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从制宪到革命——张东荪对民二年政局的观察与批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3 次 更新时间:2013-07-26 20: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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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波  

  

  摘要:民二国会曾被寄予奠定中国共和政治基础的期望, 而随后却爆发了二次革命,并最终以国会被解散的方式宣告了中国最初的宪政尝试的失败。本文主要通过民初政论家张东荪在1913年前后写下的时评与政论探索这一转折性大变动,希望在揭示当时一些相对中立的读书人对民初共和政治的期待与思考的基础上,进而从当时人的视角分析民二国会制宪失败的原因。多少是由于该国会一系列“因人制法”的举措,1913年的制宪始终在高度对抗的气氛中进行;随后袁世凯的“因人废法”则显示了民初共和政治常规化的困难。各方对民二国会的不同期待与评价,提示了中西不同的政治合道性概念的潜在冲突;而二次革命的失败与随后袁世凯统治的日益失去人心,则显示了国民党与北洋系均无法成为具有合道性的政治中心势力,并为新兴思想与政治势力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民二国会 宪法 二次革命 合道性 张东荪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届民选国会,民二国会在诞生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为中国新生的共和国体奠定基础的任务。民二国会又可以说是历届国会中唯一一届具有完全的政治合道性的国会,它在1913年具有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因此,对民二国会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1]

  而我们如果回到1913年的历史现场,就会发现各方不管是否赞同共和政治,在辛亥革命成功后,都一致认定这绝不是简单的王朝鼎革,而是中国政教体系数千年未有的大变,这种正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自豪感,让他们除了期待改朝换代的“开国气象”,还同样渴望着推陈出新式的“开新纪元”。事实上,虽然这场革命在主张种族革命的人(如章太炎)看来,只是光复(revolt),但共和取代君主却意味着,革命的样板是美国,即它将是一个完全新的起点。对于将天演比拟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的清末民初人来说,中国跃上泰西诸国也多尚未达到的共和政治(此时西方列强只有美国与法国是共和国),至少在心理层面暗示了中国在中西群竞中即使不能“后来居上”,也至少开始“预流”了。这一“预流”,不仅表明中国在天演意义上开始趋向于“适者”,而且在当时人普遍接受以国竞胜败定文野之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文明观的背景下,也暗示着中国获得了从野蛮跃入文明的机会。无庸置疑,正是对共和政治的这种想象带来了所有问题都可能一举解决的乐观情绪,以及勃然而起的民气。谭人凤在南北统一后说:“数千年之专制国,一跃而为共和国,为东西各国所未有。若改革善后,一切办理得法,国基不愁不固稳,转弱为强,不过十余年可收效果。”[2]鲁迅素来不以乐观著称,他对民国代清的最初观感,也是“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3] 而在当时尚不过十五六岁的傅斯年眼中,民元、民二年间的整体气氛是“像唐花一般的‘怒发’”,[4] 则反映了更年轻一代类似的观感。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种对共和政治的巨大期待并不只限于相对趋新的士人中,当时已被视为旧派的梁济,虽然并不赞成共和政治,但同样视民国代清为“数千年一改革之好机会”。[5]就当时人的心态而言,这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观感。而这一“数千年一改革之好机会”在民二国会开幕后几个月便急转直下为二次革命,国会本身也在次年初被强行解散。这实在是一个令当时各方都始料未及的结果。

  对这一与民二国会关系密切的大变,既存研究多从当局者的角度分析其演变过程,本文则尝试转换角度,主要通过当时正在成名的政论家张东荪发表于各种报刊上的大量时评与政论,从当时立足于实际政治边缘的政论家的视角,旁及相关的史事人情,试图揭示出当时那些党派色彩较淡的读书人的心态与思考,并进一步从这一当时人的视角分析民二国会最终制宪失败的原因,[6] 同时展示影响中国早期宪政事业的一些潜在的思想与心态因素。

  

  第一节 各方对民二国会的期望与失望

  

  1913年4月8日,巴西政府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此为各国承认之始。[7] 同日,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被梁启超称为“多数政治之试验”的民初尝试共和正式开始。在此之前即有人表示,“正式国会及政府成立在即,凡百政治,方将实行兴革”,“吾人”须“忍目前须臾之苦痛,以冀享将来无涯之幸福”。[8] 事实上,民元时临时参议院党争激烈,已经给时人留下了很不佳的观感,因此他们多期望正式国会能一反临时参议院的不良作为,成为中央政治上轨道之始。

  但是,这也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开始。即使不谈中国当时内外交困的处境,仅就共和政治的历史来看,直到辛亥前夕,该体制在大国中成功的例子,也依然只有美国一个。事实上,正是在美国这里,民主制被第一次证明了可以在一个大国之中稳定地运行,而美国的创制,也因此被视为一次划时代的突破。不过,当美国建国时,人口不过300万,面积只相当于约四个法国,而要在人口超过四亿,面积几乎相当于二十个法国的中国创设共和政治,显然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试验。

  议员们的作为很快就使得这一试验的危险性表现了出来。由于宋案的影响,国民党议员与政府对立情绪上扬,它与行政部的冲突比临时参议院时期更激烈。而两院议员总数(859人)远远超过临时参议院,院内的派系斗争也更为复杂。结果,开会二十多天后(5月1日)才举出了两院议长,宪法起草委员会更是在两个月多月后(6月30日)才得以成立。就具体议事而言,张东荪发现:“临时政府之参议院人数较少,成立以来尚有议决案数件;今两院人数众多,开会迄今七周有余矣,即院内议事细则尚未起草,遑论其他。”[9]而其偶尔议决的议案,则往往为人诟病,尤其是所议定议员公费数额巨大,更是令各方哗然,一时成为中央政局的焦点问题。

  民国建立后中央财政极度紧张,基本上一直靠向外国借款维持,而参议院议定的议员岁俸,高达六千元,虽然比起汤漪最初提案中的每月千元已经削减了一半,但此笔款项对入不敷出的民国财政来说,仍不啻是天文数字。[10] 虽然清中期以后已经实行了养廉银制度,官员账面收入有了很大增长,但民国总长与国会议员的薪俸之高,仍大大超过清代同级别官员。不过,最具负面性的并不是这种薪俸的财政后果,而是这种要求本身直接动摇了议院的合道性基础。自晚清以来,在一般人心目中,“官”的含义已经日益负面化。也因此,当时人对行政部的腐败颇有习以为常之感,而反过来,对立法部,则每以清廉相期。张东荪明确地看到,当时议员“以行政官吏为比例,以为彼月拥数千金,我何吝于此。殊不知议员与官吏不可同日而语。议员之声价未尝不在清高,今则以与官吏角一日之雌雄,殆犹室女与妓家争上下者,言之丑也,其尚有廉耻乎?”[11]事实上,当时大部分人往往只知道共和政治必须有国会,对其具体功能与运作方式则不甚了了,他们多把议员作为与腐败的“官僚”不同的另一群体,其心中所悬想的形象,倒颇类似传统的清流。议员自争俸禄,这种“室女与妓家争上下”的行为,无疑会严重地打击国会在一般人心中的威信。

  张东荪随后在反对允许议员兼任阁员时,更是将议员的自律问题与整个共和政治的成败联系到一起。他认为,此条文“在议会道德易于坠落之国”,“必使议会如传舍,议员为仕宦进身之階,奔竞之途大开,廉耻荡然”。而其结果,“政治不进,必致全国之人皆痛恨于代议制度、内阁制度而后已也”。[12] 这并非说服人而故作夸大之词。帝制改为共和,实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而正如梁启超所说:“凡国家非有一机关焉为国民信仰之中心,则决无从捖抟其民以维持其国”, “君主政治之有君主也,共和政治之有议会也,皆全国信仰中心之所攸集也。此信仰一破,则其政体遂不能以自存”。中国在君主制信仰破碎后,“群情散落,无所栖寄,相率以捧而献之于国会。国会之赓续此信仰,若垂裳以受禅代,辟帷以纳归客,乘势之顺,报功之易,旷代所未尝遇也”。[13] 由此可知,即使在对“多数政治”持保留态度的梁启超眼中,国会也已经成为了民国政治的关键。

  张东荪也观察到,国体改为共和以后,“滔滔者以为共和国以民为本位,非扩张民权不可也。天下大逆不道者,莫抗民权若。于是一行政问题起,必持民权说以解释之;一立法问题兴,亦必持民权说以左右之”。[14] 在此背景下,时人普遍认为代表民权的国会自然成了新的政治权势中心。但另一方面,梁启超也发现,国会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我国会非能如欧洲中世之教会,如东西各专制国之君主,有历史上遗传之信仰,可以定民志勿使贰也;非如英国之国会,经数百年之蜕化,积小高大,而有以孚于其民也。” 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以数千年未或睹闻之事,而仓卒急就于期月之间”,结果“与斯选者,什九皆新进之士,微论才器若何宏远,要之未尝有成绩往烈予国人以共见,国人视之泊如也。昔于令升痛晋德之衰,而谓其创基植本本异于三代,我国会实当之矣”。简言之,由于中国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因此新国会缺乏对其存在最为重要的历史权威;虽然梁启超强调对此时的中国,“苟国会而不能保其为信仰中心之资格,则此中心者将永无道以发生”,但以国会现在的表现,则失望仍必迅速而来,事实上,“未及三月,而天下之望,殆已尽去”。[15]

  对国会根基不足的观察,提示了一个从清末以来越来越突出的现象,那就是伴随正统的衰落与各边缘群体的兴起,整个社会越来越失去了重心。具体说来,废科举打断了延续近1300年的政教体系,使上升性社会变动方式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在传统的士人渐趋消亡之时,各新兴群体(如商人、军人、留学生等)虽然开始进入中心,却并未能承担起士人原有的政治与文化功能,且由于世变的加速,他们往往进入中心后不久即落伍,并被其它群体所取代。[16]这种边缘化并非全来自外力压迫,有时甚至出于自觉,最典型即为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自我边缘化。[17] 而不管如何,其结果,则如章太炎所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18]

  

  第二节 “因人制法”及其问题

  

  张东荪对民二国会的一个根本批评,即是其“因人制法”,开以法律为政争工具的恶例。而最代表这一问题的多方面意涵的,就是民二国会对于总统任期长短与能否连任的争论。国会开幕之时,正值宋案发生后不久,南方国民党虽然多主张法律解决,但集矢于袁世凯的局面已经形成。此时进步党尚未成立,国民党在两院中均占有多数,因此国会与袁世凯的紧张关系更加难以化解。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1913年6月30日)后不久,南方的武力讨袁即发动(1913年7月12日),这就使得制宪从一开始就在紧张的对立气氛中进行。宪法起草委员会起初规定总统任期六年,但不得连任,就明显反映了他们不得不选袁世凯而又不愿其连任的心态。这种专为对待一人的立法,张东荪直指其为“因人制法”。[19]

  此种“因人制法”的现象,在民初几年大为盛行,而其肇始,则在《临时约法》制定时期。《临时约法》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规定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目的则是在大总统不得不举袁世凯的情况下,以内阁制度约束其权力。[20] 此后的临时参议院则秉承了这一“因人制法”的不良传统,它的大部分立法,在梁启超看来,都是“对人制法”而非“以法范人”,他直言:“对人制法,则必易一人而法随之,是法之纷更将无已也”。[21]

  张东荪后来也说:“法之为物,即在公正,失其公正,法力则消”,此种“利用法律”之例一开,“则法律之公正为之消失,法律之高贵亦因而不立。于是国家之平安、社会之秩序永不能固定,其结果以国家不得治平,社会不得安善,而至于不可收拾”。[22] 张东荪这段言论发表于1916年4月,当时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在即,国会行将再次召集,就此而言,他话里实际上包含着总结此前数年民国立法的教训,并对将要重新开会的国会提出忠告的意味。

  民元时期各方多爱以美国建立比拟民国草创,盖因美国以各州代表联合制宪而立国,与民国十七省代表共同制定《临时约法》表面相似。[23] 美国革命本具有二重性,不仅是反对君主制,而且是反对一个外来政权,法国革命则仅具有反对君主制的一面,也因此,主张种族革命的民初人自然倾慕美国过于法国;而另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按照契约论原则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国家,那么,这一比拟的背后实际上暗含着中国此前并非一个国家,民国代清如同建立新国的意思在内。就当时人的心态而言,如前所述,民国建立绝非仅是改朝换代式的“开国”,更是推陈出新式的“开新纪元”,而在政治方面,则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创立规则的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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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评论》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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