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东亚佛教视角看知礼与源信的天台佛学问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 次 更新时间:2020-04-21 0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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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  

   内容提要:从日僧源信与宋僧知礼关于天台教义的二十七条问答中可以看出,源信对天台教典有细致钻研,但由于汉语非其母语,有过于拘泥文字的缺陷。知礼主张在解读典籍时取融会贯通之道,反映出中国佛教学者的一贯诠释立场。源信尤其重视成佛的修行问题,对天台教义的把握侧重解脱论层面,对佛、净土、《起信论》问题也有所关注,体现出日僧对净土的信仰与对《起信论》的重视,亦可见知礼在根本教义层面对天台教义与《起信论》的融通诠释,反映出北宋初期中日天台宗发展轨迹的异同及其互动。

   关 键 词:知礼;源信;问答;天台宗

   作者简介:张凯,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佛教哲学、东亚佛教。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四明知礼与中日佛学交流”(16NDJC108YB);宁波大学校级研究院项目“四明知礼与中日佛学交流”(ZYJYG1502);宁波大学人才引进项目“中日佛教交流史视野下的浙东佛教”(421600830)。

   知礼(960-1028),字约言,俗姓金氏,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宋真宗赐号“法智大师”,世称“四明尊者”,天台宗第十七祖,北宋中兴天台的主要人物。源信(942-1017),俗姓卜部,大和国葛城郡(在今奈良县)人,平安时代(794-1192)中后期比叡山天台宗的著名学僧,著有《往生要集》(三卷)、《一乘要诀》(三卷)等作品七十余部、一百五十余卷,其中《往生要集》对日本净土诸宗的创立有直接影响,故被列为净土真宗七位祖师之一。由于知礼在天台学方面的极深造诣,入宋日僧寂照于1003年携来其师源信关于天台教义的二十七条疑问求决于知礼,两人问答现存于南宋宗晓编《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答日本国师二十七问并序》中。①知礼与源信皆为其时中日天台宗的代表人物,故两人之间的问答颇能反映出中日天台义学的水平与特点。②前贤虽对两人的天台教义问答有所关注,但多为宏观概述,结合时代背景对具体教义及其思想异同的分析不多。本文旨在结合日宋天台宗发展的时代背景,通过分析源信与知礼就天台教义所产生的思想碰撞,考察源信对天台教义的关注焦点及其与知礼在天台教义理解上体现出的分歧,在加深对两人各自佛学特点理解的同时,揭示中日天台宗发展进程中的异同与互动,从一个侧面映射东亚佛教思想史的整体性展开。

  

   一、问答双方的学问特点

   中国佛教因唐代会昌法难及尔后的五代战乱,佛教典籍特别是天台教籍多有散佚,后经朝鲜、日本渐得复归,天台义学在北宋初年借此重兴。就日本佛教而言,教义水平的提高促使当时的日本学僧可以与中国学僧平等切磋,这与唐代日本佛教几无教理,完全依赖从中国引进已有很大区别。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对中国佛教典籍的保存,典籍的保存是教理研习的前提;一方面是由于日本佛教经过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僧侣出家需要通过严格考试,促使其学问精进。源信与知礼关于天台教义的问答便是这一历史情景的具体反映。

   考察源信的提问,多针对天台宗经《法华经》(第1、4、10问)及天台祖师著述如智顗《法华文句》(第3、6、7、8、9、11、13问)、湛然《法华文句记》(第2、5、12、14、15问)、慧思《法华忏法》(或智顗《法华三昧忏仪》,第16问)、智顗《法华玄义》(第17、18问)、湛然《法华玄义释籤》(第19问)、智顗《摩诃止观》及湛然《止观辅行传弘诀》(第20、21、22、23问)、智顗《四教义》(第24、25问)、湛然《法华五百问论》(第27问)等而发,可见源信对《法华经》及智顗、湛然的著作有极深钻研。安藤俊雄指出:这些提问并非源信的个人问题,而是集录了日本天台宗公然作为学问论题的论议中心的一部分。源信问目二十七条中的一部分收录在稍后的《宗要柏原案立》《台宗二百题》中,两部著作据传皆是基于源信之师慈慧僧正良源所选的二百条问目立案,由此可知,源信当时的日本天台学,一方面是日本特有的本觉门思想的飞速开展,另一方面也致力于天台教籍精密的原典学研究。[1]451-452虽然源信的二十七条提问皆提到“近代疑者”或“疑者”,反映出这些问题在日本佛教界研习教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其中第1、4、7问在《宗要柏原案立》《台宗二百题》中亦能找到对应论题,但这些提问的选取无疑也明显带有源信修学的个人风格。

   从源信提问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典籍中的具体问题,多就斟酌文字扦格、疏通经论异说的层面提问,这反映在27问中有近一半提问是针对智顗《法华文句》(提问中多言《疏》)、湛然《法华文句记》(提问中多言《记》)这两部逐句解释《法华经》的著作而发。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实则反映出源信对天台典籍的深入研究与试图清晰细致地把握教义的意图。但从源信的提问可以看出,他虽苦学汉籍,但多拘泥于文字,理解较为字面死板,这与汉语非其母语有很大关系。因此知礼提醒他不应“苦疑”而使“专文失义”,应重视“法义定文”与“意会”,主张融通文义。③源信代表了当时日本天台宗教义研究的最高水平,他的学问局限可以看作是日本佛教界在研习汉籍过程中的普遍问题。有学者认为,知礼之所以重视“意会”是因为研修典籍的相对缺乏。然而,一方面,从问答中可知,知礼除未见湛然《法华五百问论》、无暇检阅新旧《毘婆娑论》外,对源信提问中所涉其他天台典籍均有过目,可知其时重要的天台典籍多已复归。另一方面,重视“意会”及“言外之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学僧研习教义与著书立说的一贯特色。因此,知礼的提醒可谓切中要害。例如“二十六问:一家圆宗教部所引经论,并旧师所著章疏,多与本文相违,未知何也?答:山家凡所立义,征引诸文多取其义,不专写文。乍似相违,实不相违。当以意会之则可也”。[2]889下针对源信天台诸家的引文多与原文相违的提问,知礼指出“意会”的重要性。又如,源信在第2问中质疑湛然教义解释的准确性,知礼指出“此是《记》主约义斟酌之词”,[2]885下-886上因此在研习时需有体会,这可看作是对第26问答所指的具体化。此外,根据知礼的回答可知,源信的疑难也与日宋流传典籍版本不同及传写讹误有关,④使得两人的问答交流在客观上起到了版本对勘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研读典籍时“意会”的重要性。

   在第4问中,源信指出《法华经·宝塔品》与《大智度论》关于分身国土的论说存在矛盾之处,并试图将两者进行融通。知礼指出:“经论相违,其例不少,不须和会也。”[2]886中主张经论不同论述的存在是正常的,从中可见两人修学的不同旨趣。纵观源信的提问,皆致力于从文字或教义层面在不同经论、同一经论中不同说法之间进行融通。知礼则指出,有些不同说法之间实则一致相通,这需要不执着于文字的“意会”;有些经论说法的不同也是正常存在的,不需要强为之融通。这种客观平实的看法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事实。由此看来,知礼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与把握实在源信之上。

  

   二、双方问答的具体教义

   考察源信的提问内容,除典籍中的具体文句问题(第4、5、6、8、9、11、12、13、16、18、24问)较少涉及教义讨论之外,涉及教义的提问多与实践修行密切相关,也有部分侧重纯粹义理层面的讨论。下面从围绕实践修行、佛与净土、《大乘起信论》的相关问答分析两人教义问题中所体现的思想特征。

   (一)围绕实践修行、佛与净土的问答

   在源信的提问中,第1、2、3、7、10、14、19、21、22、25问均直接涉及修行成佛的实践问题。其中,第1问“三周授记作佛是初住佛还是妙觉佛?”、第3问“佛道长短作悉檀解”、第7问“三根入初住有无差别?”、第10问“行不轻行为前为后?”主要涉及修行成佛的时间长短问题;第2问“身子六心尚退之因”主要涉及修行阶位的增减进退问题;第14问“十地断十二品”、第19问“见思二惑由真谛还是俗谛所破?”、第21问“别接通人超登十地”、第22问“藏教四圣超断义”、第25问“三藏菩萨修四善根”涉及断惑证位问题。天台宗素以“定慧双修”“止观双运”为修学宗旨,从源信提问可知日本天台宗对修行的极度重视与细致钻研,对天台教义的把握不仅局限在纯粹教义的讨论,而是侧重解脱论层面,同时有融会诸经论不同说法的强烈倾向。

   源信的提问亦重视对佛与净土的学理讨论。第15问“无教有佛”即讨论了佛的最初成因问题,针对源信“若许无教有佛,堕无因过;若言禀教,堕无穷过”[2]888上的问难,知礼根据湛然《法华文句记》而主张“最初一佛,虽无禀教之因,而有内熏自悟之因”。[2]888中在《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所收《答泰禅师佛法十问》(1023年)中,清泰禅师亦曾就此问题求教知礼,知礼亦有类似的回答:“众生得悟,缘熏不同。或有无师自悟,承本自然智而证之。良由本具灵明,能自推理而得解悟。故祖师云:空寂体上无师智,自然能知。既知自性而便成佛也。一人成佛之后,展转说法化迷众生。众生禀教修行,是故次第成佛。若尔,何疑最初一佛无从开悟耶?”[2]892上天台宗先驱南岳慧思即有“无师自悟”之说,他将行法分为有相行(诵读行)与无相行(禅定行),认为无相行法不修次第行(对治行),强调“无师自觉”,主张顿悟与自觉。⑤可见知礼的主张是天台宗的一贯思想。此外,第20问“三藏教佛一心作一”还讨论了佛的神通益物问题。

   源信与知礼的第17问答“国土苦乐所由”涉及对净土的讨论。智顗《法华玄义》有关于国土苦乐是由众生或佛所为的两种说法,源信据“释尊本愿”认为国土由众生善恶而非佛所为,“若佛所为者,莫也众生恶业,空无果报耶?岂如来背于大悲方便,令诸众生受三涂苦耶?”[2]888中知礼则通过三点来论述国土由佛的理由:其一,两种说法是从不同层面的论说:“若论作善恶因,招苦乐报,乃由众生,非关于佛;若约用苦乐事,折摄众生,乃由佛现,不关众生。良由宜用苦治方受化者,诸佛即为作之。如先王制刑,岂欲以苦加于百姓?盖至仁也。诸佛亦尔,为折摄故,而强现之。”[2]888中其二,佛较众生而言,可于苦乐国土自在转变,“又苦乐之国,众生虽居,不得自在。诸佛于兹,而能转变,故云由佛”。[2]888中其三,指出佛与众生的关联性,以此来论说两种说法的融通性:“又佛是生家之佛,生是佛家之生。故云‘众生心中诸佛,念念证真;诸佛心内众生,新新作业。’故知论生则一时属生,举佛则一时属佛。以是义故,故《经》(《法华经》)云‘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也。”[2]888中

   此外,知礼在回应修行时间的提问时也有对净佛国土因的论述。第1答云:“又皆云经无数劫者,与物结缘,作净佛国土因也。若无众多受化之机,如何现身说法耶?若论法身之本,乃即座而得,岂待经无数劫乎?”[2]885下第10答云:“若在前者,即是实因。若在后者,即为净佛国土之因也。故知依此经意,偏示正因。行不轻行,即速疾取土,而得成佛。故云受持此经,为人说故,疾得佛道是也。”[2]887下可见知礼是将净佛国土因作为与实因相对的权因看待,反映出他在处理此种问题时的一贯思路。

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即非常重视念佛净土思想,这种倾向也成为天台宗固有的思想性格之一。然而到北宋初期,天台与净土的这种结合倾向,在中日天台宗的发展上均有十分明显的体现。源信虽是天台宗僧,但对净土有极深钻研,其所著《往生要集》不仅对日本净土诸宗的成立有直接影响,对知礼、遵式等中国天台宗人也产生了作用。⑥源信去世之年所著《观心略要集》有会通天台观心与念佛的内容,认为“阿弥陀”名号统摄空假中三谛、法报应三身、佛法僧三宝、法身般若解脱三德、一切法门,故念“阿弥陀”名号可具备一切功德,可往生极乐净土。[3]157知礼则著有《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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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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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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