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毅 杨一凡: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02 次 更新时间:2024-04-04 22:23

进入专题: 文明韧性   国家韧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  

马俊毅   杨一凡  

 

摘要:在我国政治学语境下,韧性理论围绕治理现代化意义上长治久安、和谐共生的政治系统愿景而建构,治理韧性的本质属性与目标则可以理解为政治治理体系效能较强,以及国家与社会各领域的自主性发展与运行形成较强的生命力、抗逆力、复原力与可持续发展性。中国以文明型国家的国家传统,形成以国家、社会、民族相互塑造而延续千年不辍的韧性,韧性的理念深度蕴含在中华文明品质与国家建设中。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明韧性作出了最好的阐释,而“两个结合”为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如何汲取文明韧性,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指明了基本原则与实践方向。中华文明韧性与中国国家韧性的叠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以文明韧性为基底、以国家韧性为依托、以共同体韧性为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探索更丰富和更具韧性的治理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国家治理,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韧性因素,持续建设韧性国家,从而能够塑造对抗现代性风险的韧性政治,其经验可为人类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中国进入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在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将迎来更多的、更复杂的议题与挑战。如何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1]45。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8。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3]同时,他充分论述了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五大重要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4]。笔者以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这一系列创造性论断揭示了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指明了韧性中国建设的方向。这是在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使命下,尤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更快发展的深水区、攻坚区的阶段下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政治命题。中国只有在充分坚定文化自信、文明自信,汲取五千年文明智慧的基础上传承文明韧性、加强国家韧性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更好地践行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中华文明传统中的“韧性”与中国国家韧性的叠加,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形成。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的韧性是中国政治发展、国家建设的文明基因与深厚政治哲学底蕴。中国国家建构的逻辑包含着“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维逻辑[5],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构成与深化发展包含着与以上五维逻辑相关的“五个认同”的实践过程。因此,必须以中华民族的文明韧性,如以“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结合的整体文明观整合民族观,深植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依托于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6]之多元一体韧性,还需在现代国家阶段进一步提升。这种提升体现在国家与民族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民族与民族关系等方面贯彻“真正的共同体”的韧性理念,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理念。尤其是在新时代要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奠定国家长治久安、各民族平等团结、能够化解风险挑战的具有韧性的共同体基底。新时代,需要继续以韧性的理念整合、贯通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以及现代中国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的既有经验,提升中国的韧性理论自觉,有利于不断运用中国特色的韧性治理方法论应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所面临的重要议题,这是当下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理论与现实路径。

一、韧性的概念及国家韧性理论研究

韧性概念及理论的普遍运用说明了其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和实用性。在厘清韧性概念的内涵以及回顾韧性理论运用过程的基础上,需要明晰国家韧性、文明韧性、共同体韧性等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进而为本文的分析提供有效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

(一)韧性、国家韧性与国家建设

“韧性”概念以弹回(原来状态)为原初含义,基于生态系统的动力学视角,韧性被界定为系统面临外来冲击时吸收干扰和重组以保持功能、结构、性质和反馈基本不变的能力[7]。韧性概念与韧性治理理论的提出及其运用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即从基于生态系统的稳定而提出,扩展至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涉及公共管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各个领域。韧性概念及理论的普遍运用说明了其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和实用性,这是因为韧性概念的特性实际上是与其反面“脆性”相关。与韧性相对的“脆性”,既包括系统的软弱,也包括系统“刚则易折”缺乏弹性,二者共同导致韧性不足。与“韧性”相关的因素包括系统性、抗风险性、适应性、包容性、稳定性、灵活性,这些因素越来越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各个领域有效治理的运行环境,以及效能的评价要素。因而这一概念和相关理论也开始运用于现代国家建设及国家治理。

国家韧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建设研究领域,包括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两个层面。有不少学者对国家建设的韧性展开研究,提出为什么有的国家长盛不衰,有的国家却易于崩溃,这涉及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治理、社会治理、经济增长等多方面的韧性。比如,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反复唱衰中国经济,但中国经济体现出强劲的韧性。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韧性也必然包括民族事务治理的平等、稳定与民族关系的和谐,以及团结各个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安全,以及防范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等。实际上,能够避免系统脆性、能够通过自身建设与治理减少外力对系统的冲击与破坏,是由各种复杂系统交叠形成的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必备属性。“国家韧性就是避免国家崩解、保证国家秩序、维护国家体制既沿着现代主流政治轨道运行又避免完全疏离既定政治轨道,从而展现国家弹性,应对挑战、维护国家既定结构免于崩溃的特性”“国家韧性是一个可以用于诊断任何国家究竟是否具备抗压能力缓释脆性、保持国家自我维系和发展的弹性普适概念”[8]。

(二)韧性中国建设必须结合中华文明韧性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也需要不断完备与提升,韧性中国将成为一个重要理论命题[9-10]。在近年来的理论发展中,中国提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理论,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其中已经包含了很多“韧性中国”的元素。韧性中国建设所包括的国家建设、社会建设、民族建设等多个方面都要立足于中华文明智慧,如此既可以总结中国两千多年何以成为“治理得最好的国家”的经验,更要深入总结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制度韧性与治理韧性。韧性中国应包括文明韧性、国家韧性和共同体韧性,其中的共同体韧性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来自国家韧性、文明韧性,同时又促进国家韧性和文明韧性,更体现为一种强大的共同体信念,即“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11]39。

笔者以为,韧性中国又是以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作为根基的。本文将文明韧性界定为,在历史上长期形成与传承的文明体系内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理念与智慧,这种理念与智慧可以看作是促进该文明体系持久存在与有机生长的特质。这种韧性也深刻影响着国家组织与运行,渗入其他群体生活组织和运行之中,包括社会建设、民族关系等,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具有强大的韧性,应对其韧性进行深入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方面特性的概括,应该说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韧性。延续几千年而不辍的中华文明,以及作为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能够以“多元一体”延续转型为当今的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充分说明了中华文明具有卓越的韧性,其独特的文明韧性深刻融汇于国家建设与治理、社会建设与治理中,至今依然构成中国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的五个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包含了形成我国文明韧性所具有的重要特质。

“文明型国家”是中国国家的一个重要特质,因而对中华文明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展开系统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提升文化自信,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由此也决定了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更需要结合现代政治哲学与政治学进行研究。例如“韧性中国”的理论命题,就应该结合中华文明的韧性进行深入研究、挖掘,使中国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能够将传统文明智慧与现代治理结合,从而不断增强国家韧性,对抗现代性的不确定风险。这对于以长治久安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是学界在国家建设方面必要的“思想解放”,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方向[12]。

(三)共同体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文明的韧性成为中国政治发展、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的文明基因与深厚政治哲学底蕴,助力于形成以中华民族主体性为底色的现代化之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就,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该遵循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进一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此才能从容应对现代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与风险。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支撑,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凸显中国特色的共同体韧性,并将其贯彻于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建设、民族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西方的共同体有什么不同?如何在中国政治哲学的语境下找到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这需要我们深刻认识自身民族所处的文明范畴和时空范畴,要具有深刻的文明自觉和文化自觉。例如,着力将中国传统的文明韧性与国家韧性的经验运用于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全盘接受,而是一定程度上必然内含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反思性”建设。正如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表现为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复兴,同时也经历了从传统的“神论”到“人论”的变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反思性,但只有基于对自身文明的深刻理解与传承,才能实现本体性的反思与升华,建设具有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文明。例如,民族政治是韧性中国研究非常典型的领域,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悠久历史与韧性紧密相关。中国保持大一统和“因俗而治”的平衡,使其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笔者曾提出“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的解释框架,对中国大一统的韧性及其内部的多元文化边界的流动性、包容性,以及由此而形成大一统文化的系统性、坚韧性进行了充分论述,总结了多元一体促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机制和机理。中华文明对于中华多元文化之间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凝聚效应和主导效应三大机制,形成了中国多元一体的韧性而不是紧张与二元对立[6]。

中国古代政治治理中的民族事务治理也顺应与促进着这一文化韧性,深厚积淀了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柔性的多元”与“韧性的一体”相互成就与促进的机制,形成了中国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中的重要政治韧性机制和特色,即多元一体主义。多元一体主义是一种更平衡、更灵活、更包容与更具有弹性的理论主张,因而也是更具有韧性的民族政治理论,也更有助于国家韧性建设。从中国的历史到现实,多元一体主义实际上一直隐藏在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之中,因而也促进了中国国家韧性的形成,加强了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以民族政治或民族事务治理为观察场域,对于中国的政治韧性能够提供一个较好的解读。由此,我们也可以深化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下的民族事务治理道路的中国特色。新时代以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关的民族政治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深刻蕴含着中国特色的政治韧性品质,也凸显了中国的政治韧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深化与发展的底层逻辑。

如何理解民族共同体韧性,首先需要明确国家的内涵。笔者以为,国家包含历史、文化、人民、民族、国土及政体等多个要素,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人民由各族人民共同组成。民族共同体作为构成国家的重要载体,其含义跨越时空,不仅包括当下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国族,还包括在悠久的历史中各民族共处一个文明体系、一个国家而长久进行共同奋斗、共同生活形成的命运共同体。目前,关于中华民族是否为“国族”的讨论引起了一些争议。毫无疑问,从现代国家的角度来说中华民族是国族,这一点与西方民族国家“nation”的意义对称,但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来说,还需要重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和文明基因。“国族”的内涵略显不充分,因为这一概念更多承载了与现代的“state”“people”等相对整合意义上的、相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整合性、同一性”的民族建设功能。如该民族应该使用统一的语言文字,采用和保持同一套科层治理体系、行政机构、法律、公民文化、教育体系、国家认同、国家文化、国家忠诚等,这无疑是成为民族国家之“国家层次的民族”必需的因素。除此之外,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命运共同体,是鲜活有机的、包含情感与连续性的历史记忆,是“四个共同”“四个与共”历程中形成的真实共同体。中华文明的韧性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共同体属性,同时这一属性也需要现代政治的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来深化与稳固。西方国家总体上缺乏统一、稳定、持久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经验,其国族更多是在近现代以民族主义、工业化、印刷资本主义等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建设既需要依托政治意义上的、建构主义的国家工程,又需要基于自身历史、人民与文化的惯性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促进共同体的有机生长。这种有机的、历史连续性的创造,更大程度上成就了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与建构主义的国族建设相得益彰。因此,如何构建共同体韧性,除了依托现代国家的国族建设,还要充分重视民族共同体韧性的自发生长,民族共同体韧性是指这一共同体能够长续而存的特质与信念。

二、中华民族的文明韧性

从学界现有的研究来看,关于中华文明韧性的研究还不多见,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薛江太的《中华文明韧性发展的根源探索》一文。薛江太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持久韧性的根源,从自然环境、农耕定居文明、血脉文化、包容精神及作为文明载体的汉字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3]。应该说这一论述触及了文明韧性的一些重要内涵,但还不够全面。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游牧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中,中华文明的特性除了连续性、包容性还包括创新性、统一性与和平性,后三者同样是造就这一文明长盛不衰的、充满活力、与时俱进的根源。因此,中华文明的韧性就深刻蕴含在中华文明的五个特性之中。

第一,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体现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形成的连续性。由商而周,周朝实现了从部落国家向封建国家的迈进,创周礼而定天下。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哲学流派与思想形成中华文化盛景。“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谱系中四大古文明之一,而且是唯一延续数千年不曾断裂的文明。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和哲学与古希腊文明几乎处于同一时期,都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高峰,一东一西,相互掩映。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无论从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亚于古希腊哲学,中华文明发轫久远、思想深邃。”[14]孔子结合了周礼与儒家思想,为中国的国家政治与治理模式奠定了政治哲学基础。围绕这一核心的政治哲学,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机构、文官体系、科举制度等不断发展成熟,形成了一定的国家韧性与文明韧性。这种韧性成为中国人不断凝聚交往交流交融的稳定器,无论是汉民族建立政权,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建立政权,都认为自己在维系中国,采用、延续和发展既有的国家政治哲学和政治运行系统。

第二,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锻造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的创新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等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历史上有很多的文明走向衰落或完全融入其他文明。对于中华文明,需要看作是一个具有一定稳定性但不断发展更新的系统。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经历无数历史变迁、社会发展、环境地理因素变化,即使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机时期,也在不断改革国家治理模式、解放思想、转变生产方式,不断因时而动、革故鼎新。因此,“变革与创新”同样是中华文明韧性的重要特质。商朝以奴隶制结合神权信仰;至周易商,则推行周礼;至秦朝,改革周朝遗留的分封制所造成的春秋战国之纷乱,创制历史上较早的统一的国家制度;至汉朝,进一步改革政治制度。从国家行政治理体系来看,经历了从汉朝察举制到魏晋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以后科举制的变化;中央官制也经历过从秦汉三公九卿制到唐宋三省六部制,再到明清内阁制和军机处的变化。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创新与发展,体现了中华文明崇尚“变则通,通则久”的创新思想。近现代以来中国受到最为猛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面对新的生产方式、现代科技文明的冲击,中华民族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与深刻的自我变革。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不断探索能够使中华文明复兴强大的道路,不断探索经验、不断尝试,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既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又敢于变革、勇于创新的特质。中国依靠自我革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作为整体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形成更强大的生命力,正在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具有韧性的创新,即善于将自身的实际与外部变革的创新元素有机结合,在保持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充分说明了中华文明是一个韧性的体系,具有不断吸纳创新并有机结合自身体系的弹性与生命力。

第三,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铸就于“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的统一性。较为自成一体的地理环境、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互相依赖的经济互补和统一的书写文字,都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多元不断趋向统一。秦朝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打造统一国家制定了“车同轨、书同文”的标准。由此,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大一统国家形态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历史起点,也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形态。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深刻形塑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领土空间、民族结构、价值观念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遗产。国家的统一推动了各族人民在文化上的共同性,同时也逐渐铸就了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统一、中国国家统一的坚强信念。这一信念的背后是对中华文明整体性存在这一事实的认同与坚守。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原的民族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认为自身为中华正统,同时不断推进中华正统。无论是继续编纂历史典籍,还是使用汉字,以及沿袭上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与治理模式。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实际上加强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及统一性维度上的韧性。

第四,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形成于“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的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15]从文明与国家的关系看,尽管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存在密切联系,但它们毕竟在内涵、外延上都有重要区别,不能简单以政治体范畴的时空性来替代文明范畴的时空性。严格来说,早期中国是与最早出现的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相关的政治体概念,也是与春秋战国时期如《尚书》《诗经》等文献中阐述的与中原王朝国家和都城(京师)相关的概念。它所意指的“文明”是指黄河中游以中原王朝国家为中心的文明形态,以及这种文明形态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及影响。但近年来各地区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证明,也存在先后崛起或各领风骚的不同文化重心。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程中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最终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一体格局[16]17。夏鼐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七大区域,为多元发展的讨论奠定了基础[17]。

中华文化成分丰富博大,与善于借鉴、吸纳其他文化元素有关。历史上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国与西亚、欧洲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佛教传入中国则形成了中国的禅宗文化,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充分结合形成“清真”文化,这些都为中华文化增加了丰富性。中国历史上很少发生宗教战争和种族主义的战争,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超越了将文化、信仰、血统本质化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思想。相比“文明的冲突”,中华文明更提倡文明的互鉴、包容与和谐并存。中华文明作为较早成熟的文明体系,体现出其能够充分吸纳其他文明范畴的文化、宗教元素,或以自身的丰富博大与深厚使其本土化,或使其能有一席之地。

第五,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体现在中华文明“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的和平性。先秦文献中就已使用“和平”一词,《易经》中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18]236之语。古语亦有“协和万邦”“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农耕文明“安居乐业”的传统,在历史上经历了许多的太平盛世,也不可避免有战乱,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歌颂了和平盛世,对于战乱造成的百姓痛苦十分同情。长期的历史经验影响下,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对于和平盛世的追求,能够平息战事、休养生息的朝代被称为盛世,君主则为明君。此外,秉持和平、和谐的理念,中华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文明往往能够优容之。在天下体系下创造出很多以和为贵、和谐共处、以经济贸易、礼尚往来、朝贡、和亲、教化等维系和平的方式,尽可能避免战争与冲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一统秩序。这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文明,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互补、文化交融,并以多元文化碰撞所不断产生的创造力推进中华文明的丰富与活力,因而也加强了中华文明的韧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的研究价值在于我们要从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民族韧性三重角度的结合看待民族共同体建设,认识到其深沉性、复杂性、历史性,加强文化自觉与文明认同,深刻总结中华文明体系下独特而又包含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体建设经验。这一主张也恰好符合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求。

三、文明韧性如何影响与加强现代国家韧性

国家韧性无疑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韧性需要排除历史上通过极端暴力专制,或者近现代以来通过对外发动战争等非常规手段力图增强国力的行为。事实证明,这些路径往往会破坏国家韧性。例如,“一战”后的德国遇到的战争赔款、制裁所造成国家困境,以及“二战”后日本的艰难重建。现代国家韧性的特质往往通过民主、协商、共有共享与治理效能的优化来体现,民众在政治上有足够的参与性与代表性,而国家对民众诉求保持比较高的回应性。“规范的现代民主国家确实不会落在兜底意义上去避免国家崩溃,因此不会挣扎在艰难维护国家体制的底线上。它们会在保证不坠入底线的情况下,寻求国家在规范条件下的强劲国家弹性,因此国家韧性的劲道会相对足够。”[8]相比前现代国家或高度依赖外部力量的非自主国家,民主的、强大的、自主的国家表现出较高的韧性。在国家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治理系统良好运行的前提下,无论是自然灾害、突发事件还是来自其他领域的风险,韧性高的国家都能够予以应对并保持国家秩序稳定。但这也不代表着现代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其韧性是稳定的或者自足的。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从简单社会转变为复杂社会,尤其是由于气候变化、科技与数字技术发展、国际关系变局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家治理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增高。由此,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增强国家韧性是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中华文明韧性促进国家与社会相互塑造

周光辉从大一统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国家韧性,指出“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特定国家形态的长期延续,也就表现为人们所观察到的国家韧性”[19]。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属性,而国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又聚合、发展着中华文明。在中国,文明与国家的结合尤其紧密:一方面,经过早期国家的探索以及春秋战国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充分交流,国家选定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论,由此“文治”“礼制”国家传统的延续超越了国家政权的变迁;另一方面,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地域的人群统治中国,都不断沿袭、发展和完善着这一文明国家的传统。政治文明的稳定性也造就了国家的韧性,同时国家的文化成分也越来越丰富,客观上保存和发展了文明韧性与国家韧性。

因此,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形成了系统化的伦理规范,并作为文明之重要基底而稳定传承几千年不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伦理思想及其打造的“礼制”等规范着上层建筑、社会生活、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而且其伦理道德本身还是构成人们个体生活的意义所在,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体、家庭与国家联结在一起。在现代治理的韧性研究中,学界倾向于将韧性的面向分成国家韧性、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家庭韧性、个体韧性等层面,现实中这些面向其实是统合在一起。以韧性的文明造就韧性的国家,并形成跨地域、跨民族的对于“中华文明+中国”的认同,而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生产方式、语言、文化的多元化因素又为建构这一文明类型与国家提供创新性元素,使其更加壮大。

(二)中华文明的韧性促进国家与民族相互塑造

考验现代国家韧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其包括国家建构与有效治理两个层面,这无疑是政治学的重要议题。无论是“国家聚合与崩溃”“文明的冲突”“多元文化主义”“多元一体主义”等,都致力于研究或解决人类多样性与合作性、一致性之间的张力,尤其是需要由此而助力于国家与民族建设,使其更具有坚韧性与包容性。国家凝聚力并不会自动实现。例如,中国在历史上具有大一统的传统,但也是通过各个朝代的治理方略、民族政策经营所得,这些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创新以应对变化,同时又保持系统性稳定,即大一统的总体趋势。中国在历史上积累了民族事务治理的大量经验,这些经验随着朝代的更迭继承、发展,不断创新出一些新的制度、机制,而且非常务实与灵活。但不管如何创新变革,在治理理念上始终强调政治上的大一统。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的民族政策、民族事务治理机构与重大的民族事务治理行动。从秦朝开始,朝廷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官职和机构,在民族聚居地区设“道”;制定民族法“属邦律”;少量征收,贡献方物;修筑通往边疆的道路;移民边疆屯垦。汉朝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实施对匈奴“和亲”、对百越“和集”,以及徙汉民实边、移夷民到内地等措施。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十分重视通过这一制度加强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自唐朝以来,每年的科举考试少数民族地区入仕的人数不在少数,“元朝从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到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共举行了16次廷试,每次录取进士最少时50人,最多时100人”,其中蒙古族就有16名状元[20]41-42。

(三)中华文明的韧性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1]中华文明韧性的社会基础在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由此各民族形成了对于大一统政治哲学与文化理念的认同,以及各民族对于中华文明及中国的执着信仰。以此为基础,历代统治者在大一统的原则下,采取合理而灵活的体制机制进行民族事务治理。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底层逻辑依然是大一统的主权原则基础上的韧性治理,体现为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基础上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具有韧性的共同体。因此,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造就了国家韧性,二者相互浸润与造就推进了中华民族的不断凝聚、壮大与发展。

“尽管‘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是近代以来兴起的观念,但它是历史上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文化形态的总和,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传承的自然结果。”[22]在中国,文明韧性的特点之一是其包含且进一步超越了西方民族学意义上狭隘的“族性”中的显性因素——如语言、风俗习惯、大致的经济类型等。这表现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礼仪、伦理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历史连续体、文明体和命运共同体,而地域性的民族及其族性很少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本质内容,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历史潮流中总是被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观所超越。中国人也不以族性作为人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边界,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与时空范畴也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族,即中华民族并不只是因为其具有现代民族国家属性才成为超越各个民族的“民族”,而是因为中华文明的韧性与国家韧性的叠加,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在历史上就不断汇聚的、以文明型国家为底色的超大型民族共同体。

(四)中华文明的韧性促进形成中国独特的政治共同体哲学与治理智慧

在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思想的背景下,应该深刻认识到对中华文明探讨的意义并不只是寻根,而是具有强烈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诉求。也就是说,只有全面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历史内涵与重要特性,才能以高度的文明自信与文化自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的政治文明具有强大的韧性:一是体现为很早就摆脱了神权政治而重视人性;二是重视政治的道义性和正当性;三是体现了政治的包容性与教化性;四是政治治理的稳定性、灵活性与创新性有机结合;五是体现了以天下为情怀的对人类共同价值的伦理关怀。

中华文明的韧性应该是体系化的、整体性的,由五大特性相互交织而成就,呈现历久弥新、恢弘博大、协和万邦、崇礼明德、自强不息的文明气象。只有秉承这一文明的优秀传统、把握这一文明的总体气象,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实现中华民族文明的现代化。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文明向度的规范性和方向性指引,有利于将民族事务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统筹,建立共同的逻辑起点。

四、以中国特色的共同体韧性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文明韧性基因不断沉淀,从哲学意义上不断影响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文化发展与交流、国家建设、社会建设、民族建设等多个方面,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依然需要建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曾经批评资本主义国家建构的是“虚幻的共同体”,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致力于建设真正的共同体。中国在许多方面形成了自身的共同体逻辑和治理经验,凸显了韧性特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汲取中华文明、中国国家的韧性基因,在中国特色的共同体价值理念与共同体韧性建设中践行与推进。

(一)以中国式共同体韧性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韧性

中国具有两千多年成熟的国家治理体制的历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经验与治理智慧,致力于善治的政治传统,以及行之有效的国家、社会、民族之间能够实现整体性治理与协同性发展的经验。进入现代国家以来,由于与西方国家建设的政治传统、政治文化不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道路亦不同。中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及其韧性,突出表现为实现“全国一盘棋”“整体性治理”和党政领导下的复合性治理等。这是由中国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文明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复合逻辑所决定的[23],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下资本主义国家建构的底层逻辑不同。但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方国家治理的诉求和面对的问题具有相似之处,因此治理概念的中西话语并不是截然不同的,而是可以对话的。我国的治理现代化是在既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复合性治理。同时,也要认识到随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增强,需要充分释放社会多元主体的活力,加强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进而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之道既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也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西方国家在现代社会治理技术方面虽积累了很多经验,但其难以克服资本、市场的逐利逻辑,政府难以统合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进行整体性、协同性治理。当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其重要路径就是探寻真正的中国之治。我国的治理现代化始终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依法治理为前提,同时也广泛吸纳与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无论是协同治理还是多元治理,都始终是以国家为主导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国家主导的治理逻辑与西方立足资本流动的治理取向保持差异,而且为全球治理指明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就是在社会主义法治范畴内,通过民主政治协商方式,将坚持党的领导、国家理性干预、市场竞争机制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这些在西方治理视域下互不兼容的要素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共识与强大活力。”[24]

(二)以中国特色的共同体理念深化“国家—社会”共同体韧性

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中国则致力于建设真正的共同体,这与中国古代的共同体观念有着相通性。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理想”[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竞争十分激烈。一方面,要完善法治,使社会、个人在有序的法治环境下竞争与合作,实现经济社会效益与活力的充分施展;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国家对于社会的公共服务与保障职能。中国古代很早就重视其对社会的服务与保障功能,周代即有“保和六息”,汉高祖则制定了养老孝亲制度等。传统的“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等思想与现在所倡导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重要目标具有相通性。这些目标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由此提升了“国家—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加强了共同体的韧性。此外,这一共同体的建设还需将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构建起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共生相统一的画面。这就需要巩固人的主体地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所设定的真正共同体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发展、相互支持。“国家—社会”共同体的韧性有助于改善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提高“国家—社会”共同体的韧性可以更好地培养人与人之间和睦共处、服务社会的意识,激发每个人的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力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牢固的社会基础。

(三)以中华民族整体文明观深化“国家—民族”共同体韧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关于中华文明的论述既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文化哲学基础,同时也指明了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如何通过汲取文明韧性来推进国家韧性,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并由此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无论是理论奠基还是实践推进,都应该加入中华文明的韧性内涵,都应该以传承发展中华文明韧性和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基础。因此,必须以中华民族整体文明观整合民族观,深植中华民族共同体韧性,形成中国的、现代的民族观。国际上,不少国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以语言、风俗习惯、经济类型等要素确认族群、民族的多元性,承认多元一体的民族与文化格局,同时在国家层面再进行“国族”建设。然而,多元与一体的张力在很多国家成为国家建设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或者说是国家治理难题。我国对于民族问题的治理要立足于各民族充分的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共同推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同时要在包容中推动文化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例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指导下,学界深刻地批评了“新清史观”“内亚史观”“崖山之后无中华”等错误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深植中华民族整体历史观、大中华民族观。

(四)以中国式共同体理念深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共同体韧性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这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具有相通性,“富民”思想发展为“共同富裕”。我国即使“人口规模巨大”也要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创建更加公平、正义的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诉求。中国崇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郑和下西洋进入各国是展开友好邦交,而不是殖民掠夺。在一个由游牧经济、农业经济、渔猎经济共存的经济体系内,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生产体系与市场交换、分工合作体系,形成了经济共同体和经济韧性。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体系,中国的经济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其中,经济共同体的韧性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不断革故鼎新,出台具有创造性的国家经济战略,与国际经济体展开广泛的经济合作。海外侨胞胼手砥足、艰苦奋斗,侨胞之间互帮互助,一旦事业有成,便报效祖国与回馈乡里。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海外知识分子能够在义利之间作出正确选择,体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新时代的数字芯片技术竞争中,有来自政府、企业的无数科研人员攻坚克难,取得重大突破。这些来自中华文化的共同体韧性和经济伦理使得中国既能够自信地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又能够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公共产品带动当地和合作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共赢。这无疑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提供了持续发展的韧性。中国经济伦理还表现为能够以中国式共同体理念深化人与自然的共同体韧性,持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建设“美丽中国”。这将有效地纠正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竭泽而渔的无限索取和破坏。“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为经济发展模式的韧性提供了思想和哲学智慧。

(五)以守正创新的理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观是不断创新而不是封闭守旧的。如何看待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如何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如何在以上几个问题中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这就要敢于创新,实现文化的时代性汇聚、碰撞与升华。例如,在西方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释总结基督教改革的新教精神对于神学的发展,将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与“工作、节俭、积累财富与增加资产”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为资本主义发展中个体的进取解除思想束缚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25]。虽然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贪婪性,但“勤奋、节俭”“创造财富推进社会发展”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敬业精神、进步主义的信念基本一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家庭精神、仁爱精神、人本主义等,以及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追求大同精神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如何进一步实现现代性转化,如建立公共精神、法律意识、自主精神、冒险精神、理想主义、创新精神等,需要进行创造性的发展。随着现代性发展,基于精神的认同成为一种趋势,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所高涨,这体现为一些民族、族群甚至国家对于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论证是以诋毁其他族群、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为前提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坚持中华民族整体文明观,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我们需要以创造性的治理方法和创新性的理论来弥合可能存在的一些隔阂心理,通过融通一体化的文化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成熟发展。

五、结语

百年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全球经济增长不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阻力,民粹主义上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和平已被战争打破,并使得国际关系充满变数。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技术迭代升级,各种经济体和产业之间竞争激烈同时风险增大。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面临着来自外部的贸易摩擦、技术合作限制等重重压力。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面临日益增长且复杂多变的风险挑战,亟需强化弱项、补齐漏洞、消弭短板,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构建一个能够应对不确定风险、具有强大凝聚力、同时充满活力的共同体?韧性治理成为实践之应和理论之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及共同体建设需要韧性政治理论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保障。

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对中华文明的文明韧性作出了阐释。“两个结合”为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如何汲取文明韧性、建设韧性中国指明了基本原则与实践方向。当下,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凸显与内化中华文明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智慧,不断总结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政治韧性的形成机理,包括政治制度韧性、治理韧性与社会建设韧性的经验。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维度上,结合文明韧性与国家韧性,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建设,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凝聚力。韧性政治之于中国,既要文明互鉴,充分汲取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更要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引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韧性理论。以文明韧性为基底、以国家韧性为依托、以共同体韧性为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探索更丰富的、具有韧性的治理路径,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通过韧性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行动,提升与打造共同体的柔韧性,扩展与丰富共同体的包容性,增强与筑牢共同体的稳固性,能够修补社会系统的脆弱地带,化解不确定的现代性风险带来的冲击,培育正向的共同体生长机制,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具有韧性的共同体基底,提供强劲的社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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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俊毅,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特聘博士生导师;杨一凡,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探索》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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