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红增 陈子华:如何融合经典与现代: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技术方略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 次 更新时间:2020-05-20 22:07:53

进入专题: 中国社会学   本土化  

秦红增   陈子华  

   摘 要:自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建立以来,其学科体系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就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在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后成为人们争辩的焦点。作为一场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社会学本土化涉及如何使这一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传统和时代精神,并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从这一意义来说,自20世纪30年代起,不同时期的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运动都具有鲜明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向度;而围绕本土化最核心的议题是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其争辩基础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立场的对峙。本文作者认为,当今中国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实践不仅向社会学提出了本土化的历史使命,而且为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并迈向全球性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 本土化; 普遍与特殊; 转型实践; 全球性的中国社会学;

   基金: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之“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的中期成果;

  

   2018年中国社会学界最值得关注的争议性事件之一,是农历新年伊始旅居美国的谢宇教授在《社会学研究》发表了《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明确断言“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谢宇,2018)。这对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社会学界虽曾断裂但仍延续至今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努力来说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很快,谢宇的文章引起了激烈的反响:支持者有之,如梁玉成教授虽不同意谢宇将本土化的努力一概视为“误区”,但却“完全赞成谢宇教授强调科学主义导向的社会科学范式……批评忽视普遍性的只强调特殊性的经验主义的本土化思潮”(梁玉成,2018);反对者也有之,如翟学伟教授以为,谢宇的判断完全“误读了本土化的原有之意”(翟学伟,2018),中国社会学界其实没有什么本土化,谢宇的问题是“虚构”出来的。

   本文的撰写动机,首先如翟学伟所言,我也一样以为“这是一件社会学在中国如何发展的大事。如果对此没有争鸣,很容易被当成定论”(翟学伟,2018)。其次,对于谢宇文中锋芒所向,翟学伟清楚地看到自己可以置身度外的理由——“文中对一些中国学者所持有的‘本土化’观点表示反对,我本不在其列”(翟学伟,2018);但于我而言则“如芒在背”——因为文中所列第一篇推崇“本土化”的文章,即是拙作《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周晓虹,2017)。再次,我还以为翟学伟的大作不仅没有挠到痛处,而且充满错讹之处:因为对本土化做了狭义的理解,以致他不仅忽视了本土同行们的诸多努力,而且将原本应当是一场宏大的学术实践活动裁定为“只是一个学理性的讨论”(翟学伟,2018)。当然,要将这些想法澄清并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情,它既涉及整个社会学尤其是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和内在理路,又涉及我们民族的长久传统和当代实践。

  

   一、社会学本土化:何来与何为

  

   1895年,近代中国的思想先驱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这被视为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最早标志(阎明,2010)。此后,严复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1903);再往后,先是1914年美国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 Kulp II)在上海沪江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并设立社会学系,后是1916年中国人康宝忠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作为学科建制的社会学在中国开始起步。

   (一)社会学中国化的缘起与嬗变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经过西方现代教育体制浸淫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人陆续回国并在大学的社会学系中担任教职,这一外来的知识体系是否具备说明中国社会的可靠性及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就成了本土社会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孙本文和吴文藻率先以各自的方式在南北中国上演了一场社会学中国化的“双推磨”(周晓虹,2012,2017);而他们的吁求,通过诸多同仁尤其是燕京学派的努力,不但将中国社会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而且与此时晏阳初、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相呼应,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摆脱殖民附庸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形成了看似自行其是但性质相近的中国化运动。

   1949年后,随着社会学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原本声势浩大的社会学中国化运动也戛然而止。直到在尚保留了社会学一丝余脉的海峡对岸,陈绍馨发表了《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陈绍馨,1966)一文,才重新燃点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批量返台的留学欧美的学者聚焦社会学中国化的热忱:一开始,受二战前后美国流行的科际整合观念和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研究的影响,先后从美国返台的人类学家李亦园、社会学家文崇一和心理学家杨国枢联袂发起了“中国人的性格”研究;随后,因这一研究引发的反思进一步激发了一场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运动,全面检讨和反省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后,这场社会学中国化运动一方面开始与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本土化运动相衔接,另一方面也因某种政治力量的介入而被消解。所幸的是,中国化运动的“接力棒”很快因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学的重建被传递到大陆学者手中。

   从中国(大陆)社会学重建之日起,“本土化”“中国化”或与之相近的“中国特色”等概念一直与这一学科形影相随。检索中国知网(CNKI)能够发现,自1979年以来,最早的以“本土化”或“中国化”为主题的社会学文献,是刚刚成立三年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1982年摘发的《台湾学者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文中介绍了萧新煌、高承恕、叶启政、赖泽涵和金耀基五位中国台湾地区或香港地区社会学家的中国化观点,这也是重建后的大陆社会学第一次倾听先行一步的对岸同胞论及这一主题。其中,叶启政提出:“西方知识体系的移植中国乃是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变迁中的一个环节,而社会学的发展又是整个中国新学术体系重建中的一个环节。”金耀基则以为:“社会学中国化至少含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即要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的性格;二是指使社会学充分地在中国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在中国生根”(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2)。

   如果细读叶启政和金耀基立足“整个近代中国”的本土化观点,再比照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和吴文藻们的愿望,似乎两者之间并非像翟学伟所言“无承继性”(翟学伟,2018)。1993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的讲演中,曾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述过,在孙本文、吴文藻等第一代社会学人那里,“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两项)主要内容”(费孝通,1999:7),这显然与上述金耀基的两个层次的中国化存在着鲜明的对应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耀基的“两个层面”和费孝通的“两项内容”,就是从学术和实践两大向度对本土化问题的连贯性回应。

   (二)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尽管“社会学中国化(就)已成为一个热门的题目”(林南,1985),但时至今日,有关本土化的界定在中国社会学界并未获得一致的意见。本文所讨论的谢宇的文章中将三种中国社会学界的流行倾向归纳为“本土化”,但其具体的分析实际上指的是“本土化”努力的缺憾或粗糙的现状,再或如翟学伟所说,是将“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偏向’定义为了本土化的问题”(翟学伟,2018),本身并不能得出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的结论。

   进一步而言,现时本土化努力的粗糙,或“未必能诞生有原创能力的学术成果”(谢宇,2018)的现状,在促成谢宇“不屑”的同时,也造成了翟学伟的“羞与为伍”,这也是后者“窄化”本土化,即在其“眼中的本土化是比较狭义的”原因之一。在这一原因之外,造成翟学伟“窄化”本土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学术立场的心理学化。他不仅以自己“窄化”的标准判定台湾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连续六年(1992-1997年)在大陆开办的本土化暑期班培养出的学者“20多年下来……几乎没有”在做本土化研究,而且将本土化的议题“窄化”在其本人耗时30载研究的“关系”“人情”“面子”等社会心理学或微观社会学范畴之内,认定只有“这些概念是本土社会学可以贡献给国际社会学的”(翟学伟,2018),从而回避了产生这些社会心理现象的宏观结构及其变迁过程。

   考虑到孙本文、吴文藻等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的努力,以及二战后越来越强劲的民族独立浪潮和随后的全球化运动,我们认为可以将本土化界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第二世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中,掀起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学术运动”(周晓虹,1994)。换言之,这是社会科学领域内,“话语的‘依附国’力图摆脱对‘发达国’的学术依附地位的一种集体诉求”(王宁,2006)。作为一种集体诉求,本土化运动出现在战后相对边缘化的西欧(Lyons, 1973),也出现在东欧、澳洲、加拿大和日本(Sandstrom, 2008; 柳中权,1983;Graham et al., 2008; Enriquez,1989),同时俄罗斯社会学家也意识到要重视“俄罗斯在向民主过渡和从国家到市场的过渡中的经验教训”(Sandstrom, 2008)。

   和第二世界一样,大多数第三世界的社会科学在战后也出现了鲜明的本土化趋势。早在1957年,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迈达尔(G. Myrdal)就警告发展中国家不要不加批判地采用西方理论和方法,而应改造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利益。在此之后,广大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都尝试通过修订西方的现有理论或创造经由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滋养的新理论来推进本土化运动(Atal, 1981; Lanuza, 2003; Kim, 2007; Clammer, 2009),及至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本土化日渐成为一种具有明确目标和主体意识的学术运动(Dirlik et al., 2012)。

  

   二、本土化的学术与实践向度

   作为一场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本土化具有学术和实践两大向度,在中国语境中,可以分别对应前述费孝通的“两项内容”或金耀基的“两个层面”。从前述第一项内容或第一个层面来说,无论是“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或是“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的性格”,都涉及如何使社会学这一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知识体系能够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或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相吻合,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文化传统、时代精神以及行为模式。换言之,本土化的第一个方向或学术向度直接涉及到如何将中国的社会特征及民族性格融纳到社会学中来(林南,1985),即从社会学中读到我们文化的品格或民族的性格。

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儿,产生背景是17世纪始席卷欧洲的大变革(周晓虹,2002);随后,在它的知识主流于19世纪末期向美国转移的过程中,受到了实用主义和个体主义传统的塑造,并因其对定量统计技术的使用而获得了学科的合法性(陈心想,2019)。社会学在过去一百八十年间积累起了丰富的系统性知识,但毫无疑问,现有的这些流行理论大多都是欧洲和美国社会的产物,是西方思想家们从他们的社会结构与行为方式中通过某种称为“科学”的方式“读取”出来的。如此,既然“所有理论本身都是文化产品,在特定条件下,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地方产生的”(Kin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国社会学   本土化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397.html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