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2020-10-20 22: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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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娟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爱国主义;内在规定性;社会主义制度;滋养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的互动研究”(16BMZ003)。

   “中华民族”自提出后几次被强调,[1]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再次被强调,经由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十九大等重要会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命题被提出、阐释,并随后被写入党章与宪法。官方文件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工作部署中一般从民族工作角度提出“中华民族”及相关议题,学术界也多将其置于民族学的讨论范围,将其视为当前民族工作的主线。在特定语境下,一般以“多元一体”①来概括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以此来确定“中华民族”及相关议题的工作领域和学科范围,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中,有几点值得注意和思考:第一,仅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限于民族工作领域和民族学范围是否会限制甚或削弱中华民族共同体培育的基础,进而影响其在国家统一、社会动员和民心凝聚中功能的发挥?要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的历史脉络进行反思,事实上,“中华民族”及相关议题属于国家层面的重大议题和决策部署,仅仅依靠民族工作是不够的;第二,可否回到“中华民族”一词提出、发展、演变、传播、概念化的过程中,寻找这一词汇演进背后各种社会力量的基本政治主张,从而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形成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探究“中华民族”及相关议题的性质特征,以此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第三,从近代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探索中分析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优势,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将价值优势转变成实实在在的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契合,以此来持续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内在逻辑与演进机制

   中华民族从历史中走来,在近代经过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中华民族”这一新名词提出于清朝末年,由梁启超提出,经过杨度、孙中山、吴贯因、常乃德等人及梁启超本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论证,将其外延不断扩大成为中国各民族的统称,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逐渐被认可和广泛传布,成为政界、学界和思想界的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并确立,中华民族走向全体自觉。中国共产党也接受“中华民族”符号,并经张闻天、王明、杨松等人进行论证,同时经过纵向传播,②使其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和动员力量。“当某个词语成为概念时,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地被使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并被固定下来以后,于是便成为大家所接受与认可的‘概念’。”[2]根据形势需要,“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经过不断调整,经过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3]的过程,“新名词”逐步转变为“新概念”。

   “中华民族”概念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凝聚,中华民族走向全体自觉,经历了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彰显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东方与西方、整体与局部、情感与理智的多重张力”[1],反映了思想界、学术界和政界等各种社会力量政治主张的纷争与互动,也彰显了近代民族精英们的集体智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推动的结果,也是它的最高成就,是多种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历史的合力。这一共识的达成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需要,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

   首先,“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得益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历史传统。奠基于“三代”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政治经验和政治思想沉淀成历史基因和政治文化浸润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直接影响他们的政治选择。开放包容、兼容并包的儒家文化使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风俗习惯的人们凝聚起来提供了心理基础。追求统一和有利于统一的制度设计使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地域空间不断扩大,“入主中原”成为历代政治力量的终极目标,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以“逐鹿中原”为己任,“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蛮夷戎狄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动能”[4]。几千年漫长的发展史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历史纵深,孕育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文化、以中原为核心的广阔地域空间、追求统一的政治传统,这些都为各民族交往融合提供了条件。诸多因素构成了对中华文化一体性的认同,在巨大的历史力量推动下,“中国”观念在元明清时期趋于定型,复数“中国”逐渐演变成单数“中国”,在清王朝自称“中国”的正统化运动之后中华民族形成和定型。③上述因素是“中华民族”观念最终在近代形成的内在机理,也是进步力量能够在近代中国提出“中华民族”观念的深厚历史渊源。

   其次,挽救民族危亡和维护国家统一共同民族利益的需要。民族主义的目标有二:民族独立和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对于近代中国也不例外。强烈的民族主义是“被压弯的树枝”,是对伤害的回应,是耻辱心理的表现,也是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抗争。“中华民族”提出和确立的过程恰恰是中国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的过程,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是所有进步力量的共同理想,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基础。“从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功用而言,中华民族符号系统里还没有超出抗日战争的。”[5]266“中华民族”因此成为号召全民抗战的时代旗帜,“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民族’范畴,而是形成了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和情感联系于一身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6]。不分政治立场、社会地位、价值取向和阶级利益,国家、各阶级、社会、个人都汇聚“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整体情感,“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所谓民族自决是中华民族自决”“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之旗呼之欲出。

   再次,国家构建和民族建设的需要。建立现代国家几乎是近代所有进步政治力量的追求,梁启超就明确指出:“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7]44一方面受经典民族主义理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中国多民族的实际,为了完成建构与国家领土相对应的“nation”的现实任务,就有了梁启超的“小民族主义”外的“大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消极的民族主义”之后的“积极的民族主义”、“小中华民族”进而“大中华民族”、“小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大民族国家”的徘徊和挣扎,也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它团结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个近代国家”[8]767。近代社会力量在“民族”问题上的各种纠结与挣扎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对“民族”背后的领土的极度关照,以清王朝疆域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而通过国家整合进行民族建设是他们的政治理想。虽然基本政治主张相异,但在中华民族作为与国家领土对应的整体观念上他们一脉相承。

   上述三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形成和确立的内在逻辑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机制形成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从提出时只指汉族到上升为各民族的统称,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某一组织努力的结果,而是面对日益严重民族危机的各种进步力量经过复杂的政治过程最终达成的共识。在民族危机面前,各种力量摒弃政治立场的差异,使用并宣传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最终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世人面前。可见,“中华民族”及相关议题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能够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合作的基础。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和演进机制也反映了它的本质特征:第一,“中华民族”及相关议题具有价值相对中立性特征,没有明确的制度属性,不直接涉及基本政治立场,不是主导性意识形态,不直接解决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而是为民族认同、国家统一和民族自治等社会行动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寄托,为国家建设提供基本政治框架与边界原则。“中华民族”及其相关议题的这一特质决定了一方面需要主导意识形态填充其内容、确定其方向,从而使其获得内在规定性;另一方面与主导意识形态相结合能够充分发挥其动员能力,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第二,从“中华民族”在清末提出到抗战时期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过程可以看出,它总是在历史的紧要时刻被强调和关注,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需要掩盖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政治取向的多样性,进而遮蔽了支撑这一观念的思想资源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面对危机,全民高呼“中华民族”的爱国表达甚或“阻断”了人们探究爱国情怀与社会力量政治主张之间的内在关联的冲动,而政治主张和资源分配原则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的根本基础,也决定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能走多远。抗战相持阶段刚刚到来,国共之间的合作就出现裂痕恰恰证明了这一点。第三,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表明,中华民族及相关议题不直接关乎国家性质,支撑这一观念形成的情感基础是宽泛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不同的阶级或集团可能会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建立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制度基础上形成不同指向的爱国主义。时至今日,在特定的工作领域和学科范围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注意其背后的制度基础,要透过“中华民族”这张“绝缘板”,分析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表达背后的基本主张,这些基本主张的持续性表达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制度化正是今天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支撑和底气。

   二、在近代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

近代中国从东亚秩序的中心滑向国际秩序的边缘,被拖入国际社会,从此,国家开始进入转型时期,民族精英尝试通过各种途径使中国摆脱边缘状态。但是就如何实现现代化、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则面临着多种选择。“国家之形势愈危岌矣!凡念及吾族之将来者,莫不对于文化价值出路问题,为之绕室彷徨,为之深思焦虑;于是有复古之说,有全盘西化之说,乃至就文化之方面提出一种口令者,曰德莫克拉西、曰赛恩斯、曰苏俄主义、曰法西斯主义。犹之病者命已垂危,侍之者乱投杂药,以求万一之有效,岂惟不能祛病,正所以速其死耳。”[9]1清王朝部分开明大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标,试图通过生产军事装备、训练新式军队、建立新式民用工业、创办新式学堂和引进科学技术等方式延续清王朝的统治、实现国家的强大的目标。中日甲午之战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而告终,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以失败谢幕,洋务运动是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甲午战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在清政府体制框架下,借助皇权提倡科学文化、倡导学习西方、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致使改革迅速流产,无果而终,戊戌变法是一次以爱国救亡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继戊戌变法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以推翻清王朝统治为己任,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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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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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南宁)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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