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柱 杨 楠 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演进:基于战略惯性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 次 更新时间:2020-03-22 15: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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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柱 (进入专栏)   杨楠  

  

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演进:基于战略惯性的视角


刘国柱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

杨  楠(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 冷战结束初期,基于捍卫国土安全、维持权力平衡、遏制“流氓国家”、建立民主和平、协助海外盟友等“五大支柱”,美国政府在短期内规划并实践了以维护美国“首要地位”、建构并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目标的大战略。在短期内,对大战略既定路径的遵循有助于美国实现其全球利益。从长期看,对大战略的路径依赖使其内部出现了战略惯性,其直接结果是决策精英群体难以对其中存在的缺陷进行调整和改善。对美国大战略惯性的考察可以置于组织战略惯性的视阈下进行,其产生并逐步增强的因素源于美国政府的遵守承诺、固化认知和有限理性。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美国大战略惯性得以形成并逐步深化。奥巴马政府意识到了惯性对美国大战略的掣肘,但在调整过程中却陷入困境。特朗普执政后,将“克服惯性”作为大战略转向进程的核心理念与首要要务。尽管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改革进程遭遇诸多阻力,但至今仍未停滞,且日趋深化。

  

   [关键词] 美国大战略;战略惯性;“五大支柱”;特朗普政府

  

  

   作为一种宏观统筹之策,大战略(grand strategy)长期居于美国政策规划体系的核心地位。这种旨在维护国家安全、谋求国家利益的整体方略具有重要的导向性意义,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后美国外交、经济及军事等政策的制定与发展。鉴于国家政治生态中的诸多因素均可置于大战略之下加以认知及讨论,美国对该理念的诠释自始至终都备受世界各国政府所瞩目,其中的利益取舍亦长期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

   美国大战略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源于其国内外战略环境的变化,这一点在后冷战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难以匹敌的优势,相应大战略的规划与推进皆致力于塑造一种有助于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的国际秩序。然而近几年来,国际局势的明显变化使华盛顿面临颇为严峻的挑战。尽管“多极化时代已经到来”的判断仍值得商榷,但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已愈发富有争议性,2017年特朗普的上任及随之诉诸的一系列行动更被相当一部分人视为“后冷战时代终结”的标志①。在这种背景下,新一轮围绕美国大战略展开的探讨随之涌现。美国政府怎样在自身相对实力衰减、中国迅速崛起的窘境下对大战略予以考量及重构?美国的政策精英们在面对诸多可供选择的大战略概念时应如何进行取舍?大战略的目的是追求其“自由主义利维坦”身份的延续,还是转而建构“美国堡垒”?这些问题已然成为当前政学两界关注的重点议题。为尝试回答上述疑惑,本文试图从美国大战略的概念内涵出发,借助企业管理中战略惯性的理论,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发展史进行梳理,分析促使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大战略进行调整的动因,进而洞悉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实质与走势。

  

一、美国大战略与战略惯性

   (一)美国学界对大战略的认知维度

   美国政治语境中长期存在的“大战略”属典型意义上实践先行于理论的概念。尽管直至20世纪初期这一命题方为军事学家哈特(Liddell

   Hart)所正式提出并定义②,但早期的美国决策者们在厘定国家治理路径时,大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了该概念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冷战成为了美国大战略理论及实践的试金石。为在旷日持久的两级对峙情势中占得先机,同样也为了凸显自身施政的特性,历任美国总统都倾向于在上任初期设立一种长期有效、用以统筹规划各领域政策的理论框架,并尽可能确保日后诉诸的行动皆处于这一既定结构之中。也正是由于这种“整体规划”的传统长期得以延续,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才“出现了真正的大战略”[[1]]37。自21世纪初以来,大战略频频出现于美国各类书刊与文章之中,成为当之无愧的热点词。由于其涵盖的内容过于广阔,甚至有学者一度将其视为一种不具备实质性意义的“时髦用语(Buzzword)”[2]。

   冷战时期,美国学界已对大战略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尝试超越“战术”对“战略”的桎梏,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一概念。一方面,如柯林斯(John Collins)等军事史学家开始意识到大战略不仅包括军事战略,而是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心理等各要素的汇集体[3]43;另一方面,其他领域的学者以历史现实与大国战略案例为基础,陆续加入有关美国大战略的探讨之中,充实了其理论内涵,比如威廉斯(William A. Williams)与拉费伯尔(Walter LaFeber)等新左派史学家正是基于对不同时期美国经济、贸易与国内资源等诸多要素进行比照分析,才提出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4]306-326; [5]289-312。总体而言,早期西方学界对美国大战略的研讨呈现模糊与碎片化的特征。

   冷战结束初期,大量以美国大战略为主题的学术作品出现。此时美国空前的优势地位使得其国内学界对“大战略”这一核心的概念界定体现出多样性与差异性。截至目前,美国学界对大战略的认识可大体上被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别:

   第一类倾向于沿袭哈特、柯林斯等早期战略学家的传统,仍将大战略视为一种相对抽象的“顶层规划”,并着重强调决策者在制定该规划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基于冷战这一鲜活的蓝本,沃尔特(Stephen Walt)与肯尼迪(Paul Kennedy)在20世纪80年代末先后对美国大战略进行了探讨,推动相关研究迈入全新阶段。前者认为大战略的实质即国家“为保自身安全所做的规划”,而政治和军事行为则作为一种手段被纳入该规划之中[6]6;后者在《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一书中明确指出大战略虽超越了军事战略,但仍是一种“克劳塞维茨主义的艺术”,是一种“领导者通过发动国内军事及非军事要素来长期保持并提高国家利益”的规划,而完成这一规划将依靠其“智慧和判断力”[7]4。“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促使学者们在界定大战略时更加强调决策者的个人意志在这一规划中的效用。例如菲弗(Peter Feaver)就认为大战略是“一系列计划及政策的集合体”,而“领导者的想法与期望决定了其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purposive action)’”[8]。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视大战略为“刻意设计”的计划,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国内要素都要“主动适配”这种计划[9]。甚至有学者指出大战略中掺杂了过多的个人因素,颇具讽刺地称其不过是“政治家、将军和外交官蜷缩在地图周围,盘算着如何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保护捍卫自身‘国家利益’”的过程[10]8。

   第二类定义着重强调大战略所带有的导向性作用,将其视为某一长时段内左右国家具体行动与资源分配的“指导原则”。这种认知大部分出自冷战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倾向于将大战略作为一种更为具体且细化的“指南”与“守则”加以研讨;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便是加迪斯(John Gaddis)“用尽其所能,完成其所需”的经典定义③;而马特尔(William Martel)“国家通过调动所有国内外资源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一套操作指南”[11]45的界定亦同样反映了这种观念。与此同时,这些学者大都认为大战略的开展是基于政客、外交家、军方领导者、情报官员等人的“共同战略视野(shared strategic vision)”[7]11,而非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个人任务,如乔列特(Derek Chollet)与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就认为凯南(George Kennan)通过冷战初期的“长电文”引导了冷战初期美国大战略的走向[12]65。

   第三类群体认为大战略是一种表现国家具体行为的术语,是匹配国家资源和国际环境的“概念工具”;同等条件下,遵循既定的大战略路径有助于纠正一国可能出现的行为偏差,从而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波森(Barry Posen)所述,大战略即“民族国家用来维护自身安全,同时整合军事、政治因素的目的链”[1]1。布兰茨(Hal Brands)与米勒(Paul Miller)这些当代美国战略学家也同样倾向于将大战略视为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一系列行为(pattern of behavior)”,其实质是对“相互矛盾的事项之间进行权衡”[13]238; [14]13-20。近几年来,美国国际关系学有关大战略的考察几乎都是在这一类视阈下开展的。

   上述学者对美国大战略的认知大都基于特定时段的国际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嵌入其对国际局势的深入分析,及对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的评估,而这种认知模式无疑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也正是如此,美国学界长期试图以持续四十余年之久的冷战为蓝本,为美国建构一个更具有前瞻性的大战略概念,并籍此探讨如何运用其各种形式的力量和资源来维持并改善自身的全球地位。正如一些战略理论家所意识到的,有效的美国大战略理念应既应具备“诊断性(diagnostic)”的作用,同时也体现“规定性(prescriptive)”的特质[15]。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当代国际社会语境下的“大战略”可被视为“国家基于内外战略环境与自身行事原则对维护自身利益的路径予以规划,并依照该路径调动国内所有资源,从而诉诸行动”的总体构思。

  

   (二)“五大支柱”:确保美国“首要地位”的大战略基础

   对于大战略认知的差异性凸显了其“长时段”、“广资源”,以及“利益优先”等本质属性,同时亦为研究者粗略地勾勒出一种用以分析并探讨高度复杂的美国大战略之框架。正如莱恩(Christopher Layne)所述,大战略的实质无疑是“国家为追求安全而适配的目标和手段(ends and means)”[16]8④。因此,作为宏观概念的“大战略”一词至少包括两层基本属性,即“对战略目标的确定”及“对具体手段的权衡”。这是洞悉美国大战略最为直观的两个维度⑤。

自二战结束后,美国大战略的既定目标长期保持一致,即长期稳定维持自身的“首要地位(primacy)”,而达成该目标的前提条件在于确保国家安全。美国的执政者为实现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试图通过确立数量多、内涵广且相互交错的长期目标来确保其核心利益,维护自身国土安全和经济繁荣,并对国际环境进行治理,从而削弱各种针对自身的威胁。同时,美国亦希望通过推动自由经济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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