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华:立民与立国: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话语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1 次 更新时间:2014-05-20 23: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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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忠华  

    

   摘 要:随着近代中国越来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必须取道国民性改造的路径来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翻译西方citizen概念则是实现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从19世纪中期到五四运动前夕,citizen在中国的翻译大致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翻译术语多元化的阶段、国家主义的国民观阶段和个人主义的国民观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不仅citizen被翻译成不同的术语,而且还被赋予不同的涵义。这些术语和涵义后面隐含着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不同构想。citizen在当时的汉译方式表明,术语翻译并不仅仅是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过程,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翻译现代性”含意。

   关键词:citizen;现代国家;话语;翻译;现代性

    

   尽管当下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会对citizen应该翻译成何种术语和具有何种涵义产生怀疑,但其在近代历史上的情况却远非如此,它不仅被翻译成不同的术语,而且被赋予不同的涵义。翻译术语的选择和涵义的赋予具有深刻的含义。它既反映了政治学意义上的“翻译现代性”思想,又反映了翻译学意义上的“翻译目的论”现象。本文以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对于citizen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透视知识分子对于该概念的翻译方式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政治现代性想象。

    

   一、现代国家构建的早期话语策略

   中国的现代性想象和追求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中中国的败局为西方现代技术和现代性思想的输入创造了条件。这种输入既有开明绅士自主选择的因素,也有西方传教士强制灌输的因素,是一种主动追求和被动驱使相结合的结果。

   西方citizen概念的最初引入更多是被动灌输的结果,而且只是当时现代性巨流中的涓涓细流。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最早将citizen概念翻译成“人民”(万齐洲,2011)。例如,“他国被害,并他国人民受屈”、“自主之国,莫不有内治之权,皆可制律,以限定人民之权利、分位等事”(惠顿,2003:34)等文本中的“人民”所对应的均为citizen概念。除此之外,通过翻译《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等著作,丁韪良还使“人民”概念系统地建立在citizen内涵的基础上,使之完全成为一个表达政治现代性含义的术语。例如,《星轺指掌》第4卷指出:“按美国律法,美国人民在外国生有子女,其子女亦作为美国之民,惟欲传民籍之权利于子女者,必身曾居住美国方可。”“人民”从而与“国籍”联系在一起。《公法便览》指出:“人民迁徙之权利,自不可夺,除有牵涉官事及未完亏累,别无可以拘制之。”“人民”从而与“权利”、“行动自由”等涵义联系在一起。《公法会通》第4卷指出:“人民侨寓某国,应恪遵其法律,盖虽未入民籍,仍当钦服其主权。”“人民”从而与遵守法律等“义务”联系在一起。《公法会通》第10卷指出:“律法之设,原为保护人民之权利起见。人民无论贵贱,其在律法之权利几同。”“人民”从而与“平等”观念联系在一起。归纳起来,通过与citizen的涵义对接,“人民”成为一个表示“国籍享有者”、“权利拥有者”、“义务承担者”和“地位平等者”涵义的概念。

   但在当时,除“人民”之外,citizen概念也存在其他对译术语,尤其以“国民”和“公民”两个最为重要。例如,在翻译救国论思想的指导下,1898-1909年间,严译名著源源问世。在《法意》中,严复大部分时候将citizen翻译成“国民”。例如,在“盖聚中材之众以成国民,以言其小己,往往其人虽不足举,而以举则有余”、“故用阄之制,于人无心,若虚舟之运物,而国民人人怀事国之意”(孟德斯鸠,1981:14、15)等表述中,“国民”所对译者皆为citizen。其次,“公民”也表达citizen的涵义。例如,康有为在《公民自治篇》中指出:“……但其以立公民之事,望诸政府,又以立公民为筹款一法门,则与记者所见,不无异同。记者以为公民者,自立者也,非立于人者也,苟立于人,必非真公民,征诸各国历史,有明验矣。至公民之负担国税,则权利义务之关系,固当如是,非捐得此名以为荣也。”(康有为,1977:173-176)与“人民”一样,此处的“国民”、“公民”与citizen的涵义基本等同,表示独立、自治、权利、义务、选举、参与等现代政治涵义。

   当然,citizen在那一时期还存在被译为“民”、“齐民”、“臣民”、“私家”等情况。在诸如“夫一国之民,固多庸众,然使之举人而畀以权,其智尚足任也”、“尝以二万户之齐民,拒波斯之侵暴”、“假使有之,将使私家之权畸重,是其制所大不利者”(孟德斯鸠,1981:13、14、15、31、324)等表述中,“民”、“齐民”、“私家”所对译者皆为citizen概念。其实,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在传统与现代接驳的历史关头,通行于西方文献中的citizen概念甚至必须翻译成“籍民”、“草民”或者“臣民”才能为当时的知识和官僚阶层所接受(刘禾,2008:324)。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历史没有选择它们作为现代性转型的对象,而是单单选择了“人民”、“国民”和“公民”等三个同样潜含着中国传统政治底蕴的术语。因为只有后三者才在此后的历史中流传开来,成为知识分子进行现代国家想象的凭借,其他则悄无声息地遁入于历史之中。

   实际上,不要说“齐民”、“臣民”、“私家”、“草民”等概念早已存在于中国古汉语词汇库中,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关系的写照,即使是“人民”、“国民”、“公民”等后来成功实现现代性转型的概念,在古汉语词汇库中亦可见其踪迹。“人民”由“人”、“民”连缀而成,含义基本与“民”一致,表示君主、官员之外的“庶民”,因此与臣民的涵义大致吻合。例如,“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司马迁,1959:1177);“臣伏思汉夷交易,系属天朝丕冒海隅,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非利其区区赋税也”(金观涛、刘青峰,2009:513)。“国民”在中国古代主要表达以下几种涵义:一是一国或一藩所辖之百姓,如“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左传·昭公十三年)、“威行於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史记·东越列传)等;二是指外国人,如“国民经营希利,算悉锱铢,亦多情普济之意。崇奉世主耶稣之教,舍身捐财,以招教师,颁文劝世”(魏源,1998:1667);三是分指“国”、“民”。如秋瑾在《赠浯溪女士徐寄尘和原韵》中写道:“今日舞台新世界,国民责任总应分。”“公民”在中国古代则主要表示“为公之民”、“公家之民”或“居住于公地之人”。例如,《韩非子·五蠹》写道:“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列女传·齐伤槐女》写道:“(婧)对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为公民’。”康有为《大同书》写道:“凡未辟之岛皆为公地,居者即为公民。”由此可见,无论是“人民”、“国民”还是“公民”,在中国古代都不具有“国籍”、“平等”、“义务”、“权利”、“参与”、“自治”等现代含义。正是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本土知识分子的翻译和改造,它们才与西方citizen涵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成功地实现现代性转型。

   知识分子对于citizen的最初翻译尽管带有几分非计划性,但由此形成的对译术语却依然为知识分子进行现代国家想象提供了空间和武器。19世纪末,伴随着“人民”、“国民”、“公民”等术语的流行,知识分子不仅开始懂得何谓国家,而且开始使用它们来想象中国的现代国家。

   例如,梁启超对于国家的定义是:“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所谓之完全成立之国。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梁启超,1999:410)这种国家观和对中国国家现状的认识不啻是知识分子认识上的一场哥白尼革命。这场革命同样发生在陈独秀身上。根据《实庵自传》记载,直到1902年,陈独秀才知道世界“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唐宝林、林茂生,1988:17)。严复则从“三民主义”的角度构想应当如何来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1960:43-44)。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提出未来中国的理想国号为“大中华民主国”。所有这些表明,伴随着citizen的翻译及相关术语的流行,知识分子不仅习得了现代政治知识,而且开始按照人民、国民、公民的新语义来想象中国的现代国家。

   当然,从话语权力角度来看,这种多元化的话语策略尽管催生了丰富的现代国家想象,但多元化的话语能量终究不如单一话语策略来得那么有力和集中。因为多元化的话语不仅容易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和混淆人们的思想,而且容易形成话语之间的内耗和相互抵消(王树愧,1969)。这种情况在1902年之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二、国民、国家主义与现代国家

   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逃亡日本。一是变法败亡的经历迫使他思考个中原因,二是环境变化使他接触到经由日本所翻译的大量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三是切身濡染在经由明治维新而建立的现代国家中,为反思中国现状提供了便利。梁启超的认识一时大变,深感中国现代转型所缺乏者并非戊戌变法时致力推行的“新制度”,而是支撑这些制度的新“国民”。因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政息焉……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梁启超,1994:2-3)。国民问题被看作是中国问题的总根源,并由此得出结论:“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梁启超,1994:2)梁启超后来在回顾当时的认识陡变时说道:“自东居以来,广接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梁启超,1994:6)

   认识的转变很快便转化为行动的动力。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取《大学》的“新民”之义,从“欲以维新吾国,必先维新吾民”的政治立场出发,“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作为办报原则,为国家前途起见,培养和创造新国民。通过梁启超以及各派政治势力的共同号告,“国民”迅速超过“人民”、“公民”而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词汇。作为宣传“国民”的主要媒体,“尽管清廷一再严令禁止《新民丛报》在国内流行,但它仍能畅销无阻,几乎成为士子们的必读教材”(宋志明,1994:7)。章士钊在描述当时“国民”概念的兴盛状况时说道:“近世有叫号于志士,磅礴于国中之一绝大名词,曰:国民。”同时,以“国民”命名的报刊和革命团体也显著增多。相关统计表明,1900-1902年左右,“人民”、“国民”、“公民”的使用次数都较多,但在1903-1915年期间,“国民”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多,其他二者则明显减少。其中,“1903年,‘国民’的使用次数达到顶峰,此后直到1915年,使用次数都较多”(金观涛、刘青峰,2009:511)。

尽管梁启超是一名翻译家兼“翻译救国论”的主要倡导者,亲自翻译过《十五小豪杰》等诸多政治小说,但由于其“译意不问词”的“豪杰译”风格,我们已很难通过文本对比的方式指明citizen的英汉对译关系,而只能根据其赋予“国民”的语义来加以推断。梁启超之所以选择“国民”而不是其他概念,相关推断或许言之不谬:“国民”建构出一种符合历史和未来发展的民族身份(黄兴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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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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