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华:社会科学知识坐标中的“本土化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20-10-07 22: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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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忠华  

   【内容提要】 “本土化”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持久争论的话题。近年来,争论被收拢到“知识的跨情境效度”和“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问题上。“知识的跨情境效度”追问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情境下的效度问题,本质上是对社会科学知识性质的拷问。社会科学知识建立在要素多元化与有限普遍性的基础上,具有“多元普遍主义”的性质。“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追问在全球社会科学体系中应当如何安置民族社会科学的问题,本质上是对社会科学知识结构的诘问。全球社会科学体系是以民族社会科学为基础而形成的“知识之树”,民族国家对于知识之树的知识供给能力是决定其在知识之树上的地位与权力的关键。只有认识到社会科学知识的这种性质和结构,本土化争论后面的症结性问题才能得到化解。

   【关键词】 社会科学, 本土化,多元普遍主义,知识之树

   一、问题的提出

   “本土化”是社会科学领域历久弥新的讨论话题。20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刚刚兴起之际,梁启超即指出“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梁启超,1902),其中隐含了对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的期待。二三十年代,吴文藻、孙本文等早期社会学家大力倡导“社会学中国化”运动,并形成名动一时的“社会学中国学派”(李培林,2008)。20世纪60年代,陈如馨、李亦园、杨国枢等学者在台湾学术界重新点燃了这场学术中国化运动,在“中国人的性格”标题下全面反思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入80年代以后,这场“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接力棒传递到大陆学者手中。80年代初,被中断近三十年之久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得以恢复。一方面,出于“补课”的需要,学术界大量引进西方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台湾社会学家有关中国化的观点也被引入,使恢复后的大陆社会学界听到了台湾发出的中国化先声(周晓虹,2017)。进入本世纪以后,这场有关本土化的讨论被进一步从社会学扩展到政治学、法学等领域。2004年,邓正来出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法学为中心,对西方现代化范式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展开全面反思和批判,掀起了一场宏大的本土化讨论(王学典,2017)。

   社会科学领域有关本土化讨论的新一轮强势再现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大强化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民信心;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四个自信”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既向社会科学本土化提出了要求,也为其提供了强劲动力。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7:338)总书记的讲话使本土化上升成为国家战略。此后,本土化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界的核心讨论主题。以《社会学研究》为例,从2017年至今,直接讨论本土化问题的论文超过10篇,考虑到该刊年论文发表量仅为60篇左右,本土化选题还是占据相当分量。

   本土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讨论重点。在中国社会科学兴起之际,有关本土化的讨论更多是一种学术自觉。由于当时的社会科学尚处于孕育之中,推动本土化发展的焦虑意识和外部压力尚不明显。但20世纪中期以后的本土化运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反思性。当时,出于“补课”的急切心理,我国大量引入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简单移植”“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等现象在社会科学界非常明显(林南,1986;郑杭生,2000,2011;贺雪峰,2006)。在这种背景下,有关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现状的反思,学者们希望摆脱对西方的学术依附,加强本土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但晚近本土化讨论的强势回潮则隐含着更加复杂的动力,除开学术界内部的自我反思之外,来自中央和国家的推动也非常明显,其核心主题是要形成与中国崛起相适应的社会科学体系,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杨光斌,2017;王学典,2017;翟学伟,2018;郑永年、杨丽君,2019)。

   除讨论重点的差异之外,本土化所引起的争论亦不绝如缕。以晚近发生的两次争论为例,先是本世纪初出现的本土化倡议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后是2018年至今社会学界出现的“本土化是否是个伪问题”的争论。在前一次争论中,面对社会科学界普遍存在的依据西方理论来提出研究问题(林聚任,2000;吴重庆,2002),在研究过程中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谭江华、侯均生,2003),或者以切割、剪裁中国经验来与西方“对话”(贺雪峰,2006)等问题,本土化倡导者希望摆脱对西方的学术依附,加强中国的学术自主性,使中国在世界学术舞台上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尊严。本土化质疑者尽管不完全拒绝倡导者的主张,但他们一方面质疑倡导者存在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则极力为知识的普遍性张目(赵敦华,2007;童世骏,2007)。在后一次争论中,学者们先是围绕如何推进社会学本土化进行有条不紊的讨论(杨春宇,2016;王宁,2017;张文宏,2017;洪大用,2018),后旅居美国的谢宇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谢宇,2018)。这一当头棒喝在社会学界造成了“激烈的反响”(周晓虹,2020),支持者有之(梁玉成,2018),反对者亦有之(翟学伟,2018),且部分讨论开始失去温和的气度。

   从本质上说,历次有关本土化问题的讨论是社会科学界对自身发展状况的反思,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十分有益。但即使在今天,相关讨论依然分歧明显,说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必要在反思的基础上推进认识。这一问题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本文将在梳理晚近本土化问题的主要争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对该问题的理解,以便使学术界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过程中行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本文共分五个部分。除导言部分外,第二部分将梳理本土化倡导者与反对者所争论的核心问题,由此引出争论后面的两大症结性问题:一是社会科学的知识性质问题,二是社会科学的知识构成问题。在第二部分讨论的基础上,第三部分将围绕“多元普遍主义”概念讨论社会科学的知识性质。第四部分将围绕“知识之树”概念讨论社会科学的知识构成。第五部分是结论部分,将重回本土化问题,回应如何超越争论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问题。

   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交待清楚本文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和研究范围。首先是“本土化”,实际上包括“本土化”“中国化”“中国特色”等三个概念。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使用频率有所不同:1949年之前主要是“中国化”概念,1979年后至本世纪初主要是“本土化”和“中国化”概念,晚近则主要是“本土化”和“中国特色”概念。鉴于“本土化”在历次讨论中使用较多,同时鉴于它是当前讨论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本文因此统一使用“本土化”概念。其次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相对于人文和自然科学而言的一种科学。在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是社会科学门类下三个在1945年之前就得到发展的学科(华勒斯坦等,1997:39-40)。在中国,它们也是社会科学下设的三个主干学科。鉴于有关本土化的历次争论主要发生在社会学、政治学领域,因此本文所说的社会科学主要指这两个学科。在时间范围上,出于对接现实的考虑,本文主要以晚近有关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两次争论:一是本世纪初围绕本土化与普遍化问题的争论,二是当前围绕“社会学本土化是否是个伪问题”所形成的争论。后者表面上看似只涉及社会学,但由于很难把社会学从社会科学中抽离出来单独进行讨论,争论的内容因此涉及整个社会科学,且其后面隐含的问题同样是社会科学本土化与普遍化问题,从而可以把后一次争论看作是前一次争论的延续。

   二、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的主要争论

   当前,学者们对于社会科学本土化与普遍化相关观点的梳理已较为完整(王宁,2017;王学典,2017;谢宇,2018;周晓虹,2020)。为避免重复,本文将不再详细梳理争论的过程和细节,而是在概括双方核心观点的基础上,对争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展开分析。

   具体而言,本土化倡导者的核心观点主要如下:第一,研究议题的本土化。这一观点主要出于对西方社会科学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议题选择的反应,主张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聚焦于本土现象和本土问题,例如中国崛起、党政体制、治理模式等,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就是要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杨光斌,2017;林毅,2018)。第二,概念、话语和理论体系的本土化。这一观点主要是出于对西方概念、话语和理论充斥中国社会科学的现状的反应,主张以中国国情为基础解构西方概念、提炼新的描述性概念和建构新的规范性概念,形成本土化的概念体系(徐勇,2019)。在概念本土化的基础上,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话语和知识体系(张小劲,2017;郑永年、杨丽君,2019)。第三,应用或目标的本土化。此观点主要出于对中国社会科学在解释中国大国崛起方面的滞后性和无力感的反应,主张“本土化是中国学术面对大国崛起这一历史性变化的必然选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目标,就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打造中国学派,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构筑新的与国家崛起大背景相适应的国家叙事”(王学典,2017)。第四,研究范式的本土化。此观点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中国崛起本质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因此不能按西方谱系进行铺排,否则就成为对西方文明的复制。中国崛起隐含着一个巨大的前提:中国古代的历史道路是自在的、自主的和自为的,只有从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叙事和演绎,才能对中国崛起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王学典,2016,2019)。

   普遍论者一方面对本土化观点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则对普遍主义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其质疑的要点主要包括:一是对本土化倡导者的学术动机的怀疑,认为他们或者出于“学术机会主义”的动机,把本土化作为获取学术资源或特权的手段(彭珂,1999),或者出于“学术民族主义”的动机,把本土化作为中国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手段(姚传明,2011)。二是对本土化的缄默前提进行质疑,即如果西方社会科学只适合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只适合于中国,那么中国人与西方人到底有何不同?中国内部也存在着文化多样性的事实,应当如何对中国文化进行操作性界定?本土化倡导者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赵旭东,2001)。三是对本土化的内在逻辑提出质疑,即在论证本土化的必要性时,他们强调社会科学的人文主义的一面,认为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相对的、特殊性的知识,而当其在论证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时,又强调科学主义的一面(姚传明,2011)。四是质疑本土化倡导者把本土化等同于本土实用主义,把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理解、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和中国现象(谢宇,2018),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被窄化成了“中国研究”(陈映芳,2015)。

在质疑本土化的同时,部分学者也从正面阐明普遍主义的立场。具体体现在:第一,真正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在普遍论者看来,不能把西方中心主义等同于普遍主义,知识具有普遍性,本土化论者在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把普遍主义也顺便拒斥掉了(赵敦华,2007)。普遍主义的立场是:既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同时又对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高度敏感性,对特殊文化丰富普遍文化的可能性具有高度开放性(童世骏,2007)。第二,社会科学追求的是“科学性”而非“本土性”,本土化论者存在目标误置。任何科学研究的目标都在于获得客观和普遍的知识,因为只有这种知识才能带来知识增量,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原创性。这一点对于中国学者也一样。因此,必须努力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素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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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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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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