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魏慧生等人西行佛国求法巡礼之事, 衍生出《慧生行传》《宋云家记》《道荣传》《洛阳伽蓝记》卷5以及魏源《海国图志》附载、《大正藏》收录同名《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等诸种文献。《慧生行传》等前三种著作已佚, 幸赖《洛阳伽蓝记》卷5之节录、拼补而存其崖略。《洛阳伽蓝记》卷5以合本子注、夹叙夹注为基本形态, 其内容则以《慧生行传》为主体,《宋云行记》为辅助, 《道荣传》为补证。大正藏本《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源于《海国图志》附载并删正之, 魏源《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则源于《洛阳伽蓝记》卷5可能的慧生行记内容并且删正。以现存《洛阳伽蓝记》卷5和《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为考察对象, 可见北魏慧生行记诸种相关文献学术价值不菲, 有利于推进中亚史地研究、佛教文化交流研究以及“一带一路”的文明溯源研究。
主题词：慧生行传；宋云家记；道荣传；洛阳伽蓝记；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
作者简介：阳清, 文学博士, 云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隋唐经录所见佛教传记文献整理与研究”(18BZW046)部分研究成果；2012年度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神僧传校释》(1270)部分研究成果。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晋唐时代蓬勃发展,离不开大德高僧们的积极努力。中外僧侣交往频繁, 西行求法与东行传法并行不悖, 由此形成了古代交通史上的特殊景观。柳诒徵指出:曹魏以来,“西域僧徒之来华者, 后先相望”,“仅姚秦一时, 胡僧已数十辈”；“中土僧俗, 亦多锐意西行求法”,至朱士行、宋云等,“殆不下六七十人”。1至于唐代高僧前往西域巡礼者,更是不在少数。西行求法僧人往往撰有行记,其内容详略不一,不失为西域研究和佛教研究的重要文本。徐继畬《瀛环志略》指出:“印度为佛教所从出,晋法显、北魏惠生、唐元奘,皆遍历其地,访求戒律大乘要典, 纪载特详。”2法显《佛国记》和玄奘《大唐西域记》,可谓存世僧人行记中的圭臬之作, 历代研究论著尤多。至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叙述慧生等人求经之事,学者虽多从地理学和交通史角度去探幽索隐,然而所涉僧人行记并未加以厘清。兹疏理和考辨慧生行记相关文献诸种, 同时揭橥其学术价值。
一、《慧生行传》等佚著三种辨析
玄奘之前,中土僧人西行请经求律者, 以朱士行、支法领、法显、智猛、慧生等为著。其中, 慧生、宋云以及道荣、法力等属于同一批次。据李延寿《北史·西域传》:“初, 熙平中, 明帝遣賸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 访求佛经, 时有沙门慧生者, 亦与俱行。正光中, 还。”3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则云:“闻义里有燉煌人宋云宅, 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龟元年十一月冬, 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 凡得一百七十部, 皆是大乘妙典”,“至正光二年二月始还天阙”。4两种记载略有不同, 却共同证实了北魏时期这一重要的文化事件。慧生、宋云的西行之路以及佛国见闻,衍生出了《慧生行传》《宋云家记》《道荣传》等相关著述。这三种文献均已亡佚。陈寅恪强调:“今本《洛阳伽蓝记》杨氏纪惠生使西域一节,辄以宋云言语行事及《道荣传》所述参错成文, 其间颇嫌重复, 实则杨氏之纪此事, 乃合《惠生行纪》《道荣传》及《宋云家传》三书为一本。”5事实上,《慧生行传》等佚著三种,正是《洛阳伽蓝记》卷5之综合叙述的蓝本。兹分别辨析如下:
一、《慧生行传》。魏征《隋书·经籍志》、郑樵《通志·艺文略》以及焦竑《国史经籍志》等, 均著录有《慧生行传》一卷, 不题撰名, 同归史部地理类。慧生或云惠生、道生, 周祖谟谓其为北魏洛阳崇虚寺沙门,其生卒年不详。前据《北史·西域传》,宋云应为僧统,沙门慧生疑似随从。而据《洛阳伽蓝记》卷5之行文推测, 慧生亦应是北魏此次西域巡礼活动的核心成员。《魏书·释老志》即云:“熙平元年,诏遣沙门惠生使西域,采诸经律。正光三年冬, 还京师。所得经论一百七十部,行于世。”6检读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3,亦言北魏孝明帝“改熙平元,造永宁寺, 遣沙门慧生使西域取经,凡七年还, 得经论一百七十部, 并行于世”,又言正光三年,“沙门慧生,凡历七年从西域还, 得梵经论一百七十部,即就翻译, 并行于世”。7《隋志》佛篇序亦曰:“熙平中, 遣沙门慧生使西域, 采诸经律, 得一百七十部。”8结合前述《洛阳伽蓝记》,且谓“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足见慧生在此次西行中举足轻重。《慧生行传》或云《惠生行记》《惠生行纪》《惠生经行记》等。《北史·西域传》云:“慧生所经诸国,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数,盖举其略云。”3《洛阳伽蓝记》亦云“惠生在乌场国二年, 西胡风俗, 大同小异, 不能具录”,“《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4足见《隋志》等书目著录《慧生行传》一卷堪称真实可信,原书实乃粗略记载慧生西域行程之佛教行记。法国沙畹强调:“按《惠生行传》,李延寿似已见之；盖《北史·西域传》嚈迄乾陀罗诸条显为录诸《行纪》之文。”9今覆核原文,李延寿得见《慧生行传》属实。《北史·西域传》曰:“朱居国, 在于阗西。其人山居, 有麦, 多林果。咸事佛, 语与于阗相类, 役属嚈”,又曰:“钵和国, 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处。又有大雪山,望若银峰”3,均以《慧生行传》为材料依据。明代以来,《慧生行传》在官私目录中已罕有提及,当属亡佚无疑。而事实上,《惠生行传》仍部分留存于《洛阳伽蓝记》卷5之中, 尽管已不易断定其中有哪些内容经由杨氏删改。
二、《宋云家记》。因《慧生行传》多不尽录, 叙事简短, 故《洛阳伽蓝记》卷5注明:“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 故并载之, 以备缺文。”4据《洛阳伽蓝记》, 宋云乃敦煌人, 曾居住于洛阳城东北上商里 (后改为闻义里) 。其生卒年亦不详, 正史阙载。与慧生的僧侣身份不同, 宋云可能作为外交官领导此次西域巡礼之事。《宋云家记》或云《宋云家传》《宋云行记》《宋云西行记》等, 史志未见著录。与《慧生行传》类似, 此书亦佚, 其部分内容仍留存于《洛阳伽蓝记》卷5之中, 故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称引“洛阳伽蓝宋云《取经记》”10。不同的是, 缘于宋云官方使节的身份, 或是因为便宜通称, 《洛阳伽蓝记》卷5综合叙述慧生等人取经事迹, 往往被后世学者引作为宋云行记。清人俞浩《西域考古录》卷9、卷12分别征引“宋云西域取经记程”11、“宋云使西域行程记”11两种, 即为《洛阳伽蓝记》中内容。近人丁谦撰《宋云西域求经记地理考证》、冯承钧译注《宋云行纪笺注》, 同样沿袭这种习惯。虽然如此, 据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86:“赊弥国。后魏时闻焉。在波知之南。山居。不崇佛法, 专事诸神。宋云《行记》云:‘语音诸国同, 不解书筭, 不知阴阳。’国人剪发, 妇人为团发。亦附嚈。东有钵卢勒国, 路险, 缘铁锁而度, 下不见底。后魏时, 遣宋云等使于彼, 不达。”12不论如何句读, 这则材料与《洛阳伽蓝记》卷5所载“赊弥”在文字上不尽相同。抑又,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征引《宋云行记》:“以魏神龟中至乌苌国。又西至本释迦往自作国, 名磨休王。有天帝化为婆罗门形, 语王曰:‘我甚知圣法, 须打骨作笔, 剥皮为纸, 取髓为墨。’王即依其言。遗善书者抄之, 遂成大乘经典。今打骨处化为琉璃。”13较之《洛阳伽蓝记》所记“乌场国”相关佛迹, 这则材料更为详细具体。至于吴淑《事类赋》、苏易简《文房四谱》、彭大翼《山堂肆考》、陈耀文《天中记》、张英《渊鉴类函》等, 另有征引《宋云行记》所谓西天磨伏王斮髓为墨写大乘经之事, 同样稍异于《洛阳伽蓝记》。抑又, 志磐《佛祖统纪》卷41述曰:“《隋史·西域传》、魏宋云《西行记》《唐太宗实录》, 皆言于阗有毗摩寺, 是老子化胡处。”14但《洛阳伽蓝记》卷5并未记载毗摩寺。抑又,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83“乌苌国”征引宋昙《行记》:“人皆美白, 多作罗刹鬼法, 食噉人肉, 昼日与罗刹杂于市朝, 善恶难别。”12王文楚等《校勘记》云:“此‘昙’乃‘云’字之误。”12上述文献, 一证《宋云家记》可能存有佚文, 二证《洛阳伽蓝记》应有删改之举。值得一提的是, 刘昫《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魏国已西十一国事》一卷, 宋云撰”15, 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宋云《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16, 同归史部地理类。《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亦佚, 或别是一书, 或与《宋云家记》直接相关。余太山指出:“《宋云家纪》或即《旧唐书·经籍上》 (卷四六) 、《新唐书·艺文二》 (卷五八) 所见宋云撰《魏国已西十一国事》 (一卷) 。”17两宋以来, 不少论著征引《宋云行记》, 或不见于《洛阳伽蓝记》卷5, 或与《洛阳伽蓝记》卷5相比而呈现文字差异, 疑即宋云所撰《魏国以西十一国事》, 惜无其它证据可寻。
三、《道荣传》。如前所述, 《洛阳伽蓝记》卷5依据《慧生行传》《宋云家记》《道荣传》等, 以综合叙述宋云一行西域巡礼之事。“道荣”其名, 《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洛阳伽蓝记》均作“道药”, 其生卒年亦不详。据唐道宣《续高僧传》卷8, 有南朝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 “至于十二, 投禅师道药而出家焉”, 后“卒于合水故房, 春秋八十有六, 即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18, 则道药在北魏正始三年 (506) 已名显于世, 十余年后遂同宋云、慧生等人共往西域求法。《道荣传》或云《道药传》, 岑仲勉称之为《游传》19, 该著亦佚, 史志亦未见著录。道宣《释迦方志·游履篇》云:“后魏太武末年, 沙门道药从疎勒道入, 经悬度到僧伽施国, 及返, 还寻故道, 著传一卷。”20此《传》一卷疑即《道荣传》, 《洛阳伽蓝记》存录其相关内容有七处, 周祖谟均视之为注文。检读《洛阳伽蓝记》卷5, 可见杨衒之在讲述乾陀罗城东南七里雀离浮图之时, 有六次征引《道荣传》以作参证或者补充说明, 在描述那迦罗阿国之佛顶骨、佛袈裟、佛锡杖、佛牙、佛发、佛影、佛浣衣处等诸多佛迹时, 亦详细征引《道荣传》一次, 其行文“随事条举”, 细致有理, “此盖《惠生行记》之所未备”4, 不失为宋云、慧生行记绝好的辅助材料。《道荣传》亦被后世类书多加摘录, 陈耀文《天中记》卷36、吴襄《子史精华》卷170、张玉书《佩文韵府》卷32等均有征引, 撰者并未擅作文字上的改动。
综上,《慧生行传》《宋云家记》《道荣传》等著作三种,因其直接关联于北魏慧生、宋云等西域巡礼求经之事,从而在中古佛教文献学中占有一席之位,又因其记载旅行见闻、佛教遗迹以及相关故事和传说,由此具体表现出了佛教叙事文献的应有价值。上述著作,诸种大藏经均未收入,亦无其它传本,盖其亡佚已久,幸赖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而存其崖略。诚然,《慧生行传》等佚著在《洛阳伽蓝记》卷5的分布和构成, 以及杨衒之在节录和拼补方面的可能性等方面,可谓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学术问题。
二、《洛阳伽蓝记》卷5之文例和建构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简叙禅虚寺、凝玄寺,继而叙及闻义里宋云宅以及慧生、宋云等西域巡礼求经之事,从而构成该卷的主体内容。杨著之节录和拼补,实则依据《慧生行传》等三种佚著,却未能给后人提供一个较为理想的叙事文本,加之经典历代相传而致版本繁多,文字内容不乏脱讹,乃至难以卒读。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指出:“此篇文体与卷四永明寺‘南中有歌营国’以下相类, 尤多歧出赘文,殆是据数书凝成,宜细心读之,章节自显。雀离浮图以下诸文,节目益烦”,“可知本篇乃集上列诸文并载之者,是以多歧出也”。21换句话说,《洛阳伽蓝记》采用“合本子注”,亦即正文与事类子注搭配的组合模式,却因其多现“歧出赘文”,最终给读者带来了不少困惑。
事实上,沙畹撰、冯承钧译注《宋云行纪笺注》同样指出了上述问题。当读及“有如来昔作摩休国”,沙畹指出“上文显有脱误”；读及“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他认为“《行纪》于此处颇欠联络,后此尤盛”,“余意以为所记檀特山事,应位之于共乾陀罗王问答之后,记述佛沙伏城之前”；读及“至佛沙伏城”,他亦认为“宋云《行纪》所记檀特山之故事, 至此又重言之,故吾人以《行纪》编次错乱,檀特山之记述应紧接于佛沙伏城之前也”；读及“复西行一日渡一深水,三百余步”,他再次指出《行纪》之文“迷离不明”;读及“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他认为“此后《洛阳伽蓝记》所记雀离浮图之文,颇有窜乱”。9之所以造成这种认识, 除了客观的原因,亦有文例层面的因素。事实上, 沙畹针对原书《道荣传》首例之后的文本判断, 显然有待商榷。依据冯承钧译注本标点, 沙畹认为“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以后所有内容, 均属杨衒之节录《道荣传》七种内容而成, 不免失之武断。
针对沙畹之说,周祖谟不以为然。在读至“王城西南五百里, 有善持山”时, 周氏指出:“沙畹以为此记编次错乱, 檀特山之记述应位于记述佛沙伏城之前。今细绎斯记, 前后文次缜密有序, 实未紊乱。盖宋云惠生居乌场国久, 檀特山亦适在乌场之西南, 若当其居乌场国之时, 往至檀特山, 尔后始入健驮逻国, 未为不可, 则依其游迹所及之先后而述之, 亦未为误。且惠生时,乌场国与健驮逻国之疆域,与玄奘入竺时是否相同,犹未可知。岂可一概而论？与其谓编次有错乱,勿宁谓其记叙稍欠详明耳。”4与沙畹不同,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显然把《洛阳伽蓝记》卷5分为正文和子注,书中《道荣传》属于别陈异说,并非正文内容,而是作为“子注”间或存于文本之中。其依据是：“《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西域志》云：‘西域乾陀罗城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云云,文字与《伽蓝记》相同。所引均为本文,而不引《道荣传》云云,是其确证”,至于“吴若准等均未留意及此,乃以宋云求法一节全为注文,大误。”4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对此持同一观点。除《道荣传》七种内容, 周氏还认为杨著“赤岭者, 不生草木……”“案于阗国境,东西不过三千余里”“按嚈国去京师二万余里”“此塔初成, 用真珠为罗网覆于其上……”“衒之按《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4等五处均为注文。与沙畹《笺注》相比, 周氏《校释》更为慎重。
事实上,关于《洛阳伽蓝记》卷5之文例及其基本认识,历代学者还存有不同看法。这里,前述周祖谟曾指出清人吴若准撰《洛阳伽蓝记集证》等著作,乃以宋云求法一节全为注文,即为明证。今人杨勇亦踵武前贤,仅把“闻义里有燉煌人宋云宅, 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惠生在乌场国二年,西胡风俗,大同小异,不能具录。至正光三年二月,始还天阙”21两节作为正文,其余均视之为注文。针对《洛阳伽蓝记》卷5记叙繁富的雀离浮图, 杨勇认为,“此篇大抵依惠生《行记》《道荣传》及宋云《家记》以成文,章节蔓衍,句法不谨,其为注文无疑。唯间中施以按语,易起误解。其实此正衒之行文之惯例,亦是注疏文体所必尔”,这种文例随处可见,原书“卷一永宁寺永安三年下之‘衒之曰’,卷二明悬尼寺之‘衒之按’,卷四宣忠寺条‘杨衒之云’,此皆注中施以旁语者。此外,卷一末幅建春门内条‘衒之时为奉朝请,因即释曰’云云,则是文中施以旁语子注,此皆所谓‘并载’之笔,详末幅衒之按语”。21这种观点貌似合理, 其实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究和商榷。
综上,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虽为夹叙夹注之文本形态, 但究竟何者为正文, 何者为注文, 历来看法并无一致。与原书文例相关, 关于《慧生行传》等三种材料在《洛阳伽蓝记》卷5中的地位, 当代学者亦莫衷一是, 由此形成了两种基本立场:其一, 倾向于以《宋云家记》为主体。前述杨著综合叙述慧生、宋云等取经事迹, 往往被后世学者引作宋云行记, 其根本原因不外乎此。余太山亦强调:“《洛阳伽蓝记》卷五有关宋云等西使的文字主要依据《宋云家纪》”17, 而又含有《道荣传》等其他内容。其二, 倾向于以《慧生行传》为主体。日人长泽和俊根据《魏书·西域志》的书写顺序, 得见志中所言“慧生所经诸国”, 似乎是对以下朱居国、谒槃陁国、钵和国、波知国、赊弥国、乌苌国等国家的说明, 遂而判断“下文估计乃是依据《慧生行记》所写”22。长泽继而得出:“杨衒之显然认为他们二人完全是沿同一条路线入竺的, 因而在惠生简略的记载中凡是有遗漏宋云记录之处, 杨衒之便尽可能将其补入。”22杨勇《校笺》亦指出:“大体此篇以惠生《行记》为主, 其不足处, 则以《道荣传》、宋云《家记》以补之。故其行文如尔, 读者勿以为疑也。”21又曰:“此篇实以惠生《行记》为主要材料, 然其书事多不尽录, 乃依《道荣传》、宋云《家记》并载之, 以备缺文。故篇中有关《道荣传》云云, 实是并载之笔, 非注中之注。”21吴晶亦认为, 《惠生行纪》虽然简略, 却“因其对经行路线和山川地理的框架性叙述, 具备一个完整的结构, 故为杨衒之、李延寿所重视”, 乃至“选为《洛阳伽蓝记》第五卷的底本”, “‘惠生行纪’比‘宋云行纪’更适合作为《宋云惠生行纪》的简称”。23至于《洛阳伽蓝记》卷5乃融汇《慧生行传》等三种材料而成, 则可谓学界不刊之论, 这里笔者不再赘述。
通过细读文本, 继而分析各家之说, 笔者以为:其一, 《洛阳伽蓝记》卷5确以合本子注、夹叙夹注为基本形态, 其中以叙为主, 以注为补。其二, 卷中《慧生行传》实为主体。毕竟, 杨著首云“神龟元年十一月冬, 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接着简述从京师到于阗的经行路线,后云“惠生初发京师之日, 皇太后勑付五色百尺幡千口, 锦香袋五百枚, 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从于阗至乾陀罗, 所有佛事处, 悉皆流布, 至此顿尽。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 拟奉尸毗王塔”,末云“惠生在乌场国二年, 西胡风俗, 大同小异, 不能具录。至正光二年二月始还天阙”4, 可谓首尾照应, 秩序井然,《慧生行传》明显构成了《洛阳伽蓝记》综合叙述慧生、宋云行记的骨架。其三,卷中《宋云行记》应为辅助。嚈国王“见大魏使人, 再拜跪受诏书”以及会场描述;乌场国王“见宋云云大魏使来, 膜拜受诏书”以及主客交流;宋云诣军并通诏书, 乾陀罗国王“凶慢无礼, 坐受诏书”4以及主客辩驳等;明显是特记作为外交使者的宋云事迹, 其行文风格虽明显异于卷首诸节, 但是难以扰乱《慧生行传》的主体地位。抑又, 卷中乌场国“宋云于是与惠生出城外, 寻如来教迹”, “宋云惠生见彼比丘戒行精苦, 观其风范, 特加恭敬。遂舍奴婢二人, 以供洒扫”,“宋云与惠生割舍行资,于山顶造浮图一所, 刻石隶书, 铭魏功德”, 卷中乾陀罗城东南“宋云以奴婢二人奉雀离浮图, 永充洒扫。惠生遂减割行资, 妙简良匠, 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 及释迦四塔变”4, 以及针对两地诸多佛迹的追述和描写, 可证《慧生行传》与《宋云家记》曾一度叙及相同内容, 两种相关文献足以互为参证。其四, 卷中《道荣传》应为补证。从行文方式看,《道荣传》七处别陈异说, 明显起着补充《慧生行传》和《宋云家记》作用, 故周祖谟视为子注, 可谓毋庸置疑。相较而言,《慧生行传》侧重于对经行路线和山川地理的框架性叙述,同时兼及风物和佛迹,《宋云家记》侧重于追述外交活动, 同时兼及礼仪、风物以及佛迹,《道荣传》侧重于描述佛迹, 其书写细致入微。而针对上述材料,《洛阳伽蓝记》卷5并非仅节录而已,而是以《慧生行传》为基本结构和文本基础, 抑又在行文过程中, 适当存录《宋云家记》和《道荣传》相关内容, 并且呈现出了某种拼补的痕迹。这里,节录与拼补并存, 其可能性表现为以节录为主, 拼补为辅。因为《慧生行传》等三种文献的叙述视角和行文侧重点不同, 特别是撰者在陈述某种具体事物时详略有别, 难以均衡划一, 加之杨氏惯用合本子注、夹叙夹注, 遂使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读如百衲僧衣, 难尽人意。
三、《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之文献依据
与《慧生行传》直接相关,《大正藏》(No.2086) 史传部收录有《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一卷, 不题撰者, 亦未见校文, 其它佛教藏经均未收该书。据其记载：“魏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大后遣崇立寺比邱惠生与敦煌人宋云,向西域取经,凡得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发京师”,途径赤岭、吐谷浑国、鄯善城、且末城、末城、捍城、于阗国、朱驹波国、渴盤陀国、葱岭山、钵孟城、毒龙池、钵和国、嚈国、波斯国、赊弥国、乌场国、乾陀罗国、新头大河、佛沙伏城、乾陀罗城、那迦逻国等国家、城池以及地理疆域,“凡在乌场国二年, 至正光二年还阙”。24书中粗略记录惠生行程及其佛教见闻,旁及域外地理、民族、交通、风俗等,文字简易可读,条理清晰,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而值得一提的是,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有七处使用这种《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以校补原书卷五所载宋云慧生一行西域巡礼取经之事。问题是,除周祖谟以外,其他学者罕有提及《大正藏》收录之《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那么,此书的文献依据, 此书与《慧生行传》存在着何种关系, 此书在晋唐佛教行传中的学术意义等问题, 就值得我们去进一步考察。
无独有偶, 清人魏源《海国图志》卷29在介绍西南洋五印度沿革之际, 同样附载有《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比对内容, 该材料与《大正藏》收录同名之书几乎完全相同, 除末尾处《大正藏》本所记更为简略以外, 其它多处仅有文字上的细微差异, 二者可视为同源文献。据笔者考察, 《大正藏》“曾蒙已故高楠顺次郎博士及渡边海旭博士两位都监之精心规划, 自大正十一年 (1922) 至昭和九年 (1934) 间, 前后费时十三年余岁月之研究, 其间又承小野玄妙博士之献身相助, 历经万难, 克服障碍而告成”25。《海国图志》乃“道光二十有二载 (1842) , 岁在壬寅嘉平月, 内阁中书邵阳魏源叙于扬州”, “原刻六十卷, 道光二十七载 (1847) 刻于扬州, 咸丰二年 (1852) 重补成一百卷, 刊于高邮州”26, 其刊刻时间远早于《大正藏》。故笔者以为, 《海国图志》《大正藏》存录同名《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 缘于《大正藏》抄录《海国图志》并稍作改动。相关证据及其分析如下:
其一,《海国图志》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相继完成了“五十卷本, 六十卷本, 最后定稿为一百卷本”, 使得“这部煌煌大作成为道咸年代内容最为丰富, 影响最为广泛的域外舆地之作”27, 堪称为“中国看世界第一书”。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海国图志》被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多次带往日本, 虽曾被保守的德川幕府视为禁书, 但有识之士纷纷进行翻译、训解、评论以及刊印。据不完全统计, “仅仅在1854年至1856年的三年间, 日本刊印《海国图志》的各种选本已经有二十余种之多”28。尔后, 该书成为“幕末”日本了解列强实力的必备文献, 甚至被私塾用作教材, 乃至形成了日本的《海国图志》热潮, 在思想启蒙方面发挥其重要作用, 产生了巨大的时代影响。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日本汉学家对《海国图志》可谓耳熟能详, 高楠等学者将附入其中的《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收入《大正藏》之中, 可谓合情合理。
其二,《大正新修大藏经再版序言》云:“大藏经之圆满告成, 不仅汇集所有刊行于世之经典, 更以创新的学术组织及搜集众多新发掘之资料, 融合而编成”25, 这里所谓新发掘资料, 亦即那些不见于前代藏经的文献。相关佛教行传类著作, 譬如新罗僧人慧超撰《往五天竺国传》, “原藏敦煌石室, 1905年为伯希和夺去。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编号为伯3532”, 此后日本学者研究日益增多,“高楠顺次郎最初把慧超书收入《游方传丛书》,继后又收入《大日本佛教全书》及《大正新修大藏经》中, 高楠氏也为此书作过笺注”29, 今检读《大正藏》(No.2089),该书存见于《游方记抄》。又如, 日本僧人圆仁曾撰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后有养鸬彻定、三上参次等人先后在京都东寺观智院发现该书古抄本, 虽未能进入《大正藏》, 但同样被《大日本佛教全书》收录, 可证高楠对新文献的高度重视。30被附入《海国图志》的《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 因其出现较晚抑且文献价值颇高, 故被日本学者编入《大正藏》。
其三,《大正藏》收录《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 不是全盘抄录, 而是试图删正《海国图志》附文, 由此体现出其文献编辑之功。譬如《海国图志》“至光元年四月中旬, 入乾陀罗国”31,《大正藏》改为“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 入乾陀罗国”24, 由此恢复《洛阳伽蓝记》卷5原文, 显系补正脱字。《海国图志》“西行三月, 至新头大河”31, 《大正藏》改为“西行至新头大河”24, 删除了“三月”二字, 似乎更合情理。抑又, 《海国图志》“十一月, 入波斯国境, 土甚狭, 七日行过”, 后附按语:“按此在葱岭中, 非《魏书》西海上之波斯, 亦非佛经之波斯匿王国也”31, 《大正藏》仅留正文。最为明显的是, 《海国图志》原文:“复西北行七日, 渡一大水, 至那迦罗诃国。有佛顶骨、牙、发、袈裟、锡杖, 山窟中有佛影、佛迹, 有七佛手作浮图, 及佛手书梵字石塔铭”31, 《大正藏》删改为:“复西北行, 渡一大水, 至那迦逻国。有佛顶骨及佛手书梵字石塔铭”24。诸如此类, 宜应斟酌《海国图志》在日版本及其异文, 但亦或证《大正藏》有意删正魏著附文, 充分反映出了编者的学术判断力。
与此相关,《大藏经》(No.2092)亦收录《洛阳伽蓝记》五卷, 由此与《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并存不悖。笔者以为, 高楠等学者收入《海国图志》附录《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 可能是有意识地将其视为唐前佚著《慧生行传》, 或者说至少存在着试图替代《慧生行传》的可能性。据考察, 《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应该渊源于魏源对《洛阳伽蓝记》卷5的删节,《海国图志》卷29原标题下附注“见《洛阳伽蓝记》”31, 其实已经是最好的证明。高楠等学者一方面认同魏源的删节之功,只因《海国图志》附录《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侧重于对经行路线和山川地理的框架性叙述,这恰恰与其设想中的《慧生行传》不谋而合;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魏源这种删节本的末尾,因其叙及那迦罗诃国佛牙、佛发、佛袈裟、佛锡杖, 山窟中佛影、佛迹, 以及七佛手作浮图等, 或不属于《慧生行传》中的应有内容, 而明显是《道荣传》补证之文, 故以再次删正。
如果说《大正藏》收录《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 应该体现出了编者的某种学术意图;那么, 魏源《海国图志》针对《洛阳伽蓝记》卷5的删节, 同样可谓高明巧妙。事实上, 魏源《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中的所有内容, 都能够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中找到相应的文字依据。尽管如此, 《海国图志》并非原封不动地抄录前人, 而是有意删正《洛阳伽蓝记》卷5综合叙述的慧生、宋云事迹, 并且大致表现出两种方式:其一, 截取前书文字, 稍加连缀并且补充, 相关内容的前后秩序不变。譬如《洛阳伽蓝记》大致介绍于阗国王穿戴、威仪以及本地风俗, 具体陈述于阗国王建造覆盆浮图及其相关传说, 简单附及辟支佛靴, 前后达300余字。魏源《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仅云:“又西行八百七十八里, 至于阗国。有国王所造覆盆浮图一躯。有辟支佛靴, 于今不烂。于阗境东西三千余里。”31其二, 截取前书文字, 不仅稍加连缀并且补充, 而且为了体现出行文的逻辑性, 乃至改换相关内容的前后秩序。譬如《洛阳伽蓝记》叙哒国, “王居大毡帐, 方四十步, 周迴以氍毹为壁。王著锦衣, 坐金床, 以四金凤凰为床脚。见大魏使人, 再拜跪受诏书。至于设会, 一人唱, 则客前;后唱, 则罢会。唯有此法, 不见音乐。哒国王妃亦著锦衣, 长八尺奇, 垂地三尺, 使人擎之, 头带一角, 长三尺, 以玫瑰五色珠装饰其上。王妃出则舆之, 入坐金床, 以六牙白象四狮子为床, 自余大臣妻皆随伞, 头亦似有角。团圆下垂, 状似宝盖。观其贵贱, 亦有服章。四夷之中, 最为强大。不信佛法, 多事外神。杀生血食, 器用七宝。诸国奉献, 甚饶珍异。按哒国去京师二万余里”4, 前后有两百余字。魏源《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仅云:“王帐周四十步, 器用七宝, 不信佛法, 杀生血食。见魏使, 拜受诏书。去京师二万余里。”31其行文秩序已经调换。两种方式的共同点, 则是尽可能留下慧生行记应有内容, 故而对于使团的经行路线, 大多是全文照抄, 对于异域风情与佛迹传说, 则稍加留意, 并且大胆删除宋云、道荣行记的可能内容。
尽管魏源《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有可能涵括《宋云家记》《道荣传》中的少量内容, 但从文献称名、文本结构、行文风格以及文中细节看, 该篇或有意凸显并且还原《慧生行传》, 末云“凡在乌场国二年, 至正光二年还阙”, 正是直接关涉慧生行记, 足见其删正意图。换句话说, 魏源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针对五印度沿革进行学术考证, 其《海国图志》删节《洛阳伽蓝记》卷5, 旨在突显其地理和交通价值。魏源似乎知晓《慧生行传》的行文特点, 同时亦对《洛阳伽蓝记》卷5的文本构成了如指掌, 从而试图将《慧生行传》从《洛阳伽蓝记》中析出并加以厘清。而从某种程度上讲, 魏源《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 比较理想地还原了《慧生行传》, 因为该篇明显呈现出不同于《宋云家记》《道荣传》的文本特色, 乃至表现出了某种文献建构的意义。
据考察, 《海国图志》卷32征引《魏书·西域传》, 文中有小字附注:“《水经注》云‘于阗国寺中有石鞾, 石上有辟支佛迹, 法显所不传, 疑非佛迹’云云。案道元但据《法显传》, 未考《惠生使西域记》耳。惠生记所目验, 故史据之。”32这里, 魏源称名《惠生使西域记》而不是《洛阳伽蓝记》, 并且认为惠生行传真实可信, 显然已将前述《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用于学术考证之中。尽管魏源《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亦存在着罕见的文字问题, 但是自从它产生之后, 清人沈惟贤《唐书西域传注》卷3已征引《惠生使西域记》作为学术参证。除《大正藏》收录该书之外, 沙畹、范祥雍、杨勇等学者亦将《海国图志》卷29附文用于《洛阳伽蓝记》的校勘。针对魏源《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 沙畹一方面认为此“节录之文较异”9, 另一方面在读及目连窟北“山下有大佛手作浮图”时, 校云:“《海国图志》卷二十九所引宋云《行纪》之文作‘七佛’, 其义较长。”9诸如此类, 结合前述魏源的删正意图, 足见《海国图志》删节本《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不乏学术价值。
四、余论
通过疏理、勾勒相关文献, 我们得知关于北魏慧生、宋云西域巡礼之事, 现存有佛教行记文本两种, 其一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 其二为《海国图志》收录《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前者以合本子注、夹叙夹注为基本形态, 融汇《慧生行传》《宋云家记》以及《道荣传》等三种材料而成, 内容则以《慧生行传》为主体, 《宋云行记》为辅助, 《道荣传》为补证, 藉此综合叙述;后者则为前者的删节本, 又被《大正藏》收入并再次删正。这里, 《洛阳伽蓝记》卷5在古代地理学、交通史以及佛教文化领域中举足轻重, 中外学者竞相研究, 成果丰硕。而与《洛阳伽蓝记》卷5相比, 魏源《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表现出了高超的文字剪裁能力, 其宗教学特别是地理和交通价值同样值得重视。不仅如此, 慧生等人西行, 不仅为巡礼佛教圣迹, 寻找经律正统, 而且旨在结好邻国、宣扬国威、博取拥护等, 担负有特殊的外交使命, 其人文意义不俗。考察北魏慧生行记诸种相关文献, 其佛教史价值尤为突出。撰者所记述的佛教传说虽然叙述简单, 相关佛本生故事亦不及汉译佛经或者《佛国记》之详细周备, 却往往与若干佛迹和佛教建筑、造像艺术等紧密结合, 并以一种还原现场的方式贡献给了后世宗教学者和考据学家, 成为读者了解晋唐之际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至于撰者针对异域景色、风土人情以及生活习性的描述, 同样为世人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见识, 客观上呈现出了某种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
诚然,北魏慧生行记相关文献与诸种西域文献的复杂关联,可谓彰显其学术价值的前提条件。针对同一地理、风物、遗迹以及传说,法显《佛国记》、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玄奘《大唐西域记》以及其它诸种行记的相关记载、描写或者叙述各有差等, 由此足以实现学术互证或者互为补充。与此相关, 考察慧生行记相关文献的学术价值, 还有必要将其置于前后佛教行记的纵向坐标中来予以客观评价。纵观晋唐时代的佛教文化交流, 西行求法之僧不乏其人, 慧皎《高僧传》、道宣《释迦方志》、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著作均有梳理,至于陈运溶《古海国遗书钞》、冯承钧《唐代以前中国记述印度之书》、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与《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岑仲勉《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等著作,则试图进行僧人行记的整理工作。从现存文献资料看, 中世僧人行记实可谓屈指可数,六朝有支僧载《外国事》、竺法维《佛国记》、释法显《佛国记》、释智猛《游行外国传》、昙无竭《外国传》、释法盛《历国传》、释昙景《外国传》等,唐代有诸如玄奘《大唐西域记》、常愍《历游天竺记》、义净《西方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圆照《悟空入竺记》等, 其中保存全帙者较为罕见。无论在六朝之际还是在有唐一代, 汉地僧侣西行求法往往伴商而行、荣辱与共。晋唐佛教行记既有针对汉地僧侣与商人所谓依附关系的相关叙述,又有记载他们经历劫难抑或终偿所愿、抑或命运各异的相关叙事,还有证实汉地风物如何在西域和佛国出现的相关描述。正因为如此,作为求经巡礼者之旅行笔记的佛教行记,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承载者和时代见证者,同时不失为溯源“一带一路”文明的重要文献资料。位处《佛国记》与《大唐西域记》之间的北魏慧生行记诸种相关文献,因其纪载稍详而弥足珍贵,亦因其积极融入僧人行记的历史洪流,呈现出了重要的时代意义。
注释
1 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88年, 上卷第411页。
2 [清]徐继畬撰:《瀛环志略》, 台北:台湾华文书局, 1968年, 第235页。
3 (9) (12) [唐]李延寿撰:《北史》,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10册第3231-3232、3231-3232、3232页。
4 (10) (13) (28) (31) (32) (33) (42) (43) (44) (62) [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 2010年, 第168-209、209、209、209、193、200、169-209、168-209、182-196、186-205、181-183页。
5 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 第179页。
6 [北齐]魏收撰:《魏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8册第3042页。
7 [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 《大正藏》 (No.2034) ,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2年, 第49册第45页。
8 [唐]魏征等撰:《隋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3年, 第4册第1098页。
9 (11) (30) (65) (66) 冯承钧:《宋云行纪笺注》, 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年, 第2卷第2、38-49、4、60页。
10 (14) [清]杨守敬撰:《隋书地理志考证》, 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2册第138页。
11 (15) (16) [清]俞浩撰:《西域考古录》,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年, 第584、671页。
12 (17) (20) (21) [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 北京:中华书局, 2007年, 第8册第3566-3567、3504、3512页。
13 (18) [宋]苏易简撰:《文房四谱》, 《四库全书》,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第843册第17页。
14 (19) [宋]志磐撰, 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 (下)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第939页。
15 (22)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 第6册第2016页。
16 (23)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 第5册第1505页。
17 (24) (36) 余太山:《“宋云行纪”要注》, 余太山著:《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298、268页。
18 (25)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 北京:中华书局, 2014年, 第260-262页。
19 (26) 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 岑仲勉著:《中外史地考证》, 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 第313页。
20 (27) [唐]道宣撰:《释迦方志》, 《大正藏》 (No.2088) 第51册第969页。
21 (29) (34) (35) (39) (40) [北魏]杨衒之著, 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第216、209-216、237-238、238、244页。
22 (37) (38) [日]长泽和俊:《论所谓的〈宋云行纪〉》, 长泽和俊著, 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 第500、504页。
23 (41) 吴晶:《〈宋云惠生行纪〉文本构成新证》, 《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 第13页。
24 (45) (54) (56) (59) 佚名撰:《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 《大正藏》 (No.2086) 第51册第866-867、867、867、867页。
25 (46) (50) 王春长译:《大正新修大藏经再版序言》, 《大正藏》 (总目录) 第1、1页。
26 (47) [清]魏源:《海国图志原叙》, 魏源撰:《海国图志》 (100卷) , 光绪二年 (1876) 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
27 (48) 洪九来:《有关〈海国图志〉的版本流变问题》,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3期, 第24页。
28 (49) 王晓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 第29页。
29 (51) [唐]慧超原著, 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前言, 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 第1-2页。
30 (52) 白话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前言,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7年, 第8-9页。
31 (53) (55) (57) (58) (60) (61) (63) [清]魏源:《五印度沿革总考》, 魏源撰:《海国图志》 (100卷) , 光绪二年 (1876) 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
32 (64) [清]魏源:《葱岭以东新疆回部附考上》, 魏源撰:《海国图志》 (100卷) , 光绪二年 (1876) 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