试提出文化融合的研究路径。


一、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发展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运用西方建构主义的理论建构路径,并将中国的“关系性”概念植入其中,现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其研究与发展至今已有10多年,经历了从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到日臻成熟的过程。国内学者最早运用关系理论分析国际事务的要数秦亚青、魏玲,他们在2007年提出了“过程型建构主义”,认为东亚是一种进程主导型的地区合作模式,合作进程使大国行为社会化、权力社会化,孕育合作规范和规则,催生集体认同(1)。这是我国运用“关系”概念分析国际事务的发端。马骏在同一年提出了关系性权力概念,认为“关系性权力观从关系属性而不是行为体属性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中的权力问题”(2),不过其关系性权力观指的是权力关系,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关系性”概念有所不同。2008年,王志强提出了与西方工具理性相对的、以互动与变化为特征的“关系性”概念(3)。2009年,宣兴章提出西方讨论的国际关系是立法者预定性质下的派生性关系,而不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关系”概念,柔性的礼制体系和刚性的法治体系是有可能相互补充的(4)。以上研究共同促进了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初步发展。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关系性”的相关概念,并初步运用关系理论解释国际事实。


2009年,秦亚青在《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一文中将中国文化的“过程和关系”概念植入西方结构建构主义理论框架,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范式(5),其运用和发展由此进入到一个“繁荣时期”。2010年,秦亚青发表《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和平崛起》(6)一文,特别是2012年出版的《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7)一书,大幅推进了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研究。2010年,马兰起提出了“关系型权力”概念,他依据黄国光的“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认为国家可以根据相关方的脆弱性程度、责任观念和人情大小,获取相应的“关系型权力”(8)。高尚涛在《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一文中提出了关系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框架和“关系理性”概念,即研究的主要问题——国际体系的共在关系结构及其与国家的国际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基本构成要素——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构成单元的共在关系体系、关系理性逻辑、主权共在关系结构中的相互作用、关系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假设(9)。随后,一些学者运用关系理论分析对外援助、网络视角下的社会性权力、中美信任关系维持、国际合作实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网络视角下东盟的地位、东盟安全合作实践等。还有一些学者如苏长和提出了关系理论的学术议程,包括关系理论方法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会通法基础上延伸和扩大“关系”的范围、从关系选择角度认识国家行为和国际秩序演变、互联互通实践为关系理论提供了研究素材等(10)。季玲提出了有关“关系转向”的本体论自觉的一些看法。她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原子式的实体主义本体论越来越脱离世界政治的现实,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推动东西方学者共同转向“关系本体”。坚持“关系本体”、反对实体主义世界观和研究路径是“关系转向”的共同基准线,也是超越东西方分野、推动全球关系主义研究的基础和起点(11)。曹德军在《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一文中分析了两种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即过程建构主义和关系均衡理论,并对其进行了学理比较,提出了该理论在适用范围、概念类型化和政府功能区分等方面存在的难题(12)。尚会鹏则直接提出了与秦亚青教授商榷的几个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问题,包括用“关系性”概括中国儒家思想是否合适、主流国际关系三大理论范式是否忽视了国家间关系的讨论、行为体(包括国家和人)的行为是否完全决定于“关系”或“关系类型”、在对立意义上使用“理性”与“关系性”两个概念是否合适、采用何种方法提升中国的文明经验等(13)。这一时期关系理论已形成基本的理论解释体系,有自身的一系列理论假定,运用关系理论解释国际事实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秦亚青是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从2003年开始倡导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并指出中国学派难以生成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厘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14),自此其开始致力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构建。2004年,秦亚青受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布赞(Barry Buzan)的邀请,参加“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项目,他将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重心开始放在不同文化的差异上。他和魏玲合作的《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一文,正是基于文化视角专门论述了东盟与欧盟的不同,即过程主导还是结果主导:东盟强调过程主导,过程既是结果也是手段、过程塑造利益与规范,强调结构与主体关系的互动性、松散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欧盟强调结果主导,过程是手段、规范决定利益,强调规范结构与主体关系的单向性、正式制度安排,明确提出“过程型建构主义”重视“关系”的观点,即主体间互动产生的“化”力(15)。反映中国传统文化观点的“关系性”是该文立意的核心概念。2009年,《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的发表反映出秦亚青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基本研究框架已经形成。他在文中将“关系性”与西方的“理性”概念相对应,利用主流建构主义的基本假设——社会本体、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和国际社会进化原则,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核心假定,即关系身份和关系权力的关系本位,强调过程的重要性,指出过程具有自在性和过程动力,过程孕育规范、培育集体情感和集体认同,其理论核心是“关系性”,即关系本位(16)。2010年的《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一文,借鉴国际社会概念,运用世界政治关系理论,具体讨论了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实践过程,两者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动态过程,并都在互动中发生和平变化,形成新的合题,中国和平崛起是可能的,文中反驳了布赞基于实体视角提出的中国因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不同难以融入国际社会而不太可能和平崛起的观点(17)。2012年,《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的出版使世界政治关系理论更加系统和完善。书中进一步强调了过程本位和关系本位,补充了关系理性假设、元关系、中庸辩证法等概念,认为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可以相互补充,并通过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提出了东亚地区合作的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解释(18)。2015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一文又进一步论证了关系世界假定、知行合一假定、中庸辩证假定,并认为这是构成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思想基础(19)。2018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英文版的问世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上的里程碑,该著作提出了关系世界观,进一步强调了关系本体、过程本体和元关系思想(20),关系理论的体系日臻成熟,包括系列理论假定、理论的思想基础等,关系理论已形成了自身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其影响已扩展到国外并为国外学界所认可。


综合来看,关系理论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关系”概念植入西方主流建构主义,对“关系”概念进行理论化和概念化,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关系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或称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过程建构主义等,它是交互格义的产物(21)。二是运用易经文化的阴阳对偶关系,提出了元关系概念,强调理解世界的关系本位视角,对国际政治作出了不同于西方理性视角的全新思考,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社会性的关系世界,这是关系理论的社会性本体论前提假设,不同于西方基于个体理性思维的国家原子论说和原子世界观。三是提出了将中庸辩证假定、知行合一假定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基础。正如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所言,这部开创性著作标志着真正全球性国际关系学科的到来(22)。这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给国际关系学科产生以来的“百年献礼”。


二、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与美国范式、中国学派


关系理论与美国范式密不可分,是美国范式的产物,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学派,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之一。


(一)理论假定与假设


美国范式源自西方理性思维传统,在方法论上强调科学实证,主张通过说明和解释来探寻社会事实为什么发生的确定性因果关系,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没有本质区别,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具有客观规律性。其具体研究路径是在理论假定(Theoretical Assumption)或前提假设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设(Theoretical Hypothesis),并用具体社会事实证明假设,即证伪或证实,最终得出具有确定性的研究结论。因此,美国范式也可称为科学范式,它遵循理论假定、理论假设、假设检验(Hypothesis-testing)和因果关系的研究样式。理论假定或理论的前提假设是无须验证的假设。在理论研究中,公理或依据公理而提出的假设是无须验证的,这就是理论假定,比如“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直线”“两点连线中的直线距离是最短的”等,否则,假设则需要证明。“假设可分几种,有的是可以证实的,并且一经实验证明就可以成为真理的渊薮。”(23)学者可以通过理论假定来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变量,建构简约理论。理论假设是需要通过研究进行验证的假设,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是如此。


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现象普遍存在。比如,社会科学理论关于理性人的通行假定,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结构、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系统和西方政治学关于政治体系的理论假定。在一个具体的理论建构中,会有一组理论假定,其目的是为了排除干扰变量,找到明确的因果关系,并通过社会事实来证明理论假设。


(二)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是美国范式的产物


探寻因果关系是美国社会科学范式的主要目的。学识是关于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之间依存关系的知识(24)。“任何理论都包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假设,每一个假设都详细说明变量间的既存关系。”(25)在现在的事实之间必然存在一种联系,因此,“关于实际事情的一切理论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关于实际存在的一切论证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上”,“关于实际存在的一切论证都是这种性质的”(26)。政治学讨论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一切物体都按照一种必然的因果规律运动着”,“国家的运动也是受因果规律支配”(27)。


自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创立范式理论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界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范式思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没有摆脱范式研究的掣肘,并在辩论中逐渐形成了三大主流理论研究范式,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范式认为,国际社会事实是客观的,国际关系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对国际社会事实进行科学研究。它们均遵循理论假定、理论假设及其验证,以及论证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新现实主义坚持理性人的前提假定,其理论建立在这个假定基础之上,认为国际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关键变量,国际结构对国家的影响大于国家对国家的影响,国际结构决定国家行为选择,即结构决定行为。国家的结构选择是一个理性选择(28)。与新现实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也是建立在理性人这一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认为国际制度可以降低国家交往成本和使国家的行为有预期,因此,国际制度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关键变量,即国际制度影响行为选择,国家的制度选择是一个有利于增进国家收益的理性选择(29)。建构主义同样也是建立在理性人的理论假设基础之上,认为国际社会有三种不同的文化,包括战争文化、竞争文化与和平文化,国际政治文化是建构国家行为的关键变量,即文化建构行为。虽然国际政治文化建构国家的行为选择,但文化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因果逻辑,无论是选择战争文化、竞争文化还是和平文化,国家的选择也是国家的一种理性选择(30)。可见,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美国主流关系理论试图“通过抽象的逻辑演绎过程而非直觉或者经验过程来逐步探寻客观世界的规律”,“寻求确定性的因果知识”,而“建构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论述集中在其理论核心:‘规范’、‘认同’及‘话语’的论述”,重视研究“对身份和利益产生的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因此,“对建构问题的论述绕不开因果理论”(31)。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接受了建构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设及其论证方法和因果逻辑。它“试图设计一种国际关系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即采纳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构架”(32),接受了结构建构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即社会本体、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和国际社会进化原则(33)。因此,可以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是建构主义的一个分支学派。


该理论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将中国的关系文化与建构主义理论相结合,建构出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其运用建构主义的立论方式提出了一组理论假定,包括关系本位假定、关系确定身份假定和关系孕化权力假定(34),在其著作出版时补充了关系理性假定,并同关系本位假定、关系身份假定和关系权力假定组成关系理论的四大假定,后来又补充提出了关系世界假定、知行合一假定和中庸辩证假定(35),这既反映了关系理论对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同时也可以说是关系理论基于中国关系文化而提出的系列理论假定。从范式思维的角度看,这些理论假定不需要通过学理证明,它是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实践并经过理论思维而提炼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建构简约的关系理论体系。


关系理论认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静态理论,难以认识国际体系的过程性和国际社会的复杂关系,是静态的单向因果机制理论(36)。由于世界是动态的,属于关系本位和过程本体,因此,只有通过从社会性入手的关系理论才能理解这个复杂的、变动不居的社会世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是认识关系世界的真谛。“元关系是一切对偶关系的抽象表现”,社会世界是一个以人为基础的关系世界,根本上是统一的和谐关系。“中庸辩证法是认识元关系的根本方法。”(37)该理论还专门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为例来说明中庸辩证法的合理性,主张用关系治理作为规则治理的补充,并通过东亚地区合作案例,在反思西方理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系理论的过程性解释,认为西方非此即彼的理性思维是导致其不能解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关键问题,新现实主义的权力观、新自由主义的利益观和英国学派的主权观等正是这种思维逻辑的结果。中国包容性的中庸辩证思维强调,对偶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A可以转化生成为非A,非A可以转化生成为A,两者间的共同进化(Co-evolution)、通过维持适当的关系和过程以及通过中庸的方式实现和谐,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合体,因此,关系治理文化完全可以和规则治理文化相辅相成(38)。共同体成员遵循关系选择逻辑,东亚地区合作就是注重关系治理的典范。本质上看,关系选择也是一种因果逻辑,因为行为体是为了某种利益,通过打通关系、维持关系和显示关系而采取行动的。


可见,该理论完全遵循了建构主义的理论立论方式。可以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就是范式思维的结果,这个范式可称之为过程建构主义范式或关系理论范式。


(三)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与中国学派


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现关于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声,至今历经了倡议和创建两个阶段。在倡议阶段,宦乡、程毅、梁守德等学者就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也可称之为呼吁建立“特色理论”时期。他们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认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建设就是要强调“中国特色”,要“自尊、自信、自立”,“打上中国印记”(39),倡导“建立一门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理论”(40)。进入21世纪后,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声日益高涨,有学者甚至认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已成为当今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历史使命”(41),中国学派进入创建阶段。学界主张建立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的“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42),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4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回归中国重心(44),倡导构建中国学派要“坚持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为研究线索”(45)。与此同时,反对声也随之而来,出现肯定派和否定派之间的争论(46),中国学派的创建阶段也开始真正启动,肯定和支持派逐渐成为主流。有学者还提出了中国学派的两条建构路径,即核心问题驱动路径和观念引导路径(47),也有学者提出从中国本土哲学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48)。


归纳起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研究实践:一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如郭树勇的《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曹泳鑫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李爱华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49);二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胡守钧的《社会共生论》、任晓主编的《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秦亚青的《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等(50);三是采众家之长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如蔡拓的《全球学导论》、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等(51),可见三个方面的研究都有所进展。然而初看起来,中国学派的形成似乎还不太明显。其实,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即广义的中国学派和狭义的中国学派。广义的中国学派包括以上三个层面的内容,狭义的中国学派主要指第二个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国际关系事实(52),尤其是解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世界变化问题,也即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秦亚青是狭义中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直在倡导建立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2005年,他指出,“如果中国国际政治学者能够有意识地在三个向度方面对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就有可能产生世界政治的中国学派”(53)。2006年,他再次指出,中国学派的生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中国“不仅可以产生一个中国学派,而且有可能产生两个、三个或多个中国学派”(54)。2008年,他又提出“中国原创理论范式的研究会继续下去,知识积累会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化会受到更多重视。天下、大同、秩序、中庸这些最具代表性的概念会更多地进入中国学界创建中国范式的努力中来”,“中国理论范式是可能出现的”(55)。2016年,他又先后在《文汇报》《人民日报》发文指出,“中国学派是一种符号,一种标识”,“一定是复数的”,会“有很多理论流派”和“很多概念创新”(56)。


事实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已有不少成果,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分析世界政治,比如天下体系理论的“天下”概念、国际共生关系理论的“共生”概念、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关系”“关系性”概念和道义现实主义的“道义”概念等。二是这些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要么是正向格义的产物,比如天下体系理论和国际共生关系理论,要么是交互格义的产物,比如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有学者认为,中国学派是“在汲取中华文化背景知识的精华的基础上”,不断汲取其他学派的知识而升华,并形成对“当今世界的关联性解释和进步性理解”(57)。三是从本体论来看,中国学派主张的是“关系本体”,无论是天下关系、共生关系还是道义关系,都是关系性思维,都是从本体论上对西方主流的个体理性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和解构,并从关系社会的整体思维视角进行理论重构。四是其运用的论证方法可以是中国传统的理解和诠释方法,也可以是美国科学范式的论证方法。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运用科学范式的论证逻辑,将“关系性”概念植入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从而形成了关系理论的解释体系。由于植入建构主义理论的是“关系”概念,关系思维和中庸辩证的理解特性也被同时带入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之中,因此,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实际上是关系思维和理性思维相融合的一种分析方法,其论证的结果是确定结论与不确定性结论的结合。确定的结论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和东盟组织的建构具有“关系性”和“过程性”特征,不确定性是指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和东盟组织的建构具有动态性和可能性。


由此可见,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也可以说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主流学派,是狭义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可以称作“关系学派”,也可以与“道义学派”“天下学派”“共生学派”一起称为狭义的中国学派。


三、关于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几点质疑


关系理论的创新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其理论建构的方式也值得学习和借鉴,运用关系理论分析国际政治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受。已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评论,比如《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问题》、《〈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之管见》、杨晓文的《书评》等(58)。笔者在此主要就关系理论的终极关怀、“关系理性”、关系治理、无主体过程和不确定性解释等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主要目的是提醒不要曲解和误读创立关系理论的文化视角思维的本意。


(一)关系理论及其终极关怀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对“关系”概念进行了界定,即“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变动不居的过程(59)。然而,这只是一个“关系”表层状态的描述,其内涵的核心意义并没有完全表达清楚,“关系”是天下关系、共生关系还是道义关系?该理论限于理论研究的简约,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解读。笔者认为,“关系”是一种社会秩序状态的描述,包含以血缘为基础的亲疏差序等级关系、以互存互补为基础的共生关系,其治理方式是德治。因此,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概念是指行为主体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秩序状态,包含三个层次,即表层是横向互动和纵向流变,中层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疏差序等级关系和互存互补的共生关系,内层是义利关系,依靠德治,通过“仁义礼智信”来协调和维持。


关系理论强调的是关系秩序和关系世界,“关系”概念的含义应该是广义的,“关系性”概念中暗含差序等级、共生、仁义道德等,是一般性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关系理论也可以称之为广义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天下体系理论强调的是差序等级秩序和差序等级世界,道义现实主义强调的是道德秩序和道义世界,国际社会共生理论强调的是共生秩序和共生世界,这些理论属于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一个分支,可以称之为狭义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这里建构理论的问题在于,由于关系理论暗含着差序等级、共生、德治等,未来社会如果是像关系理论所描述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未来世界发展的图景似乎就是一个差序等级的世界。共生是差序等级式共生,德治是差序等级式德治,关系理论似乎失去了人类价值关怀的终极目标——平等、正义和自由等。


(二)理性与“关系理性”假定


秦亚青教授在关系理论中提出了“关系理性”概念,并将其作为理论体系的前提假设之一,也对其进行了理论解释,认为“在重关系和重人情的社会中,理性可能会呈现另外的状态”,“通过自己熟悉的人脉关系去实现某种利益,这就与个体社会中的个体理性不尽相同,可以称为‘关系理性’”(60)。“理性是关系环境中的理性,是关系互动过程中的理性。”(61)笔者在此提出三点疑问:


第一,“关系”与理性能否相提并论。从“关系”的基本含义上讲,“关系”应与个体相对,“关系性”应该与个体性相对,理性相对应的词应该是感性。“关系”和“关系性”可以理解为社会性的,但感性就不一定是社会性的,因为感性也可以是个体感性。因此,用“关系”和“关系性”来解释国际政治,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性的,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个体性的。“关系理性”所表达的含义更像是关系感性的社会与世界。正因为如此,秦亚青教授在运用关系理论解释国际政治时,使用的是“合情合理”“通人性”的表达方式(62),这是一种感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理性的思维方式。这恰恰又是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所在。因此,将关系思维作为一种理性思维可能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关系思维实际上是一个模糊性的感性思维,所谓的“关系理性”本质上是关系感性。


第二,“关系”界定理性还是“关系”界定感性。关系理论认为,“关系理性是指关系界定理性”(63),“理性很可能是关系条件下的理性”(64)。笔者认为,“关系”可分为理性关系和感性关系,因此,“关系”可以界定理性,也可以界定感性。国际社会既是理性社会,更是感性社会。东方关系思维视角下的关系社会和关系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感性社会和感性世界,关系理论实际上运用了“关系理性”假定这一概念来分析一个关系感性社会,因此,“关系理性”假定本质上是关系感性假定。可见,“关系理性”中的“理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理性”含义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此理性非彼理性,在逻辑上也有悖同一律。


第三,“关系”与理性的区别是什么。表面上看,“关系”和理性本不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概念。“关系”包括自然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理性专指人类,两者的差别很大。但如果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两者的联系就很紧密了,即关系思维和理性思维,因此,关系理论中“关系”与理性的区别实际上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别。关系思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一种思维方式,注重感觉、感悟、悟性。理性思维是西方的思维方式,注重逻辑和推理判断。与关系思维不同,理性思维方法可以摆脱激情和偏见(65),不会凭感觉、直觉作出结论。因此,可以说理性思维是在关系思维基础上的思维逻辑升华。


“关系理性”假定客观上隐含着的含义是用“关系理性”模糊规则理性,因此,关系性解释和规则性解释就可能变得模糊起来。事实上,关系理论的解释也是在模糊关系社会与理性社会的界限,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绝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关系,这两者也是联系在一起的”(66)。


(三)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逻辑


社会治理可以分为规则治理和非规则治理,其都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调节。严格来说,规则治理也是一种关系治理,因为规则是对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的约束,体现出的社会治理现实是规则性关系社会,其本身是在注重人治的非规则性关系治理基础上的一种进步。它既是人类的一种治理实践,也是人类治理行为的一种理性选择,而不是关系理论认为的不一定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即所谓的“重规则治理还是重关系治理并不完全是理性行为体的有意识选择”(67)。


国际社会可以分为规则性关系社会和非规则性关系社会。关系治理也应该包含规则性关系治理和非规则性关系治理。很明显,关系理论所运用的关系治理概念是后一种含义——非规则性关系治理,强调的关系治理本质上是非规则理性的德治、人治治理方式,因为规则治理是“更具法律意义上的治理”,关系治理是“更具社会意义上的治理”(68)。因此,可以说规则治理是法治,关系治理是强调以德治为基础的人治,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体现的是德治或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这种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法治严重不足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延续。虽然如关系理论所主张的,非规则的人治式关系治理可以作为社会治理的补充方式,但一定不能作为主要的或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无论是国内社会治理还是国际社会治理,都应该以法治为基础,国际社会的关系治理应该建立在规则治理(法治)的基础之上。


关系治理的关键是要什么样的关系治理,如何解决不道德的关系治理问题。关系治理的弊端是很难做到治理透明,而且很容易演变为暗箱操作式治理,治理中很容易出现一些“潜规则”,因为“关系理性”隐含的利益关系是不确定的和模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获取利益就要把控好不同的关系网路,关系网络是获取利益的渠道。由于无规则约束,行为者就会通过“找关系”“拉关系”“买关系”来建构人脉关系网,实现其目的,尤其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者,包括个人和国家,利用关系网络去压制另外一些人或国家。如果人类的聪明才智运用到“找关系”上而不是发展创新上,往往是竞争力弱者会利用加强关系网络来赢得竞争,而有能力的德才兼备者往往被压制,这是影响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是一种逆淘汰现象。如果缺乏法治规则,国际社会将会从明规则博弈关系演变成一种关系性的潜规则博弈关系,获取关系性权力和利益将会是维系和增进关系的主要动因,其结果可能会导致对规则治理的破坏,这样就很难实现社会治理的公平与公正,历史上的德治社会几乎都是如此。这也是国际上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一带一路”治理漏洞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治理需要加强的是规则治理或法治,而不是关系治理或德治。秦亚青教授期望的“以德治为支撑,治理参与者的自我处于一种不断依照道德和仁义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的和谐治理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了(69)。相反,规则治理可以避免“潜规则”和暗箱操作的治理乱象。世界恐怕也很难再从规则治理社会退回到关系治理社会,而是要不断加强规则性治理,不断完善规则治理,关系治理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迫不得已非要运用关系治理,应该有明确的关系治理条件限制,比如,治理过程透明以避免关系治理的漏洞。基于自由、民主、平等、公开和公正的规则性国际社会关系是高等级的国际关系状态,是在无政府状态的非规则国际关系基础上的进化。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四)是否无主体过程


秦亚青教授在论述社会过程的特点时认为,主体与过程不可分离,过程具有自在性,过程本身可以产生动力。同时他也认为,社会过程可以是无主体过程。“许多过程是无法追溯到具体肇始者的,比如谣言的传播、磁场的震颤等,这样的过程无法还原到一个具体的行为体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其实,我们在考虑社会规范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谣言传播这类过程,亦即某种规范是在无肇始者和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的,比如东盟的‘舒适度’规范。”(70)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存在两点疑惑:一是既然主体与过程不可分离,那怎么又会出现无主体过程呢?显然这是存在矛盾的,与不矛盾律相冲突,因为两者不能同时为真。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制造过程的主体,主体都是存在的。制造过程的主体不会因为难以发现或不受关注而消失。无法还原并不意味着没有主体,主体可能有意识或没意识,但不能说无主体,诸如谣言、磁场和全球化等都有其主体。无论谣言怎么变化,每一个谣言一定都有一个始作俑者。传谣的过程中谣言可能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产生了不同的谣言,谣言的每一个节点的改变者就是谣言的制造者。震颤的磁场中没有“磁”就不会有“场”。全球化的主体就是国家、跨国公司,或者是资本控制者。正是因为近代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以及跨国公司的对外发展,这才导致了全球化进程。没有国家的扩张以及跨国公司和资本的推动,全球化无从谈起。


二是无主体过程假设可能导致主次不分、责任不清。一个没有主体的社会实践过程可能会导致主次不分、责任不清的现象,结果是“眉毛胡须一把抓”,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社会性问题,即忽视、模糊、甚至掩盖主体。例如,罪犯、谣言制造者及其支持者就希望通过“关系和过程”来掩盖主体,以使他们免责。推卸责任者也可以利用模糊主体来免除责任。因此,理性逻辑和关系逻辑同样是因果逻辑,其背后隐含的意义和造成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关系思维容易被人利用而“浑水摸鱼”。找不到责任主体对权力拥有者处理事务是有利的,因为他们掌控着解释事务的主动权。在利益关系中,掌握解释权和执行权的人或与解释权和执行权关系密切的一方将占据主动,这也是谋求改变关系的动力。笔者认为,主体与过程不可能分离,没有主体就没有过程。一个主体可以产生不同的过程,比如“舒适度过程”和“规则化过程”,这要看主体如何选择,选择舒适度就是舒适度的过程实践,选择规则化就是规则化的过程实践,但不太可能没有主体,没有主体的实践过程如何产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关系”是由主体导致的,没有主体也就没有“关系”。“关系”产生以后的互动和流变也需要主体的推动,无论是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还是伙伴关系与结盟关系,其都有主体的推动或运筹帷幄,否则“关系”将难以维持。比如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是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推手,中国政府是中美新型大国合作关系的发动者,中美两国会形成怎样的双边关系,关键看两国的利益平衡、互动与妥协,主体是中美两国。


(五)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解释


西方理性思维是一种确定性思维,规则理性涵盖的利益关系是确定性答案,强调理性是知识的来源和认识世界的确定性原则,认为知识是“在原理、概念和法则里面,而非察觉个别的物体”(71)。“完全确定性的寻求只能在纯认知活动中得以实现。”(72)关系思维是不确定性思维,因此,“关系理性”隐含的利益关系是不确定的和模糊的。关系理论“将关系设为基本单位则从根本上颠覆了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研究思路,采取了一种动态的研究取向”,因为“中庸辩证法不刻意追求确定性”(73)。这会带来两点疑问:一是理论的社会价值导向问题。理论都会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比如,自由主义带来以市场与民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带来以计划与威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等。在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导向的是权力争夺,自由主义导向的是国际制度建设,建构主义导向的是文化选择。因此,从社会价值导向意义上讲,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带来的将是关系选择。在关系理论的导引下,世界将会变成一个关系社会和关系世界,这将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社会和世界,社会发展有可能出现关系社会挤占规则社会的发展空间,出现喧宾夺主现象,人们可能会担心鸠占鹊巢,这有点类似《阿拉伯人和骆驼》的寓言故事。


二是理论和社会的进化问题。理性思维文化和关系思维文化分别是西方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西方的理性思维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到中世纪的上帝理性,再到近代的科学理性,在西方社会实践中取得了不断的发展和进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到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再到建构主义,也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理性思维的特点是逻辑严密和解答明确,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精准客观答案,比如权力、制度和文化。中国的关系思维是一种感性思维,从“仁义礼”到“仁义礼智信”,无不是生活感性的产物。关系思维的特点是强烈的主观色彩,其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比如“舒适感”“合情合理”“通人性”等。由于“舒适感”“合情合理”“通人性”实际上是一个寻求变通的模糊性解释和结果,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由谁来解释“合情合理”、其标准如何、如何制定和执行?这在客观上可能导致打破规则和法治。如果用关系理论解释世界,这意味着用“关系人”“关系社会”假设取代“理性人”“理性社会”假设。这是在运用一个相对落后的、类似朝贡体系的差序等级社会治理思维概念来解释当今的国际社会,它是否会带来理论与社会退步而不是理论与社会的进化?这有点像论证从高维思维走向低维思维的合理性,其与关系理论所倡导的进化理论思维也是相悖的(74)。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科学等观念是人类的共有价值,是理性思维的产物。我国从“五四运动”开始倡导的、已百年有余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与不确定的关系思维不无关系。


理论的建构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建构起来也没有那么完善。没有能够解释所有社会事务的全理论,如果有,那一定是经不起检验的假理论,或是不需要检验的宗教,宗教只需要相信即可,不存在对错。任何理论都存在一些问题,无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过程建构主义。笔者在此只是提出关于关系理论的几点疑惑和思考,希望有益于今后关系理论的辩论、完善和进一步发展,仅此而已。


四、理论建构与融合视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既可以说是美国范式,也可以说是中国学派,它是一个杂交理论(75)。这一视角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即运用文化视角分析国际政治,其体现了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关系”和“关系性”这一文化基因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其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假设和论证方式,反映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也可以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是关系思维文化与理性思维文化的结合,这或许是我国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一步突破的主要方向。这也给了我们一个研究方法的启示——理论融合研究,它包括理论范式融合研究、文化范式融合研究和实践范式融合研究。


理论范式融合研究主要指相同思维文化导致的理论融合分析。比如希尔和卡赞斯坦提到的自由现实主义、现实建构主义、自由建构主义和分析折中主义(76)。他们认为,“不可通约律的‘极端’形式反映的是一种狭隘的科学观,认为不同理论完全是相互排斥的解释系统,实际上,不同理论中的一些要素或术语是可以调整和融合到其他理论之中的”(77)。我们可以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学派进行范式间的融合分析,范式分析与范式融合分析可以相互补充(78)。另外,天下体系理论、共生理论也可以进行相互之间的融合探讨,即形成天下共生体系理论。天下体系需要共生理念,必须以共生关系为纽带;共生关系需要天下观念,必须以天下体系文化为背景,天下关系与共生关系缺一不可,两者融合生成天下共生关系体系。大同世界、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属于天下共生关系的世界。其他理论范式融合还可能包括天下道义体系理论、共生道义理论、天下共生道义体系理论等。


文化范式融合研究主要指运用不同思维文化之间的融合进行理论分析。比如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就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关系文化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范式相结合,设计出“一种国际关系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79)。道义现实主义是中国古代的道义思想与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相结合而生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80)。不仅如此,还可以研究关系理论、天下体系理论、共生理论与西方理性主义理论的结合,比如,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融合生成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关系现实主义(Relational Realism)、关系制度主义(Relational Institutionalism)、关系建构主义(Relational Constructivism)、天下制度主义(Tianxia Institutionalism)、共生制度主义(Symbiotic Institutionalism)等。


实践范式融合研究是对一个共同体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知识和思维能力的人,彼此影响并吸收对方行为路径的行为选择实践的考察。实践范式与文化背景有关,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对外实践有不同的实践理性、实践路径和实践经验,比如,欧美的对外实践与中国的对外实践不同。融合实践是指不同文化行为之间的交叉、碰撞、吸收并生成新的文化行为实践。只有实践路径才能打破西方二元分立思维,并“将物质和理念有机结合起来”(81),将不同的文明、文化实践结合起来,因为文明、文化是一个实践共同体(82)。国际关系实践是不同文明、文化的实践,也是具有不同实践知识和思维能力的实践,注重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实践融合范式是研究文化融合趋势的可行路径。实践的结果与实践者的背景知识、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关。如果说跨范式研究开启了范式融合研究之门(83),那么,跨文化实践研究则开启了实践融合研究之门。文化融合实践研究将形成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进程。


注释:


(1)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


(2)马骏:《国际关系中的“权力”问题——关系性权力观的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


(3)王志强:《国际关系的关系性和跨文化性》,《国际观察》2008年第3期。


(4)宣兴章:《国际关系是关系:对存在的反思与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


(5)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6)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3期。


(7)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8)马兰起:《国际关系中的关系型权力研究——一种儒家关系主义的视角》,《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9)高尚涛:《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


(10)苏长和:《关系理论的学术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


(11)魏玲:《关系平衡、东盟中心与地区秩序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7期。


(12)曹德军:《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概念、路径与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


(13)尚会鹏:《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问题——与秦亚青教授商榷》,《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


(1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15)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


(16)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17)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3期。


(18)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9)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


(20)Yaqing Qin,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21)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和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


(22)Yaqing Qin,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23)[法]彭加勒:《科学与假设:导言》,叶蕴理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页。


(24)[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延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页。


(25)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99.


(26)[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35页。


(27)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28)[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9)[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0)[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1)王明国:《因果关系与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73、76-77页。


(32)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33)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7页;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34)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35)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


(36)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37)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38)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7、156页。


(39)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40)参见赵玉梁、赵晓春、楚树龙《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纪要》,《现代国际关系》1987年第4期;程毅《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意见》,《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9期;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41)胡键:《中国和平发展学研究》,《国际观察》2020年第3期。


(42)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


(43)俞正樑:《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国学派》,《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1-3页。


(44)门洪华:《回归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重心,架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


(45)倪世雄、赵曙光:《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化之路》,《解放日报》2011年9月26日。


(46)胡键教授认为,秦亚青等为肯定派的主要代表,阎学通等为否定派的主要代表,参见胡键《中国和平发展学研究》,《国际观察》2020年第3期。


(47)卢凌宇:《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路径选择》,《欧洲研究》2016年第5期。


(48)董青岭:《从中西哲学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生》,《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


(49)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曹泳鑫:《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爱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0)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胡守钧:《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任晓主编:《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51)蔡拓等:《全球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52)任晓教授认为,中国学派原创性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三四种理论学派,包括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体系理论和共生理论,参见任晓《中国学派问题的再思与再认》,《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胡键教授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学派的“京派”和“海派”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参见胡键《中国和平发展学研究》,《国际观察》2020年第3期。


(53)三个向度指的是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独特的、具有学理意义和前瞻意义,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5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与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与必然》,《国际展望》2006年第4期。


(55)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


(56)秦亚青:《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学派》,《文汇报》2016年1月22日;秦亚青:《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


(57)秦亚青:《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


(58)尚会鹏:《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问题——与秦亚青教授商榷》,《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齐杓东、申晓若:《〈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之管见》,《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2期;Xiao Alvin Yang,“Book Review”,JCIR,Vol.7,No.1,2019,pp.11-113。


(59)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60)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6页。


(61)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62)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63)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64)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11页。


(65)徐大同、高建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三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66)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67)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68)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145页。


(69)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70)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71)张东荪:《认识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页。


(72)[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73)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96页。


(74)秦亚青:《循环与进化: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取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


(75)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76)[美]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77)[美]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78)刘胜湘:《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融合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


(79)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80)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81)秦亚青:《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基于理性和关系性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


(82)[美]彼得·J.卡赞斯坦主编:《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魏玲、刘伟华、王振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83)[美]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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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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