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国:经学是以五经为元典阐发常道的学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 次 更新时间:2020-08-12 23: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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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开国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96期

   内容提要:五经是经学的元典,经学的其他典籍都是训解或依附五经而成,经学全部的注疏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以五经为根荄;元典为五决定了经学不是一经独尊,而是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学说,经学也因此而能够实现日新不已的自我创新。经学典籍虽众,但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围绕人而立论,为人提供人之为人的价值观,这在古人那里称之为常道。所以经学是阐释常道之学说,五经元典具有天经地义的法典性质与地位。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古代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铸造,都是经学常道熏陶的结果。

   关键词:经学/元典/常道/价值观

   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荄,中华民族的古代精神之魂都与经学存在着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只有对经学作出合于历史的理论解释,才能说明中国文化为什么能够延续数千年,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面貌。而学术界流行的对经学的认识,是以经学开端于汉武帝,认为经学是诠释儒家经典的学说,以至于用“儒家经学”来称谓经学,成为许多论著习以为常的做法。这种狭义的经学观没有揭示经学的本质,根本不能说明经学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精神之魂形成所起的作用。我在《“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质疑》(见黄开国,2017年)一文中,已经对狭义的经学观提出了异议,但该文主要是从破的角度论证了狭义经学观不能成立,对于经学究竟应作何界说,应如何认识,还没有正面说明。本文拟对此作出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五经是经学的元典

   经学的核心内容,是借助对经典的阐发而发明的关于人生价值的常道学说,由此出发,我给经学下的定义是:经学是以五经为元典阐发常道的学说。这个定义有两个要点:第一,突出五经在经学中的元典意义;第二,肯定常道是经学思想的根荄。这两点是经学之为经学最重要的根据。

   《易》《诗》《书》《礼》《春秋》五经在经学中能够具有元典的地位,是由其原初性、权威性决定的。在经学的十三经系列中,五经是经学最早出现的原始典籍,在西周已经基本成书,经孔子删定后,就一直流传不绝,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各家共同引用的经典。而《论语》、《孝经》、《孟子》、《春秋》三传、《尔雅》都成书于战国时期,《礼记》的内容虽然多出于先秦,但也有少数篇章出于西汉,编定则在西汉中期。这些经典被官方最终确定为十三经,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最早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因为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家,故五经皆为今文典籍。汉武帝实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班固,第2523页)的儒术独尊,孔子受到极度推崇,以至于在纬书中被神化;汉代特别推崇以孝治国,两汉所有继位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并有推举孝廉的察举制度,以表彰推行孝道。因此,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与专讲孝论的《孝经》受到格外重视,被视为经典,与五经合称为七经。解经必备的训诂书《尔雅》,在《汉书·艺文志》中被附著于《六艺略》,也取得了准经典的地位。但从《后汉书·儒林传》来看,东汉朝廷所立经学博士与西汉并无区别,都是今文经学的五经十四博士①,而无《论语》《孝经》《尔雅》博士,所以,东汉以《论语》《孝经》《尔雅》为经还缺乏制度的认可,它们只是附经之传。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经解上》就明确指出这一点:“《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与《缁衣》《坊》《表》诸记,相为出入者尔。刘向、班固之徒,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则固以三者为传,而附之于经,所谓离经之传,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见叶瑛,第94页)唐初以科举取士,“明经”科取士的经典,设有《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九种,而有九经的出现。据周予同考辨,九经之名最早见于《旧唐书·儒学传上》,但九经之说颇多异议。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刊开成石经,在九经外加《孝经》《论语》《尔雅》,九经变为十二经。而唐代官方修定的经典为《五经正义》,主要还是以五经为主,而五经中的《礼》为《礼记》,《诗》为《毛诗》,《春秋》为《左传》,与汉代五经皆今文不同。到宋代,随着四书学的兴起,《孟子》受到空前重视,也被纳入经典之中,才形成其后一直通行的十三经。无论是从经典的形成,还是从被官方确定为经的发展过程来看,五经在十三经中都是最早出现的,具有初始性。

   按照四部分类法,就最后形成的十三经而论,并非所有的经典都可以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典籍。其中有的原本属于传记之类,如《春秋》三传原是解《春秋》的传,《礼记》则是解释《仪礼》的记。有的则是属于子学甚至是小学类的著作,如《论语》《孟子》《孝经》是儒家的著作,应归于子部;《尔雅》为解经的字书,当列于小学。只是随着经学的发展,才逐渐纳入经典的范围。它们或是直接由解读五经而派生,如《礼记》是诠释《仪礼》的著作,《左传》《公羊传》《毂梁传》是发明《春秋》的著作;或是因精神理念与五经一脉相承,并与时俱进地发扬光大,如《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或是因解经离不开的文字工具书,如《尔雅》。诚如章学诚所说:“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同上)四部分类法不只是图书的类别划分,还包含学术地位高低的层次之分。就十三经而论,严格说来只有五经才完全合乎经的标准,其他不是属于传记,就是子学或小学类的著作,都难以称之为原本意义上的经。在这个意义上,其他典籍都是由五经发展而来,没有五经,其他典籍就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被列入经学经典的范围。经学经典虽然号称十三经,但元典只有五经,也只有五经才具有本源地位的权威性。

   龚自珍在《六经正名》中,曾肯定五经的经学元典性质,只认可五经的权威性,并对后世增益为十三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经自经,子自子,传记可配经,子不可配经。”(《龚自珍全集》,第41页)认为五经与传、记、诸子必须严格区分,即使是解经的传、记,也只能与经相配,而不能与经等同,诸子连与经相配的资格也没有。他否定《春秋》三传、《礼记》为经,反对将《论语》《孟子》列入经典,特别不赞成将《尔雅》纳入经典:“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子为经,犹以为未快意,则以经之舆儓为经,《尔雅》是也。《尔雅》者,释《诗》《书》之书,所释又《诗》《书》之肤末,乃使之与《诗》《书》抗,是尸祝舆儓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同上,第38页)龚自珍的批评未必完全合理,他没有看到经学是与时俱进并不断日新的学说,但他强调五经在经学中的元典地位与意义,却是完全正确的。

   五经又是全部经学文献的最终根据,是经学其他文献形成之本。从四部分类法的经部看,经学文献是由十三经及其注疏形成的庞大体系。十三经各有许多的注、疏,这些注、疏原本是阐释经典的单独著述,但因是对经典的诠释而附于经典,一起构成浩如烟海的经典文献,这也形成了经学文献的经与注、疏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经居于最高的地位,是注疏之本。出于对经的诠释的需要才有了注,注是前人对经最先诠释的文献,《十三经注疏》的注多出于汉代,最晚在唐代。注或称传,如所谓《尚书》孔安国传;或称笺,如郑玄注《毛诗》就称为郑笺;或称解诂,如何休的《公羊解诂》。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注也需要进一步解释,才能够看得明白,于是有了疏。疏是疏解义理,故称为义疏,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今存十三经中就有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疏的作者自认为得经典正解,而以“正义”自耀,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最有代表性。疏的出现受到当时佛教著述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经学诠释需要的产物,由经注发展而来。在注疏之间,注相对简明扼要,对经意的诠释较为简要,而疏是对注的阐发,是对经意的再阐发,故文字较多,还多有名物训诂的考辨。在这三个层次中,经是根本,注是对经的解读,疏则是对注的发明。经学的注、疏,究其源而言,无不源于经典。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著书之例,注不驳经,疏不驳注”。(皮锡瑞,第201页)注只能依据经来发明,而疏只有根据注来发挥,而不能突破,就是对经的根本地位的说明。经学著述公认必须遵守的这一准则,实际上反映了以经为一切注、疏之本。而在十三经中只有五经具有元典性,其他如《礼记》、《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只是在取得经的地位后,才有相应的注、疏之学,所以,说到底还是以五经为本。

   五经不仅是经学的元典,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根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早就指出:战国诸子“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班固,第1746页)中国后来的学术皆由战国的诸子百家之学发展而来,而诸子百家之学都是五经支流。关于这一点,清代的章学诚有更详细的发挥:“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见叶瑛,第60页)章氏批评班固以诸子为六经支流说,又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是相互矛盾之说,并从理论上说明了诸子百家皆出于五经的根据,在于五经是常道的载体,无所不包,而诸子只是得道体的一端。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则提出五经为一切文章之本源的观念:“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刘勰,第21页)这里所说的各种文体,包括了四部分类法的经史子集各种文体。刘勰用首、源、本、端、根五个字,分别说明了五经对各种文体的本源之义。无论是诸子为五经的支流,还是五经为一切文章之本源,都是将五经视为整个中国文化的根荄,这是从更宽广的视角对五经元典性的认可。

   经学以五经为元典这一现象,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意蕴。《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这说明五经各有论证,具有丰富的内容。元典为五,就不是一经独尊,而是五经并存,多元兼容。一经独尊,容易导致排他性,缺乏包容性。经学从初始就数经并存,这说明经学从根源上就具有包容性,是一个多维的体系。而后十三经的出现,不仅是五经元典所体现的经学包容性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以五经为元典的经学是开放性的学说。经学可以随着人们对经学常道认识的深入,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将以前没有取得经典地位,但具有经典价值意义的著作,也纳入经典的范围。而经学也因新经典的纳入,而得以发展出日新不已的内容。

   正是经学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以五经为元典的经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总是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作与时俱进的调整创新,生生不息,获得发展。仅从汉武帝到晚清这个历史时期而论,就先后有以五经为典籍的五经学,以四书为主的四书学,以《尔雅》为宗的尔雅学的出现②,并在五经学、四书学、尔雅学中涌现出不同的学派,这都与经学所具有的这种包容性、开放性有直接的关系。也正是这种包容性、开放性,使原来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才能在中国生根,被中国化,并发展成为与儒、道并立的三教之一;而经学也能够吸收佛教、道教的营养成分,发展出理学的经学新形态,使经学得到哲学的升华。

   二、经学的根荄在常道

以五经为元典的经学之所以能够从先秦发展到现代,在中国历史中发生绵延至今的巨大影响,最根本的原因是经学内在的文化精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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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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