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及其法治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4 次 更新时间:2018-07-12 23: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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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平  

  

   内容提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外延上从属于人类共同体。共同体概念的成立,是因为存在一个滕尼斯所说的“社会”概念的存在,以与共同体相对。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最大的共同体,将滕尼斯的“共同体”和“社会”都收入攘中,从而不存在一个“他共同体”与此相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是一个实体共同体,而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因此,其形成方式更多具有自生自发性,而非人为建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因并不存在“他共同体”与之相对而没有外部关系,只有内部关系。并且,其内部关系,由于不存在实体性组织,因而既不存在个体要求共同体提供保护的规范性权利,也不存在个体服从共同体的规范性义务。人类命运共同体上述描述性意义决定了法治意义有:以人为个体,从而恢复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作为价值共同体,从而避免了实体共同体的利维坦倾向;着眼于全人类的全球正义,从而消弱了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因强调“同理”和“同利”,从而化解了冲突与纷争;因以普适价值为基础,从而容易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关键词:共同体;人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

  

   国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的阐释有一个过程。早在2011年9月6日,《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则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2013年3月24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了对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理解。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又一次向世界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 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B20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呼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2017年1月19日,习近平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提出“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日前协商一致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次写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2017 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自国家领导人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特别是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不断发声,学术界也加快了研究的步伐。经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检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词发表的论文数,自2015年以来就呈现出逐年急剧上升的态势,2015年58篇,2016年199篇,2017年834篇,预计2008年将突破1000篇。 无庸置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研究借助政治话语的强势,短短几年,就迅速飙升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学术名词。但是,在这一波滚烫的研究热浪中,就已经发表的论文来看,研究成果的理论性似乎并没有随着论文篇数的增加而得到提升。许多文章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概念的意义的, 或认为它是为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或认为它是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总结,或认为它是中国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展现。我以为,一个概念无论被赋予何种政治意义,以及提高到何种政治高度,这在政治上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严谨的逻辑推导,那么,其解读出来的政治意义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从逻辑上讲,一个概念的意义,从其表意性质上分析,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评价性的。描述性意义是评价性意义的基础,评价性意义与描述性意义在逻辑上应当有关联性。政治意义就是评价性性,而非描述性的。当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作过度政治解读的论文,正是对其赋予的政治意义与其描述性意义在逻辑上没有保持自洽性,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理论证成。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共同体概念的描述性意义,推演其评价性意义,以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

  

   一、共同体概念的本体论认识

   共同体是对某一类事物的集体称谓。当我们说这是一个共同体时,就意味着,我们是从事物的整体去把握和理解该类事物。组成集体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质性,这种集体就会被称之为共同体。因此,从逻辑上讲,人类共同体是个集合概念。其“共同性”的构成性质只有人类共同体这个概念具有,而组成该概念的个体却并不具有。因此,从集合概念意义上理解,共同体其实就是用来指称某类人或某类物的集体单位,既可指称人的共同体,也可指称物的共同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表示事物集体单位的词汇。

   从语词结构上分析,共同体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从主体上表述的,有生物共同体、动物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等;从内容上表述的,有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等。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则是主体与内容相结合的一种语词结构,其主体是人类、其内容是命运,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是对人类共同体概念的限制。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探讨,就必须从对人类共同体概念的探讨入手。

   人类共同体在逻辑上既可以作为单独概念,又可以作为普遍概念。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是根据概念的外延数量是否特定而划分的。在单独概念意义上,人类共同体中是一个特定的共同体。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共同体只有一个,与非人类共同体诸如生物共同体、外星人共同体,或机器人共同体(如果有的话)相并列。在普遍概念意义上,人类共同体的外延既不是特指的、也不是唯一的,而是泛指人类各种各样的共同体形式,如利益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等。这些共同体均可纳入到人类共同体的范畴中,是人类共同体的子概念,其外延的总和构成人类共同体的全部。在这一意义上,准确地讲,人类共同体是指“人类的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在逻辑上是种属关系,与人类利益共同体、人类血缘共同体等概念构成并列关系,同属于人类共同体范围之内。与人类共同体同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既可以作为单独概念,又可以作为普遍概念。作为单独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共同体。在人类社会中,它只有一个外延,并无其他对象。作为普遍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泛指人类各种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形式,如家庭、民族,甚至国家。只要是从命运共担的角度去理解,这些共同体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诸种形式。同样,在这一意义上,准确地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不过,时下人们所热烈讨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的,而本文基于讨论的时代背景,也是从前一种意义来阐述。

   以研究人的共同体著称于世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是从共同体与社会相区别的角度来界定共同体的。他说,“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  在共同体里,人们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但是,在社会里,人们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因此,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的生活就是一种“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 在这里,滕尼斯采用的是两分法,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共同体与社会两种关系形式,并从两者对立的角度来认识和界定共同体的概念。

   两分法的好处在于,逻辑清晰,并因对立鲜明而给读者以确定的概念意义。两分法的不足在于,过度强调两个概念的区别意义,从而对两个概念之间模糊的边界会作绝对化的处理。因此,两分法的有效性,当且仅当两个概念的区别性质具有绝对意义时才能成立。而事实上,就滕尼斯所界定的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意义来看,两者之间的边界并非泾渭分明,边界意义上的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现象始终无法被廓清。就滕尼斯所说的人际关系的“结合”与“分离”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两者的区别就往往是相对的, “结合”的形式有种种,“分离”的形式也有种种。在某方面看来是“分离”,而在另一方面来看却是“结合”;反过来亦然,在某方面看来是“结合”,而在另一方面来看则是“分离”。同理,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的“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生活方式也具有程度性,即亲密与不亲密、秘密与不秘密、单纯与不单纯,都只能在相对意义上才能够被理解,并不是绝对的对立。因此,无论是从“分离”与“结合”的形式上看,还是从共同体“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  的生活方式来看,共同体的概念总是具有相对性。

   共同体概念的相对性,不仅表现在滕尼斯所界定的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上,也表现在共同体与个体的关系上。从范围来看,一个共同体之所以可称为共同体,是因为有若干的个体所组成,而在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单位中,该共同体又是一个个体。以国家为例,在国家中,国家是国民组成的共同体,而在国家与国家所结成的国际共同体中,国家也是个体。并且,在同一个共同体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确定其个体。仍以国家为例,国民可以是国家的个体,而该国各民族同样可以作为国家的个体,甚至各省市也可以作为其个体,从而国家这个共同体包含着不同的小型共同体,如各个民族共同体、各个地方共同体。同理,不同的个体,可以因不同的属性而构成不同的共同体:可以因血缘关系而与某些人结成血缘共同体,如家庭或宗族等;可以因地缘而与人形成地缘共同体,如乡友会或老乡会;也可以因爱好相同而与人形成志趣相投的共同体,如钓鱼爱好者协会、驴友团等。具体的的个人是这样,而作为人组成的国家也是这样。国家可以因不同的目的而与其他国家结成不同的共同体,如欧盟、东亚协作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共同体、联合国等。

   共同体概念的相对性,不仅表现在共同体与个体的内部关系上,还表现在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外部关系上。当人们言说一个共同体时,至少意味着有一个共同体与之相对。共同体在将其个体置于其共同体之内的同时,也将其他的个体排除在共同体之外。而这些他者所居的环境,在“自共同体”看来,就是一个或几个“他共同体”。“他共同体”的存在,既是“自共同体”存在的前提,也是“自共同体”延续的条件。滕尼斯所说的与共同体相对的“社会”概念,其实是从“自共同体”的视角往外看的,“自共同体”之外相对于“自共同体”内的个体而言是社会,而这个社会如果从整体来看,其实也是一个或若干个“他共同体”所构成。事实上,社会本身就是由不同的共同体所组成。当然,这个“社会”并不是滕尼斯所说的与共同体相对的社会,而是我们通常使用的社会。

   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人类共同体并不相同,它不具有相对性。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范围来看是一个最大的人类共同体,它不仅可以将滕尼斯的“共同体”,也可以将滕尼斯的“社会”全都攘括其中,全人类都居于一个超级共同体中。而既然全人类都在一个超级共同体中,那么,人与人的关系也就不存在滕尼斯所说的“结合”与“分离”的相对区分,因而也就,人与人的生活都是“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单独概念,既然是一个最大的共同体,那么也就不存在一个比它更大的一个共同体,可以将其纳入成其中,而使其成为更大共同体的个体。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部关系就只有其作为共同体而与其个体的关系,而不存在其作为个体而与所属共同体的关系。再次,既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最大的共同体,那么,也就不存在一个共同体可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相对的关系,即不存在外部的“自共同体”与“他共同体”的关系。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可能因为“他共同体”的存在而成为其形成的理由,也不可能因为“他共同体”的存在而构成其巩固的力量。

共同体的生活早于共同体概念的出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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