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平:法律责任的道德类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 次 更新时间:2020-10-30 00: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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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平  

   作者简介:周安平,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理学研究。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法律责任与道德人关系有四种类型,即强道德性、弱道德性、非道德性和无道德性。所谓法律责任的强道德性,是指一个人之所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是因为,并且也只能因为行为人在道德上具有可非难的道德过错。此类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高度重合,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也要接受道德的谴责。法律责任的弱道德性,是指法律责任并不以道德为充分条件,只要满足了最低限度的道德,或者不与道德冲突即可。基于坏运气的法律责任、合同责任以及违誓责任即属于此类。所谓法律责任的非道德性,是指法律责任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被制定和实施,但在道德上却不被承认和支持。“恶法”所强加的法律责任就属于此类。所谓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是指法律责任的设定与道德没有关系,道德对于法律责任,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技术性法律所规定的法律责任即属于此类。

   关 键 词: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道德/运气

   法律责任,从道德的角度看,它或者具有道德根据,或者不具有道德根据。法律责任的道德根据与法律责任的规范根据不同。后者是指,法律责任的根据在于某个具体的法律规定,即某个行为之所以应当承担责任,是因为违反了某个法律规定的义务。而前者则是指法律规范规定的法律责任所具有的道德理由。道德根据与规范根据的关系表现在,规范根据是道德根据的具体体现,而道德根据则是规范根据的依据。

   法律责任的道德根据,当然并不意味着任何法律责任对于道德的要求都是同等的。根据法律责任与道德的关系程度,法律责任的道德性可以分为强道德性、弱道德性。而如果法律责任有违道德,则可称之为非道德性。此外,有些法律责任与道德没有关联,我们可称之为无道德性。由此,我们获得了四种法律责任的道德类型:强道德性、弱道德性、非道德性和无道德性。

   一、法律责任的强道德性

   所谓法律责任的强道德性,是指一个人之所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是因为,并且也只能因为行为人在道德上具有可非难的道德过错。所谓道德过错,是指行为人原本可以选择一个无害于社会的行为,但事实上却选择了一个有害的行为。原本可以选择无害却选择了有害,这就是行为人的过错了。此类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高度重合,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也要接受道德的谴责。行为人对其错误的自选动作必须承担不利的后果,这在道德上是可以证成的。这个道德根据就是行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正如萨特所说的,“责任不是从别处接受的:它仅仅是我们的自由的结果的逻辑要求。”[1]什么是自由,自由通常有两个特征:第一,当行为人面对一系列选择时,究竟选择哪一个,这取决于行为人自己;第二,行为人的选择或行动产生于行为人自身,而不是产生于其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2]在自由之下,行为人有选择善恶的自由,有选择有害无害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行为人对其行为具有选择空间,并且有选择能力。[3]

   所谓选择空间,是指行为人当时有若干个备选项,但行为人却偏偏选择了一个不应该选择的有害项。当然,选择空间有大小,备选项越多,则行为人对于有害项的选择的过错也就越大。相反,则越小。例如,你与人发生了纠纷,你可以找他索赔、可以找人调解、可以提起诉讼,甚至可以上访,这么多的选项你不选,但却偏偏选择了报复。当然,如果所有的途径你都穷尽了,虽然你最后也选择了报复,但与前者相比,过错就要轻多了。而当备选项为零时,行为人就没有选择空间,那行为人在主观上就没有过错。因为这个时候,事情的发生是必然的,而非人所选择的。

   所谓选择能力,是指行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其对于有害项的选择并非受控于非自主因素。选择能力是对强制或胁迫的排斥,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如果去做那件事是在我们能力之内的,不去做就同样是在我们能力之内的。”[4]选择能力因行为人的认知能力、知识水平和精神状态等因素的不同而有差异。一般来说,选择能力的判断标准,是以普通人作为参照标准,不能以超人或专业人士为依据。但是,如果行为人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人士,此时判断标准就得以专业人士的标准为依据。当然,选择能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行为人的选择能力越强,则其过错就越大,反之就越小。以精神病为例,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就是没有选择能力,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说明有一定的选择能力,所以,前者没有过错,后者就有部分过错。当然,选择空间和选择能力并不完全是可以分开使用的判断因素,一个行为人如果处于恐怖分子所控制和威逼的环境下,其选择空间和选择能力会同时下降。在这种环境下,行为人的选择空间和选择能力尽管不是零,但也是受到了极大限缩。刑法对于受胁迫而犯罪的可以减轻和免除处罚,就是考虑到了胁从犯的选择空间和选择能力都受到了限缩这一因素。

   以道德过错作为法律责任的理由,那么就意味着,一个人在没有道德过错的情形下而要求其承担责任就不具有正当性。无过错,也就是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具有可选择性,或者其选择空间为零,或者其选择能力为零,此时,行为人的意志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以年龄因素为例,民法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和刑法规定的无刑事责任年龄,其根据就是处于该年龄段以下,其辨别是非的能力在法律上被看作为零,所以,就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同理,行为不是选择的,而是被决定的,那么行为人也不应该承担责任。2008年汶川地震时,一个叫范美忠的老师在地震来临那一刻,喊了一声“地震了”,就率先逃出了教室,后被网民讥讽为“范跑跑”。[5]无论是否应该批判范美忠,但他的行为并没有法律责任。其行为是人的本能反应,是由求生的欲望所决定的自动反应,由不得他选择。而“当一个行为者根据某种完全不可抗拒的欲望采取行动时,他正在经历某种不是理性反应的生理过程,正是这种实际生理过程的缺乏理性反应才把指导控制和道德责任排除在外”。[6]

   二、法律责任的弱道德性

   所谓法律责任的弱道德性,是指法律责任并不以道德为充分条件,只要满足了最低限度的道德,或者不与道德冲突即可。在这种责任类型中,一个人之所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并不是因为行为人在道德上具有直接可非难的原因,而仅仅是因为行为人自身的因素与某种客观因素结合在了一起。很明显,行为人在道德上不具有直接的可非难性,这就决定了这种责任不是典型的道德责任。因为,其后果是由某种外在的客观因素所导致的,与行为人的道德品质无关,但由于该客观因素与行为人的自身因素结合在一起,又使得行为人不能完全摆脱干系。“不能完全摆脱”就意味着行为人与道德具有微弱的联系。是故,此种类型的法律责任可称之为弱道德性的法律责任。

   运气就是经常与行为人自身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客观因素。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导致某种结果的发生,与其运气有很大的关系。运气因素与行为人的过错不同,它在道德上不具有可非难性,或者可非难性程度较低,或者至少不与道德相冲突。这种基于运气不好所导致的责任,与过错责任相比,道德性因素明显趋弱,是为弱道德性。

   运气可以分为好运气和坏运气。法律责任与坏运气有关。[7]民法中的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就是由坏运气导致的责任。产品责任、动物伤人、环境污染等等,均与坏运气有关系,其不幸后果的发生并非完全控制在责任人手中,责任人不能避免不幸情形的发生。此时,我们可以说,责任人对于不幸后果的承担,并不是因为责任人有可直接证明其有道德过错的原因,而是因为责任人遇到了一个坏的运气而已。

   坏运气与法律责任的联系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因为坏运气与责任人存在某种关系,以至于行为人得对这种后果承担责任。坏运气与行为人存在的关系主要有:(1)坏运气与行为人的行为有关系。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机动车在没有过错的情形下,是否出现事故就与运气有关。在这里,机动车之所以要承担责任,就是因为这样的坏运气与其驾驶行为结合在了一起。(2)坏运气与责任人的物有关系。比如《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在排除人为因素外,建筑物是否倒塌,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而建筑物倒塌是否致人损害,也存在运气的成分。责任人之所以要承担责任,就是因为这样的坏运气与其物结合在了一起。(3)坏运气与责任人的关系人有关系。比如《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工作人员是否有害作业,或者其作业是否致人损害,这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就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了。用人单位之所以要承担责任,就是因为这样的坏运气与其雇佣关系结合在了一起。

   运气不仅在民事责任中发挥着作用,在刑事责任中也起着不小的影响。[8]举个例子,在加油站打手机引发爆炸,这是有概率的。假设某甲和某乙先后去加油,都打了手机,但某甲没有出事,而某乙则引起了事故。某甲遇到了好运气,而某乙则遇到了坏运气,以至于某甲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某乙则既要承担民事责任还要面临刑事责任。在这两个案例中,运气的好坏决定了两个人天然有别的司法命运。当然,刑法学者一定会提出,某乙存在主观过失,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是的,某乙的确存在主观过失。可是,为什么具有同样过失的某甲就不要承担责任呢?一个决定性的区别因素就是,某乙遇到了一个坏运气。因此,一般来说,刑法中的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相比,其道德性就相对较弱。

   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运气的法律责任是一种结果责任,[9]它不是因为责任人的过错,而是因为后果。对于民事责任来说,是对损害后果的分摊;对于刑事责任来说,则是根据危害结果而进行的责任倒追。运气的法律责任与过错的法律责任不同,过错的法律责任在于责任人具有可非难的主观过错,而运气的法律责任则与责任人的主观过错没有必然关系,至少关系不明显。因此,当坏运气作为法律责任的根据时,就削弱了法律责任的道德性。

   当然,运气作为法律责任的根据并不意味着责任人一定不具有主观过错。前面讲过,坏运气与责任人存在某种关系,这是责任人承担某种义务的前提,而这恰恰也就是责任人要承担坏运气结果的理由。因此,责任人对坏运气的发生尽管没有过错,但却与责任人未能尽到某种义务有一定关系。法律责任是责任主体由于违反义务而必须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违反义务”就是法律责任具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此外,法律之所以基于坏运气与责任人的某种关系,而将坏运气的结果分配给责任人,还有一个理由。一般来说,责任人相对于受害人处于较为优势的经济地位,由责任人来承受不利损失,这既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也与人们根深蒂固的“打富济贫”的伦理观念相一致,这也是此类民事责任道德性的一点体现。因此,坏运气的法律责任,尽管其道德性弱于过错责任,但也不属于无道德性之列。

合同责任也是一种弱道德性的法律责任。合同责任源于合同义务,而合同义务又源于当事人的约定。虽然,合同责任是因为当事人对于合同义务的违反。但当事人对于合同义务的违反,并不一定就是因为当事人有道德过错。合同责任并不考虑当事人是否具有道德过错,只要当事人违约了,合同责任就产生了。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合同责任的当事人一点都没有道德过错,那也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1)合同义务尽管取决于当事人的任意约定,但其约定的内容不能违背社会公认道德,这是道德对于合同责任的第一位要求。(2)合同义务在约定时,当事人应当充分意识到不能履行的风险。因此,风险评估能力的缺失也是其自身过错的一种表现。(3)合同义务的违反,虽然只要对当事人的客观行为进行判断即可,但这并不是说,当事人对于合同义务的违反就一定没有过错。不要求证明过错与事实没有过错并不能画等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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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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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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