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伦理的困惑与伦理学的困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3 次 更新时间:2020-05-18 17: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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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摘要〕当代伦理学面对一个特殊困境,即伦理学的空间在不断萎缩。当代伦理学对伦理问题的理解日渐贫乏单调而且脱离事实,而政治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却为伦理学问题提供了许多不可忽视的有效解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和当代的制度、规则和价值观形成了“淘汰伦理”的机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伦理的效力,压缩了伦理的有效空间。伦理学如果不能回归本源去重新反思形而上的问题,就终将失去立足之地。

   〔关键词〕存在论运气 榜样 应然和实然 绝对命令

  

   一、生活的边界内外

   从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出发来讨论伦理学,不太正常。维特根斯坦很少讨论伦理学,尤其没有针对伦理学内部的问题来讨论过伦理学,比如公正、公平或平等之类,只是从伦理学外部来反思伦理学,于是伦理学本身被问题化了。在这里,我也试图从伦理学外部来讨论伦理学的困境,而伦理学本身的困境比伦理学内部的任何一个问题的悖论或两难都要严重得多。现代伦理学早已画地为牢而建立了自身合理化的观念框架,因此,在伦理学内部去讨论伦理问题,很容易受制于既定格局而形成“只在此山中”的效果而意识不到伦理学本身已经陷入困境。当在伦理学外部去反思伦理学,或许会失望地发现,伦理学劳而无功的许多问题却可能在别处获得更合理的解释,只留下伦理学身陷困境。在当代社会科学语境中,伦理学的大多数问题已被抽空,尤其是被政治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夺取了解释权,比如公正、自由、平等和权利,而留下来的无人争夺的伦理学问题都是没有答案也无法回答的形而上问题,诸如善、生命的意义、人的概念、人的责任、道德的牺牲性和绝对价值。进一步还会发现,伦理学理论在其内部似乎总能够为某种伦理观点给出看起来具有合法性的辩护,然而伦理学自身的合法性或立足理由却令人迟疑,就是说,伦理学未必能够为自身辩护。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定义的可说与不可说的边界,直接解释的是语言、逻辑和知识所确定的世界,而那些不予解释的落在界限外的形而上问题,正如他自己承认的,虽不可说,却是更重要的问题,正是那些边界外的问题涉及了生活的全部秘密。当然,“不可说”不是指不能用语言去说,而是指无法说出普遍必然的答案,因此就等于没有答案。不幸的是,那些严格属于伦理学的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对伦理学釜底抽薪的见解显然不受欢迎,然而一种思想如果不打击人,就不是足够深刻的思想。

   现代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对人的美化乃至神化,在理论上把人定义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康德理论是关于人的现代神话顶峰)。现代人实在太爱这个关于人的神话了,以至于忘记了需要证明。人的神话可能是所有神话中最不可信的。人类中确实有极少数人高尚无私甚至舍生取义,但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恐怕不如动物,动物只在求生时才捕杀其他动物,而人为了权力和不必要的利益,出于宗教甚至偏见,就制造血流成河的灾难。如果人真的高于神或自然,就必须有能力完全解释自身的一切,这显然做不到,因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可能超越自然的存在论限度,这决定了人的价值不可能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让那些注释着生活的问题从逻辑中解放出来,在生活游戏的实践中直接现身说法,于是,形而上问题以类似投影的方式进入了真实语境,也有了多种非知识的说法,但仍然没有答案。答案并非形而上地“依然在空中飘”,而是问题落地了也依然没有答案,因为形而上问题在生活游戏中的现身只是无法捕捉的投影,而问题本身具有不可触及的超越性。凡是没有答案的问题,都被认为是哲学问题或宗教问题,因此哲学和宗教共享超越性。宗教把超越性的问题化为信念,哲学把超越性的信念化为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边界概念换成了“硬底”,意思是说,对生活问题的挖掘式追问,很快就触底了,“问题链”断了,下面再也提不出问题了,只好原地踏步在对硬底事实的重复描述上,只好说:生活就是如此这般的,说来说去,事情终究“就是这样的”,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了。总之,生活事实如果有真相,那么真相等于描述。维特根斯坦止步于此。

   可是问题却没有结束。如果说“生活就是这样的”,显然可以问:那么到底是哪样的?也许维特根斯坦会说,只要足够认真,把事情一件一件罗列清楚,一件一件描述清楚,就像讲解一种语言,这个词如何用,那个词如何用,如果全都说清楚了,事情就说完了,再也没什么了。人类学家可能会喜欢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解释,但我却不太满意。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了一个推进维特根斯坦解释的有趣概念“浓密描述”(thick description),但就是不知道多么浓密才算足够浓密。无论在何处停止描述,都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决定,或者,如果无限细致的话,描述就变成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工作,都不可能抵达真相。更重要的是,描述理论没有触及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做了离经叛道的事情,而且不承认既定规则的合理性,我们真的有充分理由说明他是错的吗?对此,描述是不够用的。假如所谓正确或好事就是符合既定规则的事情,而违背规则的事情就是必须被禁止的坏事,那么人类文明就应该从来都是静止的,没有发生过任何创新。这显然不是事实。其实维特根斯坦涉及了类似的问题,却没有展开深入的分析。这或因为维特根斯坦只专注于语言和数学而没有涉及政治和历史,甚至很少讨论伦理和宗教,而政治性、历史性和价值性的事实与生活演化有着更根本的关系。按照中国理解文明活动的基本分类“作与述”来说,维特根斯坦只解释了“述”,却几乎没有解释“作”。涉及价值的问题都发生于“作”,这意味着,价值的问题具有本源性。这是留给我们的问题。

  

   二、本源(origin)状态

   人类文明一切本源性的事情只能在“作”的概念中去理解,正如宇宙的本源性只有在自然的无穷演化或上帝创世的概念中才能被理解。如果没有“作”,文明就从未迈出一步,只有永远的重复,也就没有历史。这样说其实有点语病,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如果没有“作”,就根本不存在文明。所以,创作意味着本源。

   本源状态或创作状态,是先于规则的前伦理状态,但却不是先于善的状态。任何创作都意味着为事物选择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样式,而任何选择都预设了善的概念,没有一种创作的意图是创造一种坏的事物(这与苏格拉底发现的“无人故意犯错误”有着相似的道理),因此可以说,善是一个先验概念,也是一个先于伦理学而又作为伦理学基础的形而上问题,即一个如何解释“实然”(is)和“应然”(ought)关系的初始问题。在柏林自由大学的一场关于我的天下理论的讨论会上(2019年11月4日),巴塞尔大学的拉夫·韦伯(Ralph Weber)教授就对我提出了一个与此有关的质疑:为什么我容许is和ought的区分在某些地方消失了?我的回应是一个关于“作”的存在论解释:is和ought之分仅属于知识论,而知识论没有触及本源问题。在本源状态的创作时刻,is和ought是同一的。经典的例子是造物主的创世时刻,is和ought必定处于同一状态,对于造物主,逻辑、数学、伦理学、美学和自由意志都是同一的(维特根斯坦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然,在理论上,我们并不需要这个神学假设。现实的例子是,人类虽然次于造物主,不能创世,但创造了文明和历史。所有的创作在结构和性质上都有着相似性,人类的创作时刻也具有is和ought的同一性,就是说,所有原生性的制度都具有应然和实然的一体性。

   每一种创作或者先于任何规则,或者超越了既定规则。我们不可能复原人类创作文明的本源状态,只能另外假想某种实验性的情况,比如说,假如来创作一种万能普遍语言,当然,我们发明的新语言可以与现有语言有着不同的语法、概念分类和知识分类,但只要是需要分类、结构和语法,就必然会发现,能够发明出来并且足以表达任何思想的语言必定包含任何语言都必需的思想先验关系,大概必需包括足以表达一切思想或一切事物状态的逻辑关系以及存在论的关系。不难发现,如果缺乏某种基本关系,一种语言就会能力不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逻辑关系、分类学以及先天语法(不知道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是否属于先天语法)就是思想、意识和语言的形而上关系,而这些形而上关系都具有is和ought合一的性质。也许这个例子过于形而上学,那么还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有机会彻底破旧立新地发明一种制度,在这个创作时刻,也必定会发现,无论一种制度被设计成何种主义的风格,都必须具备足以处理任何权力和利益分配问题的结构和关系,还需要决定选择的价值分类。比如说,无论把对称性定义为公正,还是把平等定义为公正,无论把无穷变化定义为好,还是把恒定不变定义为好,总之都必须把某些东西定义为“可取的”,否则无法建立任何秩序。这意味着,在形成规则之前,就预先存在着形而上的先验关系。

   既然伦理学的本源状态是应然与实然的同一状态,善的概念就不可能被任何一种伦理所定义,而只能在存在论中被理解。善的概念具有先验性而先于任何伦理,因为建构任何一种伦理都预设了善的概念,否则无法建构具有分辨力的伦理规则。因此,伦理学问题的基础不是任何一种伦理,而是形而上学,但伦理学似乎已经遗忘了自身的存在依据。

  

   三、隐去的超越性

   超越性是人所不知的秘密,上天也没有说过。孔子可能是最早发现这个形而上难题的人,他意识到“天何言哉?”的事实。这个拒绝神秘主义的理解与上帝把秘密告诉先知的犹太教想象大不相同。在科学上,甚至在哲学上,先知的假设都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帝真的说了什么,也无法证明先知是否假传天意,甚至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因此,先知叙事是基于一系列死无对证的假设的空对空自身循环话语,叙事自身说得圆通,但没有一个命题能够落实。早于三代的“绝地天通”事件已经宣告了不存在通天之途,此后的巫术只剩下敬天的象征功能,祭天只是祈福,单方面对天诉说,却不得上天回话或承诺。这种单向性的神学把思想问题都留给了世间和人,于是孔子采取了现实主义的通天想象:天虽不言,却在万物运作中显示了一切道理。如果人看不懂,那是人的问题,而如果要看懂,就需要体会每个事物与人的切身关系,于是,每一个必需思考的问题都存在于经验可及的关系中,或者说,没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存在于关系之外,超出关系的问题都是臆想。孔子这个天才的解释遗留了一个未决问题:如何才算读懂了万物所显示的秘密?经验真的够用吗?

   经验虽有亲身直接性的优势,却不能保证理解的普遍有效性,否则人人都能够理解天道。孔子相信上智与下愚之别是“不移”之理,因此不可能相信经验具有普遍性。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既不脱离经验又具有普遍性的解密方式?先秦思想家似乎都相信,通过“易象”能够模拟地理解万物秘密。这个有些神秘主义的解释或许碰巧是个先见之明(人工智能研究表明,对于思维,算法是不够的,还需要意识模拟的功能)。易象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去表达无望被表达的事物本身,而是模拟事物之间或事物与人之间的动态关系,于是,思想的对象是关系而不是事物本身,而且事物不再是自在的实体,而是存在于关系之中的功能,或者说,事物被理解为关系的函数。如果事物的功能是确实可知的,那么,不可知的事物本身也就不重要了。但模拟论也有个遗留问题:动态关系也许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可是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易象对事物动态的模拟是正确的。

与经验论的思路不同,康德有个天才的理想主义知识论,几乎能够圆满地解释经验知识的普遍性:尽管超越性(transcendence)不可企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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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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